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晚清内忧外患下还坚持了那么久？

大清本无国运，全靠英国死撑。

一、大清的栋梁与基石——赫德

给大清续命的是慈禧？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顽固派？洋务派？

不，晚清第一功臣是大清正一品、太子太保、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

办理同文馆的是他

筹划中国船政、邮政的是他

控制中国海关半个世纪的是他

《中法条约》力促中法停战和谈的是他

《辛丑条约》厘订中国可承受赔款的是他

建设北洋水师的还是他，他推荐了同为英国人的琅威理、葛雷森作为北洋水师“总教习”，实际上真正负责北洋水师操练、运营的不是步军出身的丁汝昌，而是英国海军将校琅威理等人，而北洋海军军官也经赫德引荐多留学于英国。

同时，赫德掌舵大清海关半个世纪以来，例行改制，使得海关成为大清最清廉的衙门，避免了清朝其他机构的腐败现象——收上的税银被各级官吏层层盘剥，中央财政反而拿最小的一部分，赫德的海关每年为大清提供四分之一的税银，成为大清财政最稳定的收入，而这些钱也成为高成本、高消耗的洋务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国近代化之父•赫德sama！（反正也不知道为啥李鸿章、曾国藩、袁世凯、慈禧能成为某些人口中的近代化之父，想必他们也不怕多个外国野爹）

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这是怎样的精神？这是——大不列颠•搅屎棍•国际主义精神啊！

二、英国，满清的爹

众所周知，英国长期以来的国策是“大陆均势”政策，法、德、俄、奥哪个出头就联合其他国家猛锤，而这个政策的本质是防止出现陆上强权、来维护英国海上、国际霸权。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一跃成为欧洲宪兵，1844年欧洲革命时四处蹦哒，引起英国不满，19世纪中期俄国更是屡次伸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妄图“还于旧都”（沙俄自居罗马帝国继承者，罗马旧都君士坦丁堡，即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将黑海变成自己的内海，找寻出海口，突破英国围堵。——以往数百年俄土战争有来有往，而这次奥斯曼怕是支撑不住，于是大哥出手了——英国纠结法国组织“维和部队”、扬言维护近东和平稳定，胖揍了沙俄，即1853—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

沙俄失之于西，得之于东，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又组织“维和部队”胖揍了清国，沙俄借口“调停”英法与清国（列强真会玩，去年沙俄还被英法胖揍今年就充当英法仲裁），先后割了中国144万平方公里。

——而这是英国人最不乐意看到的！俄国“西墙被拆，东墙又补上了”，我大英帝国不是白忙活了？于是英国迅速对清采取怀柔政策：

1.第一时间组织军队、提供装备技术，消灭满清最大内患太平天国、捻军。

2.外交上，怂恿清国敌视俄国，维护中英法三国稳定。

3.支持清国洋务运动，留学生、船政、邮政、军工、钢铁、筹划海军，实际上，19世纪下半叶，大英爸爸同时协助西亚病夫奥斯曼和东亚病夫满清的近代化建设，奥斯曼近代海军几乎和中国近代海军同时起步，还都师法英国。

19世纪下半叶，土鸡和满清是英爹的左右手，俄国基本被封死。当然，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甲午战争清国惨败，大英抛弃了清国，扶持日本抵抗俄国（英日条约、日俄战争），一战前随着英德矛盾、俄德矛盾、俄土矛盾上升，英俄和解，土鸡被英爹出卖给俄国。

3.满清国运的终结

我们常有个误区：北洋海军究竟是防谁的？旅顺、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杵在东北亚，究竟是干嘛的？

防日本？

北洋水师70年代筹建，当时日本在清廷与列强眼中还毫无存在感，甚至当时吞并琉球都没引起清廷重视。

旅顺、威海卫、北洋水师都是英国人协助建设，目的是防俄的。“联清制俄”这一策略必须贯彻，以至于其他国家都微不足道：

80年代日清长崎事件，北洋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坚持主张趁机消灭日本舰队，但被李鸿章、丁汝昌拒绝（军阀本色）。

甚至于，甲午战争爆发后，英国人还暗中帮助清国运兵——高升号事件——李鸿章耍滑头，在英国人支持下用英国船只运兵，没想到日本人更流氓，直接炸沉。此事件英国举国哗然，正在商谈如何对日报复时，发觉清国在战争中迅速溃败、毫无还手之力，从朝鲜半岛一直被逆推到山海关。——英国人于是抛弃了清朝，有关高升号事件的报复不了了之。

1902年，针对俄国的《英日同盟》签订，两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为英爹除去远东一大敌（俄国）。稍后一战爆发日本人又为英爹除去一大敌（德国），20年代华盛顿会议后，在美帝胁迫下英日被迫解除父子关系，二战日本与美帝为“谁是家里的长子”起了争执，顺手连英爹也揍了（家庭伦理剧）。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常言道甲午战争使得洋务运动破产，换句话，洋务运动是英国人扶持清国的近代化建设，而甲午战争清国的惨败让英国抛弃了清国，一个没有没有利用价值的狗还要其做甚？杀了炖了！于是有了八国联军，有了辛丑条约，有了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爆发后，英爹并未像以往那样继续支持清政府，为其提供巨额关税、助其消弥叛乱，而是截流了关税、“宣布中立”，大清内无资金，外无强援，归于灭亡。

有意思的是，掌握清廷海关半个世纪的赫德于1911年9月20日去世，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满清旋灭。

满清柱石，英人赫德；

同光中兴，与清而终。

说清朝，必然要说慈禧。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慈禧在政治上的作为远远比她的私德重要，慈禧本人也是被黑化的，关于她本人的种种八卦不在评价之列。

一、辛酉政变

慈禧在政治舞台上的初次亮相是联合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扳倒了咸丰指定的辅政八大臣。由于历史不能假设，这一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局面很难评估，但可以从当时的内外局势来略窥一二。当时的局势主要由以下关系所决定：中央内部、中央与地方、清与列强。下面分别陈述：

1、从中央内部看，八大臣辅政的局面不可能持久，政变消除了内部不稳定因素，集中了权力，对稳定政局有利，但同时造成了慈禧的专权，就不知是好是坏了。

咸丰遗诏失效有两个原因：

（1）咸丰临终时设计了一套权力相互制约的方案，但他和历史上其他临终托孤的皇帝一样，都犯了想把机关算尽的错误。帝制下只有一元化的最高权力才是稳定的，而任何当权者都无法控制自己死后的局面，在慈禧和肃顺都权欲很强的前提下，八大臣辅政与太后垂帘不可能长期共存。

（2）清代的中央集权程度发展到了历代顶峰，皇帝都以勤政著称，加上康熙后嗣位者都为长君，因此只在同治朝两百年前的顺治和康熙前期出现过短暂的君弱臣强局面。任何制度，哪怕是坏制度，运行久了都会产生惯性，因此当皇帝因年幼无法治国时，离皇帝最近的太后比大臣更容易掌握权柄。

由此可以看到，咸丰在世时，肃顺在他的支持下掌权，是强势一方，而慈禧没有合法的参政身份，是弱势的一方。但在他死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转，这时八大臣仍想主导政局，就必然与慈禧产生冲突了。八大臣与慈禧谁才是更好的统治者，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但当时的“主要矛盾”（套用一下辩证法的说法）决非中央内部的矛盾，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意义不大。再来看下两组：

2、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当时“内轻外重、满轻汉重”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只要不想亡国，无论谁上台，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咸丰末年，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中流砥柱，是维持统治不可或缺的力量。慈禧虽然发动政变扳倒了肃顺，但没有一股脑废除他的所有政策，而是继续重用在战争中崛起的汉人官僚，这正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对比后来的摄政王载沣，高下立见。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当时的满人已经全面腐化，没有能力应对时局，原来的军队也已无法指望，而汉人官僚正率领着当时战斗力最强的私兵与叛军作战。这时若是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重现汉末军阀割据或明末自毁长城的局面。清帝国顺利度过了这一危机，慈禧与恭王主持的中央处置得宜功不可没。

3、从清与列强的关系看，道、咸两朝的鸵鸟政策已经无法延续，对外开放势在必行，无论谁上台，都必须顺应这个趋势。

辛酉政变发生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和约已经签订。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已经初步把原来自成体系的大清帝国拉进了由他们主导的世界体系，打进了清朝的首都，烧掉了皇家园林，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了一系列权益。在这样惨痛的事实面前，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没法继续装作看不见了，对外开放，对内自强已是唯一的出路。已经腐烂的满人无法承担这一重任，而在平定太平军的战争中崛起的汉人官僚在见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后，纷纷主张学习西方，因而成为了洋务运动的主力。这一批被后来称为“洋务派”的官僚，已经是那个年代中最先进的中国人了——尽管还远远不够。慈禧继续任用他们，不管是迫于时势还是慧眼识才，总之选对了。

综上，在辛酉政变中，慈禧展现了她个人能决断、有手腕、权欲强等个人特质，在政变后能顺应时势，保持政局的稳定，使清帝国顺利度过难关，至少在此时，她还算是个合格的统治者。

二、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本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遭到冷落的原因，一是有个起点更低却逆袭成功的榜样日本，二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太过惨烈，三是主持这一运动的人物都是出身科举的清末名臣，在后来自有其新理论的国、共两党看来，未免旧有余而新不足，理论成就既无足述，行事也太嫌保守，因此下笔置评，总喜欢加上“不彻底”之类评语。为了跳出上帝视角，下面我将试图从当时国内外各势力的角度展开分析，看他们都有哪些诉求，自身影响力如何，又受到哪些因素的限制，最终在历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三十多年，人物升沉及势力消长的线索异常繁杂，因此分为前、中、后期分别陈述。

1、前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1861年到1874年前后，即整个同治朝。就清与列强的关系而言，这是双方在签订了《北京条约》后和平相处的一段时间；就清朝内部的形势而言，这是清廷任用汉臣削平地方叛乱，使国家重归一统的过程，也同时对应洋务运动的第一阶段，即以军事工业建设为主的时期。

（1）列强

先回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如果暂时忘掉后续的历史发展，可以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英法联军明明已经攻破了北京，为什么没有就势灭亡清朝或是长期占领，而是签约后就退了军？

我认为，联军实力不足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有两个：

第一，由于中外文化和传统上的巨大差异，双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南辕北辙，很难形成有效沟通。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列强直接实施统治的成本太高，扶植代理人更划算。

上述文化差异导致的隔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随处可见。那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与英国人的交流，从头到尾都是鸡同鸭讲，而咸丰何尝不是另一个叶名琛？在《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他对关税自主、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毫不在意，却在互派公使、接见礼节之类问题上死不让步，这些做法就是这种隔膜的最好体现。在列强的观念中，上面那些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经济利益，是要全力争取的，而公使和礼节之类的问题不过是遵循国际惯例而已；而在咸丰眼中，皇帝的体面却是最丢不得的，要是允许洋人见皇帝不磕头，那么大小臣工不免也会想有样学样，到时君不君、臣不臣，纲常大乱，名教堕地，那才是乾坤颠倒的惊天大事，至于关税和治外法权，不过是些细枝末节，天朝上国物产丰盈，多一点少一点有什么关系？洋人不伏管，犯了事让他们自己裁决正好给咱们省点事。

这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秩序和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碰撞。正是因为列强代表的一方战胜了清朝代表的一方，我们今天再看咸丰的所作所为才会有看唐吉诃德战风车的感觉。实际上，要是比较双方对对方的了解程度，清朝和列强可谓半斤八两，但列强既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再借用一下马克思的说法）“，可以用枪炮说话，清朝就只能主动适应对方了。一路适应下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些子孙回顾当年的历史时，可以看明白列强的行动，却不容易读懂自己的祖先了。

没有接触过近代外交史料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常有一种刻板的印象，那就是帝国主义一直都是联合起来欺负中国，而且”亡我之心不死“。事实上，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一点都不少，而且作风也各不相同。比如，与俄国明火执仗地侵略和吞并他国不同，英国扩展领土的方式就灵活得多，对于仍处于原始状态的非洲和美洲，不妨以武力开疆拓土、殖民兴业，对于文明程度已经较高的地区如印度，则是利用其诸侯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挑拨离间，从中渔利，继而扶植听话的代理人。总督高高在上，不亲庶务，一应具体事务全由当地代理人治下的臣僚操办。可是中国太大了，又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消灭已然丧胆的清廷或许费不了多少力气，但要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建立有效的统治，让数亿民众接受与他们的传统截然不同的文明，这实在是个过于浩大的工程，即便能够完成，也不免在各方面便宜了其他帝国主义，所以灭亡清廷不是个好主意。但要扶植代理人的话，中国又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清廷之外唯一成点气候的太平天国是个集合了神棍、流氓和二货的异端，想玩分而治之都没有机会，看来看去，还是只有清廷最合适。因此一旦签订了和约，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就不但不再打击清廷的统治，反过来还要维护它，更主动提出要帮助它搞“现代化建设”了——资源利用效率和沟通效率总是越高越好，最起码也得让负责沟通的人学会外语嘛！总是一口洋泾浜怎么行？

第二，一个统一的中国更符合列强的利益。

这里的“列强”主要是指英国，因为英国不仅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而且直到清朝灭亡，英国都是对华贸易的第一大国，占据交易额的绝对多数。如果人为制造中国的分裂，或许可以使中国再无崛起与列强争雄的机会，但却会为其他帝国主义制造插手的机会，那样大英帝国的利益可就受损了。因此，维持中国的统一反而更符合英国的当下利益。对其他帝国主义而言，如果中国分裂了，大头肯定是英国独吞，自己不过跟着喝点汤，维持中国统一的话，反而有可能利益均沾。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了，中国在近代史上屡经瓜分而最终仍能统一，多多少少沾了些帝国主义互斗的光。

（2）洋务派臣僚

中国近代史上，不同政治人物和派别所提出过的众多口号如“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四个现代化”等，虽然字面和内涵不一，其本质却并无不同——响应时代需求，引入来自西方的技术、制度和理念，对中国旧有的进行替换、改造和补足。显然，只有意识到自身不足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可想而知，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亲眼见过洋枪洋炮的威力或者亲身与洋人打过交道，并且具备清醒的自我认识和自省意识的人一共会有多少呢？这些后来被称作“洋务派”的人，不仅从未占过人数上的优势，也从未形成声势上的主流，他们的声音被后人选择性地放大了。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可把洋务派的影响力估计过高。

要探讨洋务派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能不先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洋务派”这一官僚集团的性质。在近代史的叙事中，我们常能看到“洋务派”被拿来与“顽固派”对举。这两个标签褒贬分明，很容易使人产生“好人斗坏人”这样的刻板印象，将其视为分别代表进步和保守的两大集团间的斗争。实际上，所谓的“洋务派”只是一群有着相近观点的旧官僚的集合，除了在学习西方这一点上有共识之外，既无共同的纲领，也无严密的组织，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互为政敌。在帝制时代的党争中，能称为“党”的，都是有明确的领袖、广泛的基础、共同的利益和统一的行动，不择手段、不问是非打击政敌的官僚集团。以此标准来衡量，“洋务派”虽然也有湘军、淮军这样的系统，某些关键时刻也有一致的行动，甚至某些核心人物如李鸿章还拥有庞大的隐性势力，但从整体上来看，它最多只是个可以从立场辨认出的“派别”，而不是个自成一体的“派系”。这个特点可以说是柄双刃剑，既使洋务派的核心人物能够得到清廷一定程度上的信任，从而有所作为，又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发挥最大的能力。这一点在下一个问题中将详细说明。

第二个，是洋务派官僚崛起的原因和影响。《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患暂时平息了，但内乱却愈演愈烈，八旗、绿营和满蒙骑兵在镇压过程中屡战屡败。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廷被迫放弃了压制汉人武装坐大的企图，逐渐将阵地让给了聘用洋教官、使用新式武器、效忠于统帅个人的湘、淮诸军。等到遍及全国的叛乱都在他们手中平定，武力资源的天平已然悄然倾斜，失去了倚仗的清廷只能接受现实，与新兴的势力合作组织政府。但是，清廷毕竟拥有伦理上的优势地位和法理上的正统资格，为了保持满人对汉人的优势，他们使出了一内一外两种手段：对内，挑选八旗精锐组建“神机营”，配备新式武器，又送宗室子弟入同文馆学习，试图培养人才；对外，针对崛起的汉人官僚使出种种手段进行分化，维持其实力平衡，以确保他们不会抱团。

清廷推行的“满人版自强计划”由于王朝根基的腐烂而彻底失败，但分化汉人官僚的计策却大获成功，上面提到的洋务派的特点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本来都是服膺儒家伦理的士大夫、旧官僚，忠君的观念根深蒂固，面对清廷的以礼相待和委以重任，他们无法做出挟势逼宫的事。另一方面，洋务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起兵之初就是各自为战、互不统属，因而后来各成系统，互不相能，彼此矛盾重重。这样既给了清廷插手的机会，也使其中任意一方都实力不足，不敢萌生非份之念。而且，在见识到列强的武力，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之后，他们普遍有“外患急于内忧”的共识，认为扶助清廷、一致对外才是代价最小的选择，这样双方就有了合作的基础。清廷以丧失一部分中央权威、承认地方实力派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了他们的效忠，但限于满人统治集团的立场，不可能全心信任和全力支持洋务派；洋务派则凭借实力得到了相当的地位和荣誉，但缺乏掌控中枢的力量，无力推动制度性的改革。这样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互相制约、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的二元权力结构，不再是之前的纯粹中央集权了。权力的分散使得任何人都无法自行其是，洋务派在自身局限和清廷有意识的压制这两重枷锁下，只能在自身影响所及的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取得一些枝节性的成就，无法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依靠这一点新的力量，消弭内乱或有余，应对外侮则不足，因此清朝虽能在大乱之后重归一统，却无法以此为契机而振作自强。

第三个，是洋务派的作为应该如何评价。百年之后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其实是农业国如何应对来自工业国的挑战并向其转型的问题，但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有此自觉的。人性总是追求安逸而恐惧变化，愿意抛弃稳定的生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只是极少数，当少数人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的方向已经悄然改变，试图转舵时，就必然与尚无所觉的大多数发生冲突了。这也是我在下一节中试图讨论的问题。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洋务派对科技的认知不免显得浅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结构和运行方式都只是一知半解，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也不是有规划、有目标、分阶段的逐步推进，而是缺什么才想起补什么。例如他们最初只是看到了先进武器的威力而主张仿造，因此最初创办的都是兵器工厂；随后发现制造武器有赖于一系列配套产业如采煤、采矿、冶金、化工等的跟进，更需要大批专业人才，于是开设众多官办企业，又设立同文馆；进而又发现这些重工业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无法正常运作，因而开始注意发展轻工业。这些问题和缺陷都源于洋务派自身的局限。他们本质上仍是旧官僚，却担负了新人的使命；作为最了解现状、最明白利害的人，却无力操控中央决策；独力支撑危局，却要同时应对来自内部的不理解和巨大压力。从历史的角度看，洋务派显然无力应付当时的局面，也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但放眼当时，却找不出比他们更先进、更适合来执行这一任务的人，这就是时代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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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MEEYOUNG联合创始人兼CEO—— @MEEYOUNG缪颜 ，励志做一个能干有才华的女性，期待你的关注

既然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来探讨（我的水准远远够不上“研究”）这个问题，最好先搞明白的是，我们讨论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玩意。

我们从考试中了解的历史，长这样：

这种历史的特点，是给出了绝对正确的答案，然而往往不会告诉你，所谓“错误的答案”除了与照本宣科的内容不一致之外，究竟错在哪里。

我们从流行的文艺作品中了解历史

这种历史是宏大精彩的，是激情壮阔的，是令人神往的，但也不会告诉你“为何如此”。

我们从脱口秀中了解历史

这种历史，是尖酸刻薄的，是吸引眼球的，当然不一定是符合常理的。

我们从模拟游戏中了解历史

这种历史是喝多了发酒疯都很难相信的。

在种种历史娱乐业的滋润之下，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历史就是一系列的事件，每个事件需要作出选择，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往一条既定的道路上前进。

然而这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归纳罢了。对于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命运”，是属于他们的“探索”。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段话，一个句子，短短几个字，一个形容词，背后可能都隐藏着无数家庭的兴衰，以及这些家族为了自身生存延续做出的努力。

为什么晚清内忧外患下还坚持了那么久？

因为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亡国”！亡国是个天大的事，千万人的身家性命都寄托在这两个字之上。正如我们会为了自己的生活拼搏一样，他们也会。亡国之前是有征兆的，当这些征兆出现时，看得到的人，有想法的人，有能力的人，统统会行动起来，或试图挽救这个政府，或试图在毁灭之后的重建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却二世而亡起，直到清廷覆灭为止，千年的历史一次又一次重复着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中国的文化传承始终没有断绝，意味着我们祖祖辈辈都可以从历史的兴衰率中汲取经验教训。晚清这个政府，你捧也好，贬也好，不能不承认，它治国理念配得上“农业帝国巅峰”这几个字。在清廷“亡国之兆”初现之后，有这样一群忠于政府的人，将“以史为鉴”做到了极致，为了避免灭亡，中央政府把能做的该做的几乎都做过了，不能做不该做的也尝试过不少。在这群人的鼎力支持下，清政府踉踉跄跄又撑过了半个世纪。

借用知乎大佬 @墨舞 的一句话：

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退让，那不叫“攘外必先安内”，那叫“续”。

现在让我们看看清廷在“续”这个字上做到了怎样的极致。

讨论之前还是要限定一下范围，把“晚清”的范围限定为到从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开始（1853年），到溥仪退位为止（1912年）的时间段，在这59年里，清王朝出现过多少“末代王朝”的死兆，再来看看清政府是如何垂死挣扎了半个世纪：

1、“礼崩乐坏”之后的争权。

这里可以参考的是北宋。

宋徽宗凭着个人的兴趣，在把国家玩到透支之后，面临新晋兴起的军事强权金国彻底慌了手脚，为了自己的安全选择跑路，为了理直气壮的跑路选择禅位，后来又反悔试图重掌朝政。在这一退一进之际，国家体制大乱，一元制集权帝国隐隐约约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于是，父子两代皇帝各自带领一派官吏明争暗斗，国事为重都是假的，夺权才是真的。就为了这父子俩的撕逼，国家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空耗，本可击退，至少也是威慑金军的勤王军进退维谷，甚至被上头逼着送人头。最后这场乱局以靖康之耻作为收场，北宋帝国为这争权夺利的父子俩陪了葬，可怜千百万军民皆是因为皇家争斗做了牺牲品。

回头看看晚清，掌权的慈禧可不是善茬，以太后之名掌控朝政数十年，指使了三次政治大变动，分别是搞掉了顾命八大臣、恭亲王、帝党维新派，论及乱，恐怕仅次于西晋八王之乱这种明火执仗的内战，连东汉末年董卓进京行废立之事都自愧不如。

这三次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辛酉政变，杀肃顺改年号，天下震动。按理说，此时内有太平天国，外有列强，更有通过设卡收厘获得了军、政、财、人事权集于一身的湘淮军实力派虎视眈眈，中央来这么一出，就是典型的亡国气象。

然而这次政变玩的太漂亮了，各地督抚没有受到多大波及，外界列强也来不及反应。南方前线打太平军的湘淮军，别说起兵清君侧的了（理由现成，实力也够，模板直接照搬日本本能寺之变之后的秀吉军都可以），连被打成肃顺一党的都几乎没有。倒不是说政变是“应该”的，而是说，这么干净利落的政变，把内耗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简直可以与玄武门之变相提并论。就算站在慈禧一派的对面，也不得不对他们的手段说一个“服”字。

因此，这一关，被执政团队以手腕化解掉了。

2、外重内轻的地方实力派。

王朝末期常见的循环是这样的：

-中央财政出现问题，引发地方上的叛军，或者外敌入侵，或者内忧外患一起爆发

-百年来积重难返的体制问题，导致官军一再失败，

-朝廷下令，由熟悉实际工作情况的地方大员自行招募更加灵活的“私兵”，有效解决了帝国面临的军事危机，

-以私兵为核心形成了新兴的军功集团，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给予军功集团足够的赏赐，不得已下放人事、财政权力令其自取，

-权力一旦下放就很难回收，军功集团迅速蜕变为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对抗“传统权贵集团”上保持了惊人的协同，

-被迫将权力分给军功集团的中央掌控力度更为衰弱，衰弱的中央政府又进一步刺激有野心的地方实力派蠢蠢欲动……

一旦形成反馈就是螺旋式下坠，东汉、唐，两个最为强大的汉家朝代，都是这个模式走向灭亡。

晚清在这方面的成功简直像是个奇迹。平太平军启用了湘军将领自行募兵，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立刻裁撤湘军启用淮军平捻，西北战事用的又是湘淮军之外的楚军统帅左宗棠，最后在甲午战事失败之后又重练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在戊戌年的政变中坚定的站在了清政府的一边。从太平天国时期起，到戊戌变法止，四十年，差不多两代人，地方实力派一直没有形成事实割据。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电报的推广，这项技术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度，历史上诸多王朝如果能有这样方便的通讯技术说不定也能续几十年。这一关，靠着权术加技术，清政府又一次幸运通过。

3、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阶层。

明王朝就是被既得利益阶层拖死的最好例子。官绅的税不能收，商人的税没法收，整个国家的财政负担全部压在底层贫民头上，后果就是越剿匪就越需要增税，越增税就把更多人逼到了起义军的阵营中，最后李自成在没有做好接管天下的准备时居然一路顺顺利利打进了北京城。

晚清在这方面其实是运气加实力加不成功的尝试才避免了这个超级大坑。

运气是赶上了西方的工业化，虽然沦为半殖民地，但靠着收关税喝点汤居然也能续上命。中央政府有了关税这个财源，就可以把地方上的设卡收费权力适当下放，不需要拆东墙补西墙也能让前线军队养活自己（虽然这会带来军阀化的问题，但晚清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此消彼长，虽然地方上的糜烂无法弥补，但总体来说，清政府至少没有被士绅阶层活活拖死。

实力是各种改革手腕。对，改革是不彻底，但不彻底的改革也比不改革要给人希望。连年的战事给仕途无望的底层小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平民提供了上升通道。

湘淮军前后出了三十来个督抚，两个大学士，这其中除了曾国藩之外,其他人靠科举祖荫捐纳恐怕一辈子都混不出个名堂，但晚清政府给了他们机会，将这些有才之士纳入体制内，没有让他们一生不得志，更没有逼得他们“等死，死国可乎”。抛开立场来评价，晚清时局确实比其他朝代末期显得更有朝气。同样是赌上性命博富贵，有杨大帅彭大帅刘大帅的例子摆在眼前，为什么还要去造反呢？

不成功的尝试是戊戌变法。在这次改革中，清政府挥刀砍向了曾经的基本盘——八旗子弟，如果这项改革能够坚持下去，清廷就会甩掉财政和行政上最大的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甚至有可能撑到一战爆发，到那时清政府说不定会成为中国民族意识的代言人。虽然因为维新党步子太大，导致慈禧为代表的后党发动反扑，将帝党被扫荡一空，但变法的某些成果还是得以保留。

顺便感叹一句，晚清政府真是一个神奇的朝代，朝堂之上的权臣换了一批又一批，然而大部分时间却能做到“人亡政不息”。肃顺喊出了“咱们满人都是王八蛋，只有汉臣可用”，他被杀以后地方上的汉人督抚一个没动；恭亲王卑躬屈膝的讨好列强，在他的议政王头衔被剥夺之后清廷也没有废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戊戌变法被政变打断，维新党几乎被扫荡一空，但清王朝也没有从此视变法如洪水猛兽。这样的朝代能够“续”几十年，自有其成功之道。

然而这种灵活的尝试没有“制度化”，行政改革与政治立场始终还是纠缠不清。戊戌变法之后没有人敢再提“废除八旗特权”一事。等到庆王这个志大才疏的草包上台，满洲贵族以“皇族内阁”的形式刚刚发起了反攻倒算，对好不容易形成的微妙平衡造成了剧烈冲击。在短短数年之内，对清王朝失望的汉人士绅转向了革命党一派，距离同光中兴不过十年，清王朝这个庞大的政权土崩瓦解。

所以不要再调侃“朕的大清都亡了”，为了保证大清不至于亡在自己手里，这个政权从上到下也曾经做出过许多努力，而那个四眼，他又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