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清时没有满族八旗人造反或篡位成功者？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造反”与“篡位”的定义。造反通常指的是对现有统治秩序的颠覆性反抗，往往由非统治阶层发起，目的是推翻现有政权。篡位则是指非合法继承人通过非法手段窃取皇位。在清朝，八旗人本身就是统治者，他们掌握着军队、官僚体系和制定法律的权力，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造反”的动机和可能性。他们可能存在权力斗争、派系倾轧，甚至对皇帝不满，但这种斗争通常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的，目标是影响皇帝的决策，或是将自己扶上更高的位置，而非推翻整个政权。
即便如此，为何没有像历史上其他王朝那样，出现由统治阶层内部发起的、足以推翻皇帝的“篡位”事件呢？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满族八旗制度的内在稳定性与权力结构的独特性
1. 八旗作为“国族”的构成基础： 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并非仅仅是军事组织，更是满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核心。八旗子弟从出生起就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是“国人”，是统治者。这种高度的集体认同和共生关系，使得八旗内部的成员更倾向于维护八旗的整体利益，而非针对八旗的整体进行颠覆。
2. 皇权与八旗的深度绑定： 清朝的皇权并非凌驾于八旗之上，而是与八旗制度高度融合。皇帝本身就是八旗的首领，是“天命所归”的代名词。八旗的兴衰直接关系到皇权的稳固。反过来，皇帝也需要八旗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使得任何试图颠覆皇权的行为，都必然会遭到绝大多数八旗贵族的反对，因为那意味着八旗整体的衰落甚至覆灭。
3. 分而治之的策略与权力制衡： 尽管八旗是统治核心，但清朝统治者深谙“分而治之”的道理。
旗制内的分化： 满洲八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除了皇帝直接控制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之外，还有下五旗。此外，满洲八旗内部也存在着等级差异和利益分化。皇帝通过对旗务的直接管理、分封赏赐、联姻以及人事任免等方式，来维持对各旗的控制，避免任何一支旗过于强大而威胁到皇权。
满汉分治与笼络汉族官僚： 清朝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了满汉分治的策略，但同时也大力笼络汉族士人和官僚。汉族官僚在数量和实际执政能力上占据优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八旗的统治压力，并且与八旗之间形成了一种制衡关系。这种分化和制衡使得八旗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足以推翻皇帝的力量。汉族官僚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皇权制约八旗潜在势力的重要工具。
军权的分散与制约： 八旗兵是清朝的军事主力，但军权并非完全集中在某一位旗主手中。皇帝通过设置八旗都统、领催等官职，直接掌握对军队的调动和指挥权。绿营兵作为辅助力量，其统帅权则更多地掌握在中央而非地方汉族官员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地方汉族势力的扩张，同时也间接影响了八旗的潜在跋扈。
二、 历代清朝皇帝的统治策略与个人能力
清朝历代皇帝，尤其是前期和中期的皇帝，在维护皇权和控制八旗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政治手腕和远见。
1. 强调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 从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就非常注重塑造“天命所归”的形象，并将这种观念渗透到政治宣传和制度设计中。皇帝是上天的代表，其权力具有神圣性，任何挑战都是对上天意志的违背。
2. 对八旗贵族的恩威并施： 皇帝一方面给予八旗贵族优厚的待遇和特权，让他们能够维持其统治阶层的体面和地位，从而心安理得地维护现有秩序。另一方面，皇帝也时刻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野心家，一旦发现苗头，便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击。例如，顺治帝对多尔衮的清算，康熙帝对鳌拜等辅政大臣的铲除，都是以雷霆手段巩固皇权的典型案例。
3.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设计： 清朝逐渐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包括军机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演变等，都体现了皇权不断向中心集中的趋势。这些机构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防止八旗贵族形成独立的权力中心。
三、 历史机遇与外部环境
1. 没有出现强大的外部挑战者： 在清朝建立初期，中原汉族政权已经衰落，未能形成足以与八旗抗衡的强大力量。后续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最终都被清朝联合部分汉族地主武装所镇压。这意味着八旗内部没有一个强大的外部盟友或对手来激发其内部的“造反”或“篡位”冲动。
2. 统一性与文化认同的逐步建立： 尽管存在满汉隔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统治，清朝逐渐实现了对中国疆域的有效控制和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对汉族士人和民众的认同。这种统一性降低了内部发生大规模颠覆性反抗的可能性。
四、 满族自身的民族特性与认同危机
1. 保持民族特性的压力与同化： 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面临着如何保持自身民族特性与统治广大汉族之间的张力。为了维持统治，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融合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早期八旗那种纯粹的、具有攻击性的民族凝聚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对民族身份的焦虑也促使他们更加依赖和维护皇权，因为皇权是他们作为“满洲人”统治地位的象征。
2. 缺乏颠覆性意识形态： 满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更多地是继承和借鉴了汉族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模式。他们没有发展出一种能够与儒家思想抗衡，并号召八旗子弟颠覆现有皇权的独特意识形态。相反，他们自身也逐渐被汉文化所同化，许多八旗子弟也成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
总结一下：
清朝之所以没有出现满族八旗人造反或篡位成功者，不是因为八旗子弟没有野心，而是因为整个制度设计和历史环境都朝着维护皇权和八旗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皇权与八旗的深度绑定，使得八旗内部的权力斗争始终被限制在维护这一整体利益的框架内。皇帝强大的政治手腕，对八旗贵族的恩威并施和分化制衡，以及对军权和政权的牢牢掌控，都使得任何个体或派系难以形成足以推翻皇权的实力和时机。同时，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和汉族力量的未能形成有效的对抗，也为清朝的稳定统治提供了保障。
换句话说，八旗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对内部潜在威胁的防范机制，而清朝的皇帝们则成为了这些机制最有效的运用者。他们是八旗的最高领导者，也是八旗利益的最终守护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八旗成员更倾向于维护皇权，而非颠覆它。当有人真的表现出威胁皇权的迹象时，更多的八旗力量会成为维护皇权的工具，而非挑战者。
网友意见
在满族和蒙古族之中，有不少人投身辛亥革命之中。
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1900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被民众掩护隐居，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1911年，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
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10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清廷态度一次比一次懦弱，逐渐丧失民心。1900光绪二十六年，俄人出兵东北，寿山死齐齐哈尔，吉林某正白旗满洲佐领愤然遣子弟留洋，以求革命党，佐领言“事至此，载湉小儿非努尔哈赤子孙矣，吾辈当自奋之！”1905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有宗室留学生乃世续之侄，欲回国投军被总领事所拒，曰“祖宗之地化为域外，不知昱日汉朱氏再起，可有煤山吊？可有东陵殉？不若今日寻阿瞒辈保其身家。”于是回国积极支持袁世凯。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1898年戊戌政变后，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礼部左侍郎阔普通武、参与戊戌变法的湖北巡抚曾鉌、工部笔帖式志锜等满族大臣也被贬官或革职。此后，先进的满族知识分子也和先进的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开始转向革命。革命党人很快意识到发展满族会员的必要。孙中山斥责清政府已成为列强的代理人，大声疾呼“故欲免瓜分，非先排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这一主张，逐渐引起满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给东北的满汉等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清朝政府竟然划辽河以东为“战区”，宣布“局外中立”。奉天(今沈阳)的满族青年张榕在北京的译学馆学习俄文，日俄开战后，他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清朝以“局外中立”为由，电令盛京将军增祺查禁张榕等人的活动，后将其逮捕入狱。1908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同盟会，他与国内同志函电来往，他的姐姐张桂也奔走关内外做革命工作。1907年，满人云祥、庆厚等领导的“吉林公民保路会”抗议清朝出卖吉林省铁路权给日本，进京请愿，被清政府拒绝。
1909年，日本迫使清政府签署《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在东北夺取筑路等新特权，此时，东北地区的满汉青年共同反侵略反投降，在《东北三省留学北洋军界同乡录》(共列名105人，其中满人43人)的序中说：“东北三省地邻俄日，甲午一战，扶桑三岛之武士道凭陵于南满；庚子之战，哥萨克铁骑横厉于吉江。辱我官吏，暴我人民，据我矿山，啖我森林，国权之不振，孰有甚于此者哉？”
东北三省是满族的发祥地，辛亥革命时东北三省的起义，是在远离南方革命军事势力的地区，在同盟会的影响下，由满汉人民自主进行的。1911年秋，满族聚居区辽宁凤城爆发起义，满族人鲍化南联合汉族人刘雍等，号召群众剪掉辫子，实行“耕者有其田”，组织起满汉农民革命军。庄河((今辽宁省庄河市)各族联合的革命军也提出了“除莠党而成新政，去酷吏而享自由”，“使满、汉、回、蒙共建立中华民国，永享安夷”的口号。
1911年11月17日，以镶黄旗人张榕为首的革命派在沈阳成立了“联合急进会”，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领导机关，明确提出“响应南方，使清帝不敢东归”的革命口号，一个多月后，张榕、恒宝崑(又名恒六，正白旗人)、田亚斌等人就被赵尔巽(时任东北三省总督)派张作霖杀害。
吉林省的革命，也主要是满族人领导的。杨策，原名文耆，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统管吉林八旗的旗务处总理庆山(姓佟佳氏，蒙古旗人)、吉林省咨议局长庆康(姓萨克达氏)。吉林的松毓(姓赫舍里氏)，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得到同盟会员杨策(满族)的支持，创立《共和报》，宣传新思想，任联合急进会吉林分会会长。在吉林策划武装起义的满族青年恩溥、承志壮烈牺牲。
黑龙江省各界则推举产生“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该会发布《通告书》，号召满、汉、回、蒙、索伦(今称鄂温克)、达呼哩(今称达斡尔)各族联合起来，“化除私见，共矢公忠”，拥护共和。该会有赵凯、博经五等满族人士，也包括蒙古族和回族等民族的人士。在1911年革命力量组建具有新政权性质的“新民爱国委员会”，委员中也包括文采臣等满人。
张榕等革命党人策动的东北三省起义虽未完全成功，却粉碎了东北三省清兵入关拱卫京畿的计划，也使得清帝不可能退回关外建立割据政权。
另外，也有先进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加入革命。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曾拟定了由国内北部支部负责在蒙古地区发展组织、开展活动的计划。1906年起，山西同盟会组织陆续派王建屏等人到内蒙古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活动。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云亨、经权、安详等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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