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区分晚清的革命党人和公知（带路党）？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这里的“公知”并非现代意义上通过互联网发声的公众知识分子，而是当时特指那些被视为亲西方、媚外，并积极推动或迎合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的知识分子或官员，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洋务派”或更带有贬义的“带路党”。
一、根本立场与目标上的差异：
革命党人： 他们的根本立场是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中华民国。他们的目标是彻底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将权力从满族皇室手中移交给汉族人民，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他们深信，只有彻底推翻旧政权，才能救中国于内忧外患之中。
公知（带路党）： 他们的根本立场相对而言是改良或者说“适应”西方文明，并希望在中国实现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往往是以迎合列强的利益和标准为前提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出于对自身地位的考量，或者出于对中国落后现状的绝望，认为与列强合作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更倾向于在现有框架内进行改革，或者希望通过与列强合作来引进技术和管理，以达到富强之目的，即使这可能意味着在主权上有所让步。
二、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革命党人： 他们的思想受到西方启蒙思想、民主革命思潮（如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大同思想的一定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他们核心的思想纲领。他们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既有民族革命的含义，也包含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他们也吸收了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某些元素，但其核心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民共和的国家。
公知（带路党）： 他们的思想更多地受到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延续，以及对西方技术和制度的迷信。他们可能对西方国家的宪政、议会制度有所研究，但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借船出海”，利用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发展中国，以求在国际竞争中不被淘汰。他们的理论基础往往是实用主义、技术主义，甚至是一种“强权即公理”的弱者心态，认为中国必须顺应国际潮流，否则就会被吞噬。
三、行动方式与策略：
革命党人： 主要采取武装斗争、起义、 propaganda（宣传）、组织秘密团体等方式。他们组织了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策划了多次武装起义，如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他们的行动充满了牺牲精神和献身意识，常常孤注一掷，以期通过暴力革命来颠覆旧秩序。他们的宣传口号鲜明，例如“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旨在唤醒民众，凝聚力量。
公知（带路党）： 他们的行动方式更多地是在体制内进行改良，或者与列强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合作与谈判。他们可能在清政府中担任要职，参与“新政”改革，或者通过引进外资、签订不平等条约（他们认为这是无奈之举或必要之牺牲）来为中国争取发展机会。他们也可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向中国政府提出亲西方的政策建议。他们的“合作”往往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批判，并积极推崇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四、对待列强的态度：
革命党人： 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视其为中国遭受苦难的根源之一。虽然他们也会争取外国的支持（例如早期对日本的支持），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摆脱一切外国的控制和影响，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中国。他们对列强并非全盘否定，但绝不会为了引进技术或发展经济而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公知（带路党）： 他们对列强的态度更为复杂，但总体上倾向于合作和“学习”。他们可能认为列强是“先进文明”的代表，中国必须向他们学习，甚至需要他们的帮助才能发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为了引进技术、资金或获得某些政治利益，而默许甚至参与了列强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例如，一些洋务派官员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时，可能认为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或为中国争取发展的时间，但客观上却加剧了列强在华的特权。这种“合作”有时会被视为“曲线救国”，但批评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五、历史评价：
革命党人： 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方面，革命党人无疑是历史的推动者。虽然革命后的中国并未立刻走向稳定和富强，但他们的理想和奋斗，为后来的进步奠定了基础。他们被后世普遍视为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公知（带路党）： 对他们的评价则更为复杂和争议。许多洋务派官员如李鸿章，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也有一定的功绩，例如建立海军、兴办实业。但同时，他们未能阻止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其改良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在革命党人的视角看来，他们是“保皇派”或“帝国主义的工具”。现代评价中，也会有人肯定他们当时的努力和局限性，但“带路党”的标签往往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意味着其行为被视为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损害，是对外来势力的谄媚和迎合。
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帮助区分：
革命党人代表：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他们主张暴力革命，组织武装起义，最终实现了辛亥革命。
被视为公知或“带路党”的典型（尽管他们自身可能不认同这个标签，并且历史评价复杂）：
晚清洋务派官员： 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虽然致力于“自强求富”，但其改革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框架下进行的，并且在与列强的交往中，也存在一些妥协和让步，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被指责为勾结列强（如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些举动）。
一些晚清的维新派或立宪派中的某些人物： 虽然他们也主张改革，但他们倾向于和平改良，并且在与列强关系上，可能更倾向于与西方国家合作，以推动中国的改革进程。他们的某些主张和做法，在革命党人看来，就是为了维护现有体制，并引入外国的影响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总结来说，区分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否是推翻现有政权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以及他们对待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态度。
革命党人是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以“暴力革命”为手段，追求的是彻底的民族解放和政治革新。而“公知（带路党）”则更多地是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良，或者在与列强的关系中表现出较多的迎合和妥协，其根本目的可能更多是为了维护稳定、引进技术，但这种追求往往是在牺牲部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
当然，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许多人物身上兼具改良与革命的某些特质，或是立场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调整。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定义一个人是困难的，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选择及其产生的后果。
网友意见
很简单，用目的论和结果论分析。
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最早的梁启超，革命党是后来的孙中山，或者更后的毛。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当然有的是改良派有的是革命派，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他们的目的都是让中国强大，结果来说，或多或少都推动的国家的前进。
而题主问的公知（答主特地标明指的就是带路党）是谁。
现在就来分析下这个公知（带路党）和革命党等其他的区别。
带路党虽然同样和革命党都是反的是当时的政府，但不同的是带路党还反国家和人民，而革命党却是要让国家和人民强大，这是两者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现代的公知被唾弃的原因。所以，我们了解的历史上各种改革派革命派都不是公知（带路党）。那些汉奸才是公知（带路党）。
所以，换到现在，区分公知和通过指责政府来改变国家的改革者都是一样的原理。爱国不一定是要歌颂政府和党，也可以指责，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可能后者还更珍贵。但指责的目的是让国家更好，而不是公知那样毫无意义的抹黑。
这便是大家认为杨舒平是辱华的原因，因为她骂国家是通过造谣，并且目的是为了个人利益，整个讲话丝毫看不出改变国家的决心，只有逃离和骂国家的畅快。
对了，题主还提到一点，就是假设当时清朝制度和欧美都是先进的，只是难以区分哪个更优秀，这时要改变的人是革命者还是公知？
这和现代的一种人很像，就是现在要求中国制度彻底西化的人。他们内心是想为中国好，觉得西方制度才是最好的，他们缺乏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不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来分析。如果真按他们所想，不根据国情彻底西化，从结果来说，必然是毁了中国。但我不认为他们这是坏，这只能算是蠢，从目的上谈不上卖国，只是这些人容易被别人利用来毁了中国。
就比如，或许崔化钠不是为了赚钱，自己目的真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呢，只是太蠢了而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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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康有为的一些行为，把他归为爱国改革阵营不太对，后面行为更像是带路党了，有争议的人物，还是删了。
晚清民国思想史的核心命题是“中国为什么鶸”？新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命题是“中国为什么穷”？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命题是“中国为什么还不是天朝上国”（有此趋势）？
从本质上说，革命党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早期的革命党人是汉民族主义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他们的信念，后期的革命党人是“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最在乎的是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尊严。而是否是带路党，平时是很难看出来的，只有在极端的环境下才能辨别出来。如果穿越回当时，区分一个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只需问一个问题即可：
中国现在已经这么烂了，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变好的可能了。如果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能打过来，把中国变得跟他们一样好，让中国人都能过上那样的好日子，该多好啊。
如果这个人听了这话，说“对啊对啊”，那就是带路党。
如果这个人听了这话，把你按在地上暴打一顿，这就是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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