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晚清至建国前出了那么多大师？如辜鸿铭、钱锺书、陈寅恪等。
要说这“那么多”大师的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历史因素交织、碰撞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细细道来：
一、 剧烈的社会变革是思想催化剂
晚清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千年帝制土崩瓦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传统秩序被颠覆，新的思想观念如同潮水般涌入。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迫使读书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民族和未来。
危机意识的觉醒： 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强制打开，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种深切的危机感，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无数知识分子。他们不再沉溺于传统的科举功名，而是开始思考如何救国救民，如何才能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这种使命感和紧迫感，是催生伟大思想家的重要土壤。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启蒙思想、科学技术、哲学体系。他们一方面痛斥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和侵略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其在科学、制度、思想上的先进。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辨过程，为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辜鸿铭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同时又能流利运用西方语言和理论进行辩护，便是这种碰撞下的产物。钱锺书先生博览群书，融汇中西，他的学问正是建立在对东西方文化深刻理解和消化吸收之上。
思想的解放与多元化： 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各种政治思潮、学术流派在中国土地上竞相登场，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各种主义的涌现，思想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多元。这种激烈的思想交锋，不仅锻炼了学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二、 学术传承的特殊性与断裂
虽然我们说“那么多”大师，但他们的学术传承也经历了一个特殊而又充满断裂的时期。
旧学根基的深厚： 许多大师（如陈寅恪、王国维）都接受过极其扎实的中国传统学术训练。他们精通古文、史学、哲学、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无人能及。这种深厚的底蕴，使得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有了一个稳固的参照系和批判的出发点。他们不是简单地“崇洋媚外”，而是能够用自己民族的智慧去理解和审视外来文化。
海外求学的经历： 像陈寅恪、胡适、梅贻琦等都曾留学海外，接触到西方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他们将这些先进的治学理念带回国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水平。陈寅恪先生在牛津大学攻读的导师，正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巨擘，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史学大家奠定了基础。
学脉的流转与重塑： 在社会动荡中，传统的学术师承关系受到冲击，但新的学脉也在悄然形成。像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样的机构，汇聚了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等一流学者，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代青年学者的学术风范。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立场和风格各异，但他们都致力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塑中国学术的生命力。
三、 知识分子特殊的社会角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是空前高涨的。
“士”的使命感： 中国传统文化中，“士”肩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尽管时代变迁，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并未完全消失，反而被民族危亡的现实所放大。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引导国家走向光明。
“文化抵抗”的自觉：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文化抵抗”意识，他们试图通过发掘、整理、阐释和创新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来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并以此凝聚民族精神。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的出版，正是这种自觉的体现。
对思想启蒙的执着： 从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到新文化运动的“反孔倒倒”，再到后来对各种主义的探索，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启蒙者角色。他们用自己的笔和思想，试图唤醒国民的意识，改造社会的思想。这种对思想启蒙的执着，使得他们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群体。
四、 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在特定时期）
尽管社会动荡，但在某些时期和某些机构，知识分子还是获得了一段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和创作空间。
民国时期的学术黄金时代： 许多学者认为，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中国近代学术的黄金时期。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拥有相对优越的学术环境。著名学者可以在这里进行研究、教学，发表著作。这些机构成为了大师们孕育思想、贡献智慧的重要平台。
著作的积累与传播： 在那个时期，书籍的出版业虽然有一定限制，但依然能够运作。学者们通过撰写专著、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将自己的学术成果传播开来，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举例说明：
辜鸿铭： 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学者的风骨，但也积极拥抱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语言和逻辑来捍卫中国的文化价值。他的学问是“东方精神”在西方语境下的辩护，是对那个时代文化自信危机的回应。
钱锺书： 他是真正的通才博学，治学严谨，文字辛辣幽默，对中外文学、哲学、史学都有极深的造诣。他的《管锥篇》便是将中国古代文献与西方学术思想进行大规模的、精密的对话，是那个时代学术融合的极致体现。他的人生经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他既有对学术的纯粹追求，也身处政治变革的漩涡。
陈寅恪： 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史学家，对历史的考据和文献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屈服于任何外力，将中国史学推向了新的高度。他的学术生涯本身就是一段在乱世中守护学术尊严的传奇。
总而言之，晚清至建国前之所以能涌现出如此多的文化巨匠，是因为那个时代既有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冲击，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反思、学习和创造的契机。剧烈的社会变革催生了强烈的使命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激发了思想的活力，深厚的传统学养与西学为体共同造就了他们的博大精深。这些大师们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坚韧的精神，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启示。他们是那个时代孕育出的瑰宝，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思想，将永远被铭记。
网友意见
以民国大师的水准衡量的话，现代中国可以出一堆这类水准的大师
太扯？要不要问一下当年的中国理工方面有几个大师？
在一片文盲的状态下，突然来几个知识人自然就觉得高大上了。
所谓的大师的名言，在今天无非就是几个段子手。
看清楚题目，题目说：为什么晚清至建国前出了那么多大师？如辜鸿铭、钱锺书、陈寅恪等等
我的回答是：对比现代中国，民国时期并没有出什么大师。
要比，应当是和其他国家比较，而不是关起门来自称大师。
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在1915年的时候，我不说中国能不能出一个爱因斯坦，也不说中国人几个人能了解相对论，但说有几个人知道“相对论”？
1913年，约瑟夫汤姆逊发现了同位素
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
20世纪初西方涌现了一大批足以可以影响到今天的伟大天才，他们包括但不限于：
马克斯·普朗克、
尼尔斯·玻尔、
沃纳·海森堡、
埃尔温·薛定谔、
沃尔夫冈·泡利、
路易·德布罗意、
马克斯·玻恩、
恩里科·费米、
保罗·狄拉克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在谈论民国所谓的大师，我总觉得大师这个称谓真的是太廉价了。
我不是比现代中国，而是比当年世界上其他国家。民国时期是各种科学的大爆发时期，马克斯·普朗克、尼尔斯·玻尔、沃纳·海森堡、埃尔温·薛定谔、沃尔夫冈·泡利、路易·德布罗意、马克斯·玻恩、恩里科·费米、保罗·狄拉克，爱因斯坦之类的和他们同一个时代的人，我可没说比现在的某某某，对不？
说话讲良心，就不谈理工科吧，就说文科，既然民国出了那么多大师，为什么得奖的是莫言和高行健？当然，高行健是2000年得奖，他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算是法国人，但是他得奖的《灵山》可是在1990年就出版了，那时候他还是中国国籍，这点没错吧
当然你批评我批判者比被批判者高一等，我当然只是一个小人物，敢问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审们都是瞎子不成？
苏联不如英美德多，很简单，苏联本身科技没有英美德那么发达，苏联是一个相当后发的国家，苏联接手俄国之前，俄国是啥样？克里米亚战争被英法打的灰头土脸，且苏联的生活条件远不如英美德。
如果说这样还不能体现国家自身对于诺贝尔的影响，那么我们评价一下日本在前后时期的不同。日本第一个诺贝尔出现在1949年汤川秀树获奖，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生活大幅度 改善，带动了一大批日本科学家获奖，尤其是21世纪以后，日本人才完全是井喷。
有些人啊，上课听马克思主义，下课完全忘光，当然我不是说马克思就是如何正确，我只是说学了一些东西要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一部分人被从体力劳动解放出来，从事专业的脑力劳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大爆发时期。大科技爆发的前提就是这帮大师们有钱，有闲。
天天为生计发愁，也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这个军阀打过来，那个日本军打过来，哪有什么心思搞什么科研？鲁迅当年为什么要弃医从文？不就是为了救国吗？没办法，大师们也不想，虽然大师是大师，大师很牛B，但是大师也要喝水吃饭，大师也有七情六欲，大师也有个知识分子面子问题，大师也要讲究派头，关在家里不行，大师也需要交流，和国际接轨，大师也是人。
我就很不明白，其实这些道理非常非常简单，没什么高深的，怎么就是有人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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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哪个时期都有一帮的遗老遗少，清朝灭亡的时候有辫子军，今天也有崇拜当年的民国“大师”，也是因为民国实在是乏善可陈，平民实在很惨，拜无可拜，就拿出一帮大师说事。
这帮人实际上本质上就是反现代化。这种人不但是中国有，外国也有，像甘地那帮人也是一样。
民国时期的“大师”果断有，但是那些人是美国人，纯粹接受的美国教育，和民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例如杨振宁，李政道这帮人，当年他们获得诺贝尔都是1957年的事了，算不得民国头上，和民国没什么关系，如果确切有关系，那就是出生在民国，如此而已。
动辄通宵多国语言的人，现在中国有多少？要不要去外交部瞄一下？要是这都能算大师，天朝现在的大师都能溢出来了
用一个民国大师的说法：你们这帮人就是九斤老太，遇到事只会先退让，先回到过去。本质上和原教旨主义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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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我比较喜欢
李沁峰的提法，尽管他反对我的答案，但是他指出的一个问题
说到大师，不得不提到西南联大，艰苦的条件，住得差，吃得差，经常受到炮火的袭击，拥有的只是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强国之志，所以专家辈出。那个时候的专家放到现在也能算大师了，不应该苛求前辈。 况且，现在的专家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砖家“，随着学术职业化，比如我熟悉的数学领域，大多数教授（甚至包括国外）都是仅仅站在前人肩膀上灌水而已，有什么值得自傲的？
这实际上就是我反复表达的一个观点：所谓的大师也好，专家也好，他是来自人类社会，他们的培养不能说脱离人类社会。
要培养大师，专家这类的人物，需要优厚的条件，需要住的好，吃的好，需要和平的环境，如果现代中国比过去中国更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吃得好住得好并且和平，因此现代中国的大师应该比过去多。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简单，却最难做。
能称为大师的，首先是天赋过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来谁是未来的天才，这是无法预测的，所以，我们应该：
- 大力普及教育，让未来有可能成为大师的小孩，有一个扎实的基础
- 提高整体收入，让有志成为大师的小孩不会为将来的吃穿住行发愁
- 建立和平的环境，让大师们不会被战争所困扰
就这几点来说，现代中国远比民国时期做的好，老老实实的做基础，天才和大师自然会降临。
建议大家看一看这个
为什么德国制造口碑那么好？这个作者写的非常好，引用一下
中国人一直以来犯的错误，就是，觉得制造业好像就跟武侠剧里面的武功一样，找到一本秘笈，或者诀窍，就可以成为顶尖高手，如果没有，那肯定哪里不对，还有秘笈或者诀窍没找到。
我百分之百的赞同他的观点，没有武功秘籍，不但是商品的制造，包括所谓的大师的生产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武功秘籍，没有什么诀窍，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东西。
最后，发一下我个人的私货，我个人不相信中医，中国功夫之类的玩意，医学和搏击之类的也是一样，科学的道理可循，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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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批评者：我知道你们在说现代中国的自由度不如民国，我知道你们想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大大师多是由于民国时期风气开放，更加自由。
我非常坦率的直接承认：是的。省的彼此打口水战，尽管我能举出一大堆反驳的例子，但是我懒得多费口舌。
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的自由度不能抵消现代中国更多的优势，这种例子最简单的就是苏联了，没有人认为苏联时期是自由的吧，苏联时期的大师出的少吗？
苏联时期的诺贝尔有文学奖，有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学奖，甚至还有一个经济学奖。SO，你还要说什么？
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以禁锢自由闻名的苏联出了成打的诺贝尔奖？
民国时期的自由不能抵消由于客观物质和环境原因带来的劣势，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话说有一日，海森伯格偶然路过一座古教堂，教堂内有一断碑，上文：先毕达哥拉斯，后亚里士多德，三百年前艾萨克，三百年后海森伯格，费米，爱因斯坦，狄拉克，玻尔，普朗克，郎之万，德布罗意，薛定谔…”
碑文中断，后不可查。
那海森伯格见了此碑文，长叹一声：“这年头，大师太多，实在不好混啊”
————那个年代大师多是天下大势
因为当代任何一个本科生扔到民国，配上那些大师的家世背景，这个平平无奇的本科生都会成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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