晚清时期清朝为何不合纵连横，对抗外国？
晚清时期，清朝之所以未能有效地采取“合纵连横”策略来对抗外国侵略，原因错综复杂，涉及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以及国际关系的多个层面。这是一个长期积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分析这些原因：
一、 内部政治结构的僵化与保守
1. 皇权至上与官僚体系的低效:
皇权束缚: 晚清时期，皇权依然是绝对的核心。皇帝个人的能力、判断力以及他所依赖的少数亲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决策。这导致决策过程往往缺乏集思广益，容易受到个人情绪、偏见的影响。
官僚的惰性与保守: 庞大的官僚体系僵化腐朽，效率低下。各级官员普遍缺乏战略眼光和危机意识，更注重维护自身利益和既得地位，而不是积极寻求改革和应对挑战。他们习惯于沿袭旧制，对任何可能触动自身权力的改革都持抵制态度。
部门间的扯皮与推诿: 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各部委之间（如礼部、兵部、户部等）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常常出现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导致政令不畅，行动迟缓。
2. 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权力倾轧:
保守派 vs. 改革派: 朝廷内部存在着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和以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保守派对西方事物抱有极大的敌意和恐惧，反对任何学习西方的举措，这极大地阻碍了改革和有效应对外国侵略的措施的出台。
因人设事与个人恩怨: 政治决策常常受到个人恩怨、派系利益的影响，而不是基于国家整体利益。例如，一些有能力有远见的官员，可能因为不属于某个派系而被排斥，或者他们的建议因为不合某些人的意而被否决。
3. 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与公民意识:
忠君而非爱国: 清朝长期以来强调“忠君”，将国家认同与效忠皇帝和满洲贵族联系在一起。这导致国民的忠诚对象是皇帝，而非国家本身。当国家利益与皇帝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国民的反应可能不会像现代国家那样一致。
“天下”观念的局限性: 许多国人仍抱有“天下”的观念，将外国视为“蛮夷”，对国际政治格局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们不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更难理解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联盟以对抗共同敌人的必要性。
二、 经济与军事的落后与失调
1. 经济基础薄弱且不适应时代:
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清朝经济严重依赖农业，工业基础薄弱，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几乎为零。这使得国家在战争中缺乏持续的物资供应和生产能力。
财政收入不足与管理混乱: 尽管国库并不完全空虚，但由于税收体系陈旧，地方财政独立性强，中央财政收入不稳定且难以集中使用。战争赔款的负担更是雪上加霜，将有限的财政资源进一步挤压。
对外国贷款的依赖: 随着战争的加剧，清政府不得不依赖外国贷款来维持运转，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其难以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
2. 军事力量的衰败与改革的滞后:
八旗、绿营的腐朽: 作为清朝主要军事力量的八旗和绿营兵，早已丧失了战斗力，装备落后，训练废弛，成为摆设。
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尽管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建立了新的军事工厂和海军，但其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即只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触动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这使得军事改革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缺乏体制和思想上的根本变革。
陆海军的割裂与各自为政: 北洋水师和陆军各部之间的协调性极差，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战略部署。各省的督抚也拥有自己的军队，中央的调动能力有限。
将领的素质和指挥能力: 许多清朝将领并非专业军人出身，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和战略指挥能力，战术思想陈旧。
三、 思想文化与外交观念的阻碍
1. “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与蔑视西方:
闭关锁国遗留的观念: 长期以来，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不过是“奇技淫巧”之国，不足为虑。
对西方文明的误解与恐惧: 当西方文明的冲击到来时，统治阶层和部分民众对西方文化、制度产生了误解和恐惧，认为其威胁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秩序，从而采取抵制态度。
缺乏国际法观念: 清朝官员对现代国际法和外交准则不熟悉，处理国际关系时往往遵循传统的“恩威并施”、“羁縻”等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国际政治的规则。
2. 对“合纵连横”策略的理解与运用不足:
传统“合纵连横”的局限性: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合纵连横”的策略，但这更多地发生在诸侯割据、权力相对分散的时代。在清朝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一人说了算，其决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以及对外采取灵活策略的能力都受到限制。
信息不对称与战略误判: 清朝对外国的真实意图、实力以及国际局势的了解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他们往往低估对手，或者对局势的演变产生误判，导致无法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 多数决策者着眼于眼前，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对未来趋势的预判。因此，他们难以制定出能够持久有效的“合纵连横”计划。
四、 国际关系环境的复杂性与变化
1. 列强的利益分歧与“势力范围”的争夺:
并非铁板一块的联盟: 尽管列强共同侵略中国，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和竞争。例如，英、法、俄、日等国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并围绕“势力范围”展开争夺。
“以夷制夷”策略的被动性: 清朝政府有时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即所谓的“以夷制夷”。然而，这种策略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而且效果有限。一旦列强的共同利益（如分割中国）大于其分歧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抗清朝。
失去主动权: 清朝在与列强的交涉中，早已失去了主动权，其外交策略往往是被列强所逼迫和牵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主动地去组织一个对抗性的“合纵连横”联盟，其难度可想而知。
2. 与外国建立联盟的现实障碍:
信任危机: 清朝政府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缺乏信任，其承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实力差距: 清朝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使得它难以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军事同盟伙伴。其他国家不会愿意与一个注定失败的力量结盟。
文化和制度的隔阂: 中西文化和制度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建立深层度的合作关系变得困难。
具体案例说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恭亲王奕訢和僧格林沁等人曾试图利用俄国来牵制英国，但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广泛的利益，这种“合纵”的可能也随之降低。
甲午战争前： 李鸿章曾试图与俄国等国结盟来对抗日本，但最终未能形成有效的联盟。日本的快速崛起和朝鲜问题的激化，使得东亚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清朝的传统外交手段已无法应对。
庚子事变后： 清朝内部出现立宪派等希望通过改革来吸引外国支持的声音，但慈禧太后坚持抵抗，并最终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华。事后，清朝更加依赖外国维持统治，更加难以实施对抗性的外交策略。
总结来说， 晚清清朝未能采取有效的“合纵连横”策略来对抗外国侵略，是由于其内部政治结构的僵化腐朽、官僚体系的低效保守、思想文化的陈旧与对外认识的不足、经济军事的落后与失调，以及国际环境中列强格局的复杂变化和自身在国际社会缺乏主动权与信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使得清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冲击时，只能被动应付，最终走向衰亡。它并非简单地“不为”或“不想”，而是缺乏进行有效“合纵连横”所必需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
一、 内部政治结构的僵化与保守
1. 皇权至上与官僚体系的低效:
皇权束缚: 晚清时期，皇权依然是绝对的核心。皇帝个人的能力、判断力以及他所依赖的少数亲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决策。这导致决策过程往往缺乏集思广益，容易受到个人情绪、偏见的影响。
官僚的惰性与保守: 庞大的官僚体系僵化腐朽，效率低下。各级官员普遍缺乏战略眼光和危机意识，更注重维护自身利益和既得地位，而不是积极寻求改革和应对挑战。他们习惯于沿袭旧制，对任何可能触动自身权力的改革都持抵制态度。
部门间的扯皮与推诿: 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各部委之间（如礼部、兵部、户部等）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常常出现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导致政令不畅，行动迟缓。
2. 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权力倾轧:
保守派 vs. 改革派: 朝廷内部存在着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和以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保守派对西方事物抱有极大的敌意和恐惧，反对任何学习西方的举措，这极大地阻碍了改革和有效应对外国侵略的措施的出台。
因人设事与个人恩怨: 政治决策常常受到个人恩怨、派系利益的影响，而不是基于国家整体利益。例如，一些有能力有远见的官员，可能因为不属于某个派系而被排斥，或者他们的建议因为不合某些人的意而被否决。
3. 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与公民意识:
忠君而非爱国: 清朝长期以来强调“忠君”，将国家认同与效忠皇帝和满洲贵族联系在一起。这导致国民的忠诚对象是皇帝，而非国家本身。当国家利益与皇帝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国民的反应可能不会像现代国家那样一致。
“天下”观念的局限性: 许多国人仍抱有“天下”的观念，将外国视为“蛮夷”，对国际政治格局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们不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更难理解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联盟以对抗共同敌人的必要性。
二、 经济与军事的落后与失调
1. 经济基础薄弱且不适应时代:
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清朝经济严重依赖农业，工业基础薄弱，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几乎为零。这使得国家在战争中缺乏持续的物资供应和生产能力。
财政收入不足与管理混乱: 尽管国库并不完全空虚，但由于税收体系陈旧，地方财政独立性强，中央财政收入不稳定且难以集中使用。战争赔款的负担更是雪上加霜，将有限的财政资源进一步挤压。
对外国贷款的依赖: 随着战争的加剧，清政府不得不依赖外国贷款来维持运转，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其难以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
2. 军事力量的衰败与改革的滞后:
八旗、绿营的腐朽: 作为清朝主要军事力量的八旗和绿营兵，早已丧失了战斗力，装备落后，训练废弛，成为摆设。
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尽管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建立了新的军事工厂和海军，但其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即只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触动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这使得军事改革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缺乏体制和思想上的根本变革。
陆海军的割裂与各自为政: 北洋水师和陆军各部之间的协调性极差，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战略部署。各省的督抚也拥有自己的军队，中央的调动能力有限。
将领的素质和指挥能力: 许多清朝将领并非专业军人出身，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和战略指挥能力，战术思想陈旧。
三、 思想文化与外交观念的阻碍
1. “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与蔑视西方:
闭关锁国遗留的观念: 长期以来，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不过是“奇技淫巧”之国，不足为虑。
对西方文明的误解与恐惧: 当西方文明的冲击到来时，统治阶层和部分民众对西方文化、制度产生了误解和恐惧，认为其威胁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秩序，从而采取抵制态度。
缺乏国际法观念: 清朝官员对现代国际法和外交准则不熟悉，处理国际关系时往往遵循传统的“恩威并施”、“羁縻”等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国际政治的规则。
2. 对“合纵连横”策略的理解与运用不足:
传统“合纵连横”的局限性: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合纵连横”的策略，但这更多地发生在诸侯割据、权力相对分散的时代。在清朝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一人说了算，其决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以及对外采取灵活策略的能力都受到限制。
信息不对称与战略误判: 清朝对外国的真实意图、实力以及国际局势的了解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他们往往低估对手，或者对局势的演变产生误判，导致无法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 多数决策者着眼于眼前，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对未来趋势的预判。因此，他们难以制定出能够持久有效的“合纵连横”计划。
四、 国际关系环境的复杂性与变化
1. 列强的利益分歧与“势力范围”的争夺:
并非铁板一块的联盟: 尽管列强共同侵略中国，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和竞争。例如，英、法、俄、日等国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并围绕“势力范围”展开争夺。
“以夷制夷”策略的被动性: 清朝政府有时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即所谓的“以夷制夷”。然而，这种策略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而且效果有限。一旦列强的共同利益（如分割中国）大于其分歧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抗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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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差距: 清朝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使得它难以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军事同盟伙伴。其他国家不会愿意与一个注定失败的力量结盟。
文化和制度的隔阂: 中西文化和制度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建立深层度的合作关系变得困难。
具体案例说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恭亲王奕訢和僧格林沁等人曾试图利用俄国来牵制英国，但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广泛的利益，这种“合纵”的可能也随之降低。
甲午战争前： 李鸿章曾试图与俄国等国结盟来对抗日本，但最终未能形成有效的联盟。日本的快速崛起和朝鲜问题的激化，使得东亚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清朝的传统外交手段已无法应对。
庚子事变后： 清朝内部出现立宪派等希望通过改革来吸引外国支持的声音，但慈禧太后坚持抵抗，并最终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华。事后，清朝更加依赖外国维持统治，更加难以实施对抗性的外交策略。
总结来说， 晚清清朝未能采取有效的“合纵连横”策略来对抗外国侵略，是由于其内部政治结构的僵化腐朽、官僚体系的低效保守、思想文化的陈旧与对外认识的不足、经济军事的落后与失调，以及国际环境中列强格局的复杂变化和自身在国际社会缺乏主动权与信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使得清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冲击时，只能被动应付，最终走向衰亡。它并非简单地“不为”或“不想”，而是缺乏进行有效“合纵连横”所必需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
网友意见
波兰：我合纵连横，对抗苏德！
摆不清自己位置，做着天朝上国梦，总想着“以夷制夷”，还特别仇视大英。实际上清末外交记住一条就行了：
——能做大英的狗就是最大的荣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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