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德林根战役中西班牙人在对方射击时趴下的战术为何没能成为线列时代的标配？
诺德林根战役，一场在三十年战争中举足轻重的战役，其结果深刻影响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在这场战役中，西班牙军队在敌方炮火下采取了“伏地”的战术，这一创新之举在当时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战术并未能在随后的线列时代成为普遍采用的标配。要深入剖析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审视当时的军事环境、技术限制以及战术演进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得理解西班牙人为何会采取这种战术。在那之前，欧洲战场上的步兵阵列，无论是方阵还是早期的线列，都习惯于依靠紧密的队形来维持火力输出和抵御骑兵冲击。然而，火炮的出现，尤其是大规模、高弹道的炮击，对这种密集阵型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士兵们站得越直，暴露面积越大，被炮弹横扫的风险也就越高。西班牙人，作为那个时代军事技艺的翘楚，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诺德林根，面对帝国军队强大的炮火，他们选择让士兵趴下，最大限度地减小暴露面积，以规避炮弹的伤害。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和对战场现实的直接反应，是求生本能与军事智慧的结合。
然而，要将这种战术推广并成为“标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一、 阵列纪律与训练的根本性挑战：
线列步兵的强大之处在于其高度的纪律性和协调性。士兵们必须能够承受住压力，保持队形，并按照指挥官的命令进行射击、前进、后退等一系列动作。趴下，虽然能规避炮火，但它本质上是破坏了阵列的整体性。
射击的连续性问题： 趴下的士兵很难快速、有效地进行二次装填和射击。想象一下，士兵们散乱地趴在地上，如何在战火纷飞、烟雾弥漫的环境中，迅速地重新站起、装填、瞄准并射击？这不仅需要超乎寻常的个人勇气，更需要一种全新的、与站立射击完全不同的训练体系。当时的训练，更多的是围绕着排、连、营级别的同步动作展开，而非个体在混乱中自行组织射击。
观察与指挥的困难： 军官们需要能够看到自己的士兵，并清晰地发出命令。当所有士兵都趴下时，指挥官的视野将被极大地限制。他们如何判断阵地的状况？如何指挥部队重新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指挥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军官自己趴下，也难以对整个战线进行有效的掌控。
阵列的机动性受损： 线列步兵的核心优势之一是其一定的机动性，能够根据战场情况进行调整。趴下极大地削弱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当需要向前推进或后退时，士兵们需要重新站起，这会花费宝贵的时间，并可能导致队形混乱。在面对骑兵冲击时，趴下的士兵更是毫无防御能力。
二、 技术发展与战术演进的滞后性：
线列时代的步兵战术，虽然受到炮火的威胁，但其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火器本身的发展、军事思想的演变以及后勤保障能力的提升相互作用。
火炮的局限性： 尽管火炮在战场上威力初显，但在诺德林根战役时期，其精度、射速和弹药种类相较于后世仍有很大局限。炮兵需要时间进行装填，而且高爆弹尚未普及，更多的还是实心弹。虽然实心弹的杀伤力依然巨大，但其弹道是抛物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预判的。因此，士兵们或许认为，通过简易的掩体（如战壕、土堆）或者仅仅是分散队形，已经足以应对。
火器本身的特性： 当时的滑膛枪装填过程繁琐且耗时，趴下会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困难。线列步兵的射击方式（齐射、轮射）是集体火力输出的体现，而趴下个人化的射击行为，难以形成统一的火力网。
战术思想的惯性： 军事战术的演变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受到历史惯性、经验积累和理论研究的影响。在“站着战斗”是长期以来欧洲步兵作战的传统，尤其是在近距离的刺刀战和白刃战中，站立的姿态是必不可少的。趴下这种“非人化”的战斗方式，可能在当时的军事思想中难以被接受。
三、 后勤、装备与战场环境的限制：
装备的笨重： 当时的士兵需要携带沉重的步枪、弹药包、刺刀等装备。在战场上，他们需要保持一定的活动能力，趴下并迅速起身，对于穿着厚重服装、装备齐全的士兵来说，并非易事。
战场环境的复杂性： 战场往往泥泞不堪、布满障碍物。在这样的环境下，趴下作战，士兵们可能会被泥浆、碎石、弹片等困扰，甚至可能在起立时受伤。
缺乏有效的个人掩体： 诺德林根战役是野战，士兵们大多只能依赖自身或者身边的战友来获得掩护。如果只是简单的趴下，一旦炮弹落在身边，其杀伤力依然是毁灭性的。有效的战术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掩体工事，但这在野战环境下难以大规模实现。
四、 长期战术演变的必然结果：
线列时代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平衡。战术家们在考虑如何最大化火力输出、如何维持阵列的纪律与机动性，同时又要尽量减小伤亡。
分散与集结的辩证法： 随着火力的提升，步兵阵列逐渐从密集的方阵走向更疏散的线列。线列步兵通过更宽的正面、更疏散的队形来抵御炮火，同时保持了足够的集结能力进行反击。这是一种“既能承受炮火，又能进行机动射击”的折衷方案。
对“躲避”的审视： 军事战术往往关注的是如何主动地对抗敌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躲避。趴下更多的是一种躲避行为，它固然能减小个体伤亡，但无法形成有效的攻击力。线列战术更强调的是通过有组织的射击和推进来压倒敌人。
新的战术回应： 后来，为了应对炮火，人们发展出了更坚固的掩体工事、更灵活的火力配置，以及射击后迅速撤退到掩体后的战术。这些都是在“线列”这一基本框架下，对炮火威胁进行的应对。
总结来说， 诺德林根战役中西班牙人“趴下”的战术，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对当时最致命威胁（炮火）的有效回应。然而，它破坏了线列步兵赖以生存的阵列纪律、机动性与指挥体系，且与当时火器的性能、军事思想的惯性以及后勤装备的限制并不完全契合。它是一种“以个体生命安全为优先”的策略，但军事战术的发展，更倾向于在保持集体战斗力的前提下，寻求伤亡的最小化。因此，虽然“趴下”这一行为在某些时刻有其意义，但它无法成为线列时代那个以严整、有序、协调的集体行动为核心的战术体系中的“标配”。相反，线列步兵通过调整队形、提高装填速度、改进训练以及发展更有效的火力运用方式，来逐步适应战场的变化。
首先，我们得理解西班牙人为何会采取这种战术。在那之前，欧洲战场上的步兵阵列，无论是方阵还是早期的线列，都习惯于依靠紧密的队形来维持火力输出和抵御骑兵冲击。然而，火炮的出现，尤其是大规模、高弹道的炮击，对这种密集阵型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士兵们站得越直，暴露面积越大，被炮弹横扫的风险也就越高。西班牙人，作为那个时代军事技艺的翘楚，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诺德林根，面对帝国军队强大的炮火，他们选择让士兵趴下，最大限度地减小暴露面积，以规避炮弹的伤害。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和对战场现实的直接反应，是求生本能与军事智慧的结合。
然而，要将这种战术推广并成为“标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一、 阵列纪律与训练的根本性挑战：
线列步兵的强大之处在于其高度的纪律性和协调性。士兵们必须能够承受住压力，保持队形，并按照指挥官的命令进行射击、前进、后退等一系列动作。趴下，虽然能规避炮火，但它本质上是破坏了阵列的整体性。
射击的连续性问题： 趴下的士兵很难快速、有效地进行二次装填和射击。想象一下，士兵们散乱地趴在地上，如何在战火纷飞、烟雾弥漫的环境中，迅速地重新站起、装填、瞄准并射击？这不仅需要超乎寻常的个人勇气，更需要一种全新的、与站立射击完全不同的训练体系。当时的训练，更多的是围绕着排、连、营级别的同步动作展开，而非个体在混乱中自行组织射击。
观察与指挥的困难： 军官们需要能够看到自己的士兵，并清晰地发出命令。当所有士兵都趴下时，指挥官的视野将被极大地限制。他们如何判断阵地的状况？如何指挥部队重新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指挥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军官自己趴下，也难以对整个战线进行有效的掌控。
阵列的机动性受损： 线列步兵的核心优势之一是其一定的机动性，能够根据战场情况进行调整。趴下极大地削弱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当需要向前推进或后退时，士兵们需要重新站起，这会花费宝贵的时间，并可能导致队形混乱。在面对骑兵冲击时，趴下的士兵更是毫无防御能力。
二、 技术发展与战术演进的滞后性：
线列时代的步兵战术，虽然受到炮火的威胁，但其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火器本身的发展、军事思想的演变以及后勤保障能力的提升相互作用。
火炮的局限性： 尽管火炮在战场上威力初显，但在诺德林根战役时期，其精度、射速和弹药种类相较于后世仍有很大局限。炮兵需要时间进行装填，而且高爆弹尚未普及，更多的还是实心弹。虽然实心弹的杀伤力依然巨大，但其弹道是抛物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预判的。因此，士兵们或许认为，通过简易的掩体（如战壕、土堆）或者仅仅是分散队形，已经足以应对。
火器本身的特性： 当时的滑膛枪装填过程繁琐且耗时，趴下会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困难。线列步兵的射击方式（齐射、轮射）是集体火力输出的体现，而趴下个人化的射击行为，难以形成统一的火力网。
战术思想的惯性： 军事战术的演变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受到历史惯性、经验积累和理论研究的影响。在“站着战斗”是长期以来欧洲步兵作战的传统，尤其是在近距离的刺刀战和白刃战中，站立的姿态是必不可少的。趴下这种“非人化”的战斗方式，可能在当时的军事思想中难以被接受。
三、 后勤、装备与战场环境的限制：
装备的笨重： 当时的士兵需要携带沉重的步枪、弹药包、刺刀等装备。在战场上，他们需要保持一定的活动能力，趴下并迅速起身，对于穿着厚重服装、装备齐全的士兵来说，并非易事。
战场环境的复杂性： 战场往往泥泞不堪、布满障碍物。在这样的环境下，趴下作战，士兵们可能会被泥浆、碎石、弹片等困扰，甚至可能在起立时受伤。
缺乏有效的个人掩体： 诺德林根战役是野战，士兵们大多只能依赖自身或者身边的战友来获得掩护。如果只是简单的趴下，一旦炮弹落在身边，其杀伤力依然是毁灭性的。有效的战术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掩体工事，但这在野战环境下难以大规模实现。
四、 长期战术演变的必然结果：
线列时代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平衡。战术家们在考虑如何最大化火力输出、如何维持阵列的纪律与机动性，同时又要尽量减小伤亡。
分散与集结的辩证法： 随着火力的提升，步兵阵列逐渐从密集的方阵走向更疏散的线列。线列步兵通过更宽的正面、更疏散的队形来抵御炮火，同时保持了足够的集结能力进行反击。这是一种“既能承受炮火，又能进行机动射击”的折衷方案。
对“躲避”的审视： 军事战术往往关注的是如何主动地对抗敌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躲避。趴下更多的是一种躲避行为，它固然能减小个体伤亡，但无法形成有效的攻击力。线列战术更强调的是通过有组织的射击和推进来压倒敌人。
新的战术回应： 后来，为了应对炮火，人们发展出了更坚固的掩体工事、更灵活的火力配置，以及射击后迅速撤退到掩体后的战术。这些都是在“线列”这一基本框架下，对炮火威胁进行的应对。
总结来说， 诺德林根战役中西班牙人“趴下”的战术，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对当时最致命威胁（炮火）的有效回应。然而，它破坏了线列步兵赖以生存的阵列纪律、机动性与指挥体系，且与当时火器的性能、军事思想的惯性以及后勤装备的限制并不完全契合。它是一种“以个体生命安全为优先”的策略，但军事战术的发展，更倾向于在保持集体战斗力的前提下，寻求伤亡的最小化。因此，虽然“趴下”这一行为在某些时刻有其意义，但它无法成为线列时代那个以严整、有序、协调的集体行动为核心的战术体系中的“标配”。相反，线列步兵通过调整队形、提高装填速度、改进训练以及发展更有效的火力运用方式，来逐步适应战场的变化。
网友意见
1、16-17世纪西班牙军队在野战中出于减少杀伤目的跪地本来就是时常出现的状况
1580-1590年代，弗朗西斯科·贝尔杜戈（Francisco Verdugo）的西班牙步兵在弗里斯兰与荷兰人交战时就常用这一招数。[1]
1622年，贡萨洛·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órdoba）的西班牙步兵在面对普法尔茨军队围攻时，也“跪地以便保持队列并避开敌方弹雨”。[2]
2、至于讷德林根会战本身，此役西班牙军队参战约1.4万人，其中西班牙人仅1500名步兵，但也正是这支步兵部队在此战中打出了赫赫威名。
西军在9月6日交战前夜于制高点阿尔布赫（Albuch）山上修建了三座名为半月堡（demi luna）的临时野战工事，这种工事特点在于后门大开，于是第二线阵地上的守军就可以适时发起反击，因此，据守这些工事要比攻占它们困难得多。
讷德林根会战中最重要的中堡由西军的两个德意志团把守，总兵力约1500人，其中长枪兵500人左右，火枪兵1000人左右。
中堡后方的预备队即唯一的西班牙人部队，伊迪亚克斯（Idiáquez）Terico（该词无论如何不是大方阵），约有500长枪兵，1000火枪兵。
与一些中英文二手材料的说法完全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军队战术相当灵活，其主要作战单位名为中队（Escuadrón），兵力在600-3000人之间，但1630年代时一般约为1000人或更少，通常宽度两倍于深度。[3]
瑞军发起总攻后，两个德意志团毫无悬念地崩溃，伊迪亚克斯Tercio则适时展开反击，在半月堡敞开的后方展开野战。按照瑞军总司令霍恩（Horn）的记载：
西班牙团（即伊迪亚克斯Tercio）在守卫这块阵地时要比前一批部队顽固得多。[4]
西军在交火中跪地的状况便出自这一战斗。但也存在多个版本，阿埃多-加利亚特（Aedo y Gallart）的记载比较接近题主说法：
（伊迪亚克斯）命令他的士兵任由敌军迫近，但直到他下令前都不开火，而且在等待命令期间跪地……等到敌军射击完毕，距离极近后，唐·马丁（·德·伊迪亚克斯）才向他的火枪兵发令，这样便弹无虚发。[5]
另一份同时代材料则略有出入，它认为西班牙火枪兵排成三列，这种做法倒是与瑞军非常类似：
第一列几乎伏在地上，第二列俯下半个身子，第三列直立，每轮射击过后都向前行进。[6]
无论如何，这都反映出西班牙步兵此时的高超战斗素养，瑞军惨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3. 此类做法在线式战术时代同样屡见不鲜
达菲在他的《理性时代的军事体验》中指出：
在1734年的帕尔马和瓜斯塔拉会战中，法奥两军的许多步兵跪地战斗，最终在战场上匍匐作战，“像克罗地亚兵一样”开火（亦即以散兵方式作战）。[7]
而在1796年11月的阿尔科莱（Arcole）战斗中，根据法军第32半旅战报：
加尔达内（Gardanne）将军以其模范作用奠定了胜局。这位勇士看到士兵沉溺于射击，就冲到堤道上，用剑尖举起军帽，冒着子弹和霰弹向前冲，还招呼战友们跟上去。这个半旅跟在他后面奔驰，一门火炮出现在30步外，炮手即将点火，我军先是伏倒在地，火炮射击完毕后又冲了过去，敌人被吓坏了。我军士兵只用刺刀战斗，死者层层叠叠，也有人落进了沼泽里。我军抓住了一名将领，此外还俘获了一千六百名士兵和三门火炮，一口气追击到卡尔迪耶罗（Caldiero）门口。第32（半旅）有三名中士表现尤为英勇：阿巴尔（Abhal）、帕耶（Pailhès）和德夫兰纳（Devrainne），这三位英雄在战斗中始终冒死出现在堤道上最危险的地方。当敌军被击退后，他们像闪电一样飞速扑向敌军，德夫兰纳一个人就戳穿了二十多个奥地利兵。这位优秀士兵于次日不幸战死，阿巴尔和帕耶依然幸存，并凭借其英勇表现成为军官。[8]
参考
- ^ Albi de la Cuesta, J. De Pavía a Rocroi. Los tercios de infantería español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Madrid, 1999, p. 224
- ^ Haynin, Louis de, seign. du Corne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guerres de Savoie, de Bohême, du Palatinat, & Pays-Bas 1616-1627. Bruxelles, 1868-1869, t. 2, p. 32.
- ^ Hrnčiřík, P. Spanier auf dem Albuc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Schlacht bei Nördlingen im Jahre 1634. Shaker Verlag, Aachen, 2007, S. 39-41.
- ^ Lettres et mémoires de Gustave-Adolphe, de ses ministres et de ses généraux, sur les guerres des Suédois en Pologne et en Allemagne, depuis 1625 jusqu'en 1632 avec un appendice relatif aux campagnes de 1633 et de 1634. Paris, 1790, p. 279-280.
- ^ Weinitz, F. Des Don Diego de Aedo y Gallart Schilderung der Schlacht von Nördlingen. Strassburg, 1884, S. 96.
- ^ Hrnčiřík, S. 117.
- ^ Duffy, C. Th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Atheneum, New York, 1988, p. 213.
- ^ Fabry G.-J. Rapports historiques des régiments de l'armée d'Itali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1796-1797. Paris, 1905,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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