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晚清子民麻木不仁，无视国家，让鲁迅在《彷徨》中痛斥中国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晚清中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普通民众的心态。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失败，国家主权一步步被侵蚀，割地赔款如雪片般飞来。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偏远农村、信息闭塞的普通百姓而言，这些宏大的国家命运的变动，往往只是遥远的传闻，或者通过层层加码的赋税和兵役才具象化。他们的生活重心，依然是眼前的温饱、家庭的生计、土地的收成，以及地方上的乡邻关系。
这种“小农经济”的本质，使得民众的视野非常局限。他们习惯了自给自足、安分守己的生活模式，习惯了把希望寄托在祖先的庇佑和来年的丰收上。对于一个“国家”这个抽象的概念，他们可能更多地将其等同于皇帝、官府，而这些在他们心中往往是遥远、陌生、甚至充满恐惧的存在。一个普通农民，对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很难产生切身的体会和认同。他们的“国家”，更多的是一个模糊的符号，而不是一个需要他们积极维护的实体。
其次，封建统治的长期性以及官僚体系的腐败，也极大地削弱了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使得民众习惯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等级秩序，习惯了“民不与官争”。官僚体系的层层盘剥，贪污腐败的普遍存在，让“官”在民众心中往往与“害民”划上了等号。他们与官府的互动，更多的是在缴纳赋税、应付差役、忍受不公的境况下进行的。这种长期的、被压迫的经历，使得他们对权力的天然不信任，甚至是一种犬儒式的冷漠。他们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学会了用沉默来规避风险，而不是用反抗来争取改变。
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禁锢和教育的缺失，是造成这种“麻木不仁”的根源之一。儒家思想虽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其落脚点往往是个人道德修养和维护现有秩序。在晚清，这种思想在僵化的科举制度下，更是变成了死记硬背的八股文，脱离了现实的社会需求。绝大多数民众是文盲，他们接触不到先进的思想，也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当国家遭遇危机时，他们没有接受到任何关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的启蒙教育。他们的认知，停留在家族、村落的层面，缺乏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深切关怀。
西方列强的入侵，虽然带来了新事物，但其冲击往往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启发性的。炮舰的轰鸣、租界的设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是亡国的征兆，但对于身处底层的人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混乱和压迫，而不是一个需要他们去理解和应对的“国家”层面的危机。很多时候，他们感受到的更多是战争带来的破坏、税赋的增加、以及社会秩序的动荡，而这些，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对现实的绝望和对改变的疏离。
鲁迅在《彷 आहोत》中所描写的那些人物，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他们身上都带有某种程度的“麻木”或“沉沦”。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最终让她对生活失去了感知能力，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变得冷漠。吕纬甫曾经有过进步思想，但最终选择了屈从于现实的安逸。这些人物的遭遇，正是晚清社会环境下，个体在精神上被碾压、被消磨的缩影。
鲁迅痛斥中国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正是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沉默”的绝望。他看到了这种沉默并非源于满足或安宁，而是源于长期的压迫、教育的缺失、以及对现实的无力感。这种沉默，就像土壤里的种子，在缺水、缺肥的环境下，即使有爆发的潜力，也可能最终枯萎。
“爆发”意味着反抗，意味着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盼。而“沉默”则是一种被动的承受，是对命运的消极接受。当社会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力都压制到最低限度，当人们连反抗的勇气和觉悟都丧失殆尽时，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而过的命运。鲁迅的呐喊，是那个时代对民族精神衰弱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中国人民是否还有力量迎接未来的命运的严峻拷问。他希望唤醒的，正是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在沉默中逐渐走向灭亡的灵魂。
网友意见
其实另一个回答说的很好。
人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社会。
你不能鄙视岳飞的忠君思想。因为封建社会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你不能笑话古人用纸写信。因为20世纪以前没有电脑。
鲁迅痛斥国人是对的。因为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解体了。晚清子民麻木不仁也是对的。因为2000年就是这样过的。而且老百姓都不认字。
直到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老人还认为教员活着。认为教员是文殊菩萨转世。家里供着他的画像。每天烧香。
孙中山先生早年有句话：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这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孙中山对比国外后痛心感慨。
彼时的孙中山属于革命初期，立足点还是华侨、留学生等精英群，所以只能批判中国这个现象。至于为什么存在这一现象以及怎么才能解决，孙先生还得到几十年后自己步入晚年，才算可以说清楚。
但是，站在今天看当时，就很清楚了。
一个农民，不识字，平时出过村子，过年走亲戚才能在乡里转转，得到了最大新闻就是村里谁去县城听说什么事了；平时有个秀才老爷甚至识字的人说个话，都心悦诚服地崇拜接受；一年看几次戏，就是全部文化娱乐和三观教育；能接触的做大官是里长，里长跟几个士绅说点啥就不敢不办；现实意义中听说的做大官是县太爷，县太爷在心中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哪天万一遇到老远膝盖都不直了；至于皇帝，知道这个最厉害，真龙天子，但是除了戏里看几回，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真没任何感觉。
这样的人在旧中国特别是抗战前真的太多太普遍了，鲁迅的小说，几乎充斥最多的就是这类人物。这些人有好有坏，有憨有奸，但根本上都是最普遍也最底层的小人物。
你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国家是什么玩意，他们可能懂吗？
为什么只知道家，因为家是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缺吃的了，首先是找家族人借粮；想让人帮着照顾孩子，得托付家族人；外面人欺负自己了，得家族人一起上找回来。在古代社会里，家族几乎就是一个人的一切，任改朝换代，大家的生活都是这样。所以孙中山说中国人爱家，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就算略推广一点，到爱老乡，基本也就把一个人生活涵盖完了，别的没必要了。
至于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那是很虚幻的概念。别说国一级了，甚至省一级许多中国人也不清楚，英国人在广东打仗了，一个内地省里的人谁知道，最多是告诉你今年多交点税，只要还能承受那就交呗，反正面对的也就是里长和县里来的衙役。
阿Q的世界，就是未庄，除非走投无路到极点，这个未庄就是他世界全部。这个世界里，赵太爷钱太爷就是天，就是权威；秀才老爷就是理论知识权威。大家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哪怕最渺小的阿Q，去一趟县城看几个杀头，回来就能带来全村人震惊的传闻经历，就能享受一番崇拜目光。
这时候，你告诉未庄这些大大小小老百姓，国家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
中国这种生态就是封建时代农业社会的正常生态，皇帝抓住了读书人，抓住了枪杆子，就可以了，对于老百姓，只要赋税徭役是可以接受程度，大家不至于活不下去，就可以安然做天子的顺民。这既是生产力发展阶段决定的，也是封建时代通知需要决定的。
这不是老百姓麻木，是物质环境决定了精神意识。
当然，物质环境变化，老百姓也会精神随之变化。比如为什么义和团起山东发展于直隶京津？因为这一地区是外国势力直接进入地区，老百姓直接面对了洋人和教民的压迫，所以在一定引导下，出现了朴素的扶清灭洋意识。但这种意识的模糊没有体系的，缺乏科学指导的，所谓“清”和“洋”更多是压迫程度的轻重而提出的，并不是能够把“清”和现代国家意识结合起来。
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本殖民地国家，老百姓能够直面这种矛盾的情况并不多，所以义和团在京津如火如荼时候，江南百姓却继续日常过日子。
所以说，要想老百姓意识到什么是国家，就得进入现代。进入现代两个方式：
一是直接接触外面世界，尤其意识到面对外国侵略者，国家对于国民的价值。
二是真正教育国民，开启民智，深入基层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是国，国有什么意义，当然这个教育光靠说是没用，仅仅嘴上说那就是夏瑜那样悲剧结果。教育不是高高在上说，而是深入做，让老百姓理解接受信任，同时全力改造国家，让广大老百姓能享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发展成果，避免如义和团一般自己愿意保国却被国家的上层利用出卖。
第一条是感性认识，比较模糊，但一定程度也比较切身体会。做到第一条，靠的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侵略。尤其到了抗日战争，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都直接体会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从而意识到仅仅靠家是无法面对这种问题的，朴素的现代国家理念随着抗战深入而进入许多老百姓脑海中。
第二条是理性认识，真正意识到国家的意义和价值，并真正心甘情愿为国家发展而奋斗甚至牺牲。这一点必须伴随着深刻的国家改造及广泛宣传教育，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共产党一步步努力的结果了。
而鲁迅时代，他只能看到这种社会现象，意识到无论夏瑜那种视死如归还是假洋鬼子那种附庸革命都无法改变现状，却没有探索到最后一步，无法开出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的药方。
我曾经在一个回答里说过类似的事情。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下完整版
根据张鸣写的《世界末的看客》里面的介绍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趁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真是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像王大点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少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说是很多东西被他们拿走了，其实私底下被北京的老百姓偷着拿回家的多得是。大家还争相去看洋鬼子怎么对付大官的，都当成一景。你说你气愤不气愤？鲁迅也是看了这种情况，才有这个想法的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藤野先生》
“这一年我没有毕业，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俄日战争片）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不是一件紧要的事情，凡是愚若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麻木呢？你看那个王大点，怎么就没有一点作为中国人的自觉呢？怎么就不对这些事情痛心疾首呢？呵呵，狗屁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典型的家天下，统治者根本没把人民当个人，他们毫无政治权利，根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做主，在人民眼里，他们并不代表自己，他们仅仅能代表就是老李家，老刘家，老朱家，老爱新觉罗家，他们被打倒了，仅仅是你干不过人家，你无能，跟我有啥关系，我特么就是出来打酱油的。在他们眼中，故宫，圆明园，颐和园，这些都是老爱家的地方，我平时又进不去不五的，他被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活该！呸！法国人争着抢着出来买国债是为了拿破仑三世吗？醒醒吧，他们是为了自己，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不好，他们就不好。
你不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凭什么替你保卫你家地方？？你给钱吗？
为什么看着自己的同胞给别人杀了他们也无动于衷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同胞这个概念。也许他有亲戚这个概念，乡党这个概念，但是同胞这个概念真的出现的很晚。
迅哥儿他是有文化人，他还能出国，他出了国他身上就有了一个标签，中国人！这个标签是他摘不掉的，所以他会重新以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绍兴人，浙江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或者别的什么的眼光看世界。他用这种眼光一看才发现问题，就会发现中国人很多人不爱国，不以中国人自居，不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同胞，不以民族国家的概念看待中国。
但是发现这个问题也没用，不光治病救不了中国人，办杂志也救不了，出书也救不了。
君不见抗战时期，中国还有这么多汉奸，这么多伪军吗？当年29军和日本人在华北卢沟桥事变之后，张自忠将军还劝大伙别和日本人闹僵，不然29军就没法在北平呆了，当年在西北穷怕了，把张自忠吓着了，华北多富裕啊，这样我们29军就能多发展了，你看看，还是以一个军阀的眼光看问题。这都距离鲁迅写文章过去多少年了。当然了，后来张自忠将军的英勇殉国令人动容，但也并不耽误他前期是鲁迅也救不了的那种中国人。他都这样，更何况那些伪军汉奸了。
只有让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救中国，说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扯淡
晚清不是近现代国家，仍然是王朝。
只是说当时西方国家为了和清政府打交道，把这个政治实体按照近现代国家概念进行对待，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不得不按照近现代国家这种概念进行外事活动，被动顺应当时的国际环境。
中国王朝的核心是皇帝和朝廷，人民是被统治对象，没有话语权。
近现代国家的概念中人民是构成因素之一，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晚清在进行国家治理实施各项方针政策的时候，并不征求人民的意见，由皇帝、皇族和官僚共同决策，甚至于决定是否进行对外战争时，也不考虑人民的意见。
也就是说清政府无论干什么都是独立决策，和人民无关。人民没有参与决策，那么相应的后果就只有清政府自己承担。如果决策失误，由此带来大量损失，这个责任也和人民无关。同时，如果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会认为这是清政府的失误，清政府应该赔偿人民的损失。如果清政府漠视人民的利益受损，那么人民考虑的就是推翻这个王朝，而不是和这个政府同甘共苦。
说白了，王朝的利益不等于人民的利益。
核心就在于利益。
所谓的意识形态、民族矛盾、宗教思想、文化传统等等都不是主要因素，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
当国家的利益等同于人民的利益时，人民马上就积极起来，和国家同甘共苦，甚至于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
对于别人家的事情，大家最多是有一些同情，不痛不痒的关心一下，但不会主动地参与进去，因为那是别人家的事情。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家的事情，关心自己的利益是不是有保障。
慈禧太后宣布对列强宣战的时候，表面看起来有民意支持，但是这部分声音是由谁发出的？不过是一群意见领袖，绝大多数人对此是漠不关心的。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那都是朝廷的利益，普通老百姓都只关心自己的那一点利益，清政府也没有征求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因为王朝体制本身就是将人民排除在决策之外，人民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之下。
说晚清子民麻木不仁，晚清子民连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哪有主动积极参与的热情？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大动能来自于人民。只有人民拥有推动历史发展的权力。领袖人物只能号召人民起来行动，鼓动人民为历史发展做出贡献。
人民应该在沉默中继续沉默，等待死亡？还是在沉默中积蓄力量，最后爆发出来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
鲁迅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唤醒人民：生存还是死亡，到了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了。
求生存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人民必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像是引爆一个炸药包，首先要点燃引信。于是鲁迅划燃了火柴。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刚从黄花岗路过，那里安葬着牺牲在1911年广州起义中的72位同盟会英烈，这并不是同盟会第一次在广州搞事情，1年前的1910年，同盟会已经搞过一次广州新军起义了，而在更早的1895年，兴中会就在广州搞过一次未能发动的起义。
很可惜这三次都没成，直到武昌起义，才算彻底送鞑清去见了西天。
但广州的那个“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和“广州起义纪念馆”纪念的并不是这三次起义，而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是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可惜的是它也失败了，参加起义的部队一部分向北撤离，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回合，最后上了井冈山。
广州还有一个19路军烈士陵园，里面安葬的是淞沪会战时期战死在上海的19路军战士，有都市传说曾言，在这附近深夜会听到阵亡将士操练时的脚步声，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看了贞子的录像带或者请了笔仙，可以直接搬去沙河顶，日本女鬼必然不敢造次。
所以你看，晚晴子民一点也不麻木，无论是砸鞑清狗头还是砸反动派的狗头，亦或是砸日本鬼子的狗头，大家砸的都很积极。
假设我是县里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城里有半条街的铺子，庄园有几百家丁，买了几十只洋枪护院，养了十来个清客平日里为我歌功颂德，有功名的子孙一大堆，全县唯一喝过洋墨水的是我的几个侄儿，开祠堂摆家法打死埋掉的穷鬼至少几十个，一张名片递进去县长半天之内就得滚过来见我，一句话，简直就是土皇帝的日子。
听说英国人来了，县长跑了？老六，你儿子不是在英国读过几年书吗，让他去和英国人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少交点钱粮。什么？他们不要钱粮只要卖洋布？快快快带上钱掌柜，看看能不能把这批货吃下来
对了，武举人你也过去瞧着点，和英国人学学练兵，咱家会用洋枪的没几个。记得跟英国兵说，要剿灭义和团，咱们愿出家兵三百，问问他们能不能派个教官过来，饷银好商量。
所以国家兴亡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除了收更多的税，以及查更多的案之外，似乎也没啥区别了，我家的西席说不定还会吟诵两句“兴，百姓苦”来讽刺一下励精图治的革命党们。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
P.S.评论不是我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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