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为何清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剖析：
一、内部征服与统治的“内行”：
1. 成功的征服者基因： 清朝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场成功的内部征服。满族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民族，通过军事上的优势、政治上的智慧（比如拉拢汉族士绅、利用明朝官僚体系、推行“剃发易服”但又保留部分汉族制度）最终灭亡了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明朝。这种征服经历，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组织、动员和战略部署的经验。
2. 强大的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 一旦建立政权，清朝极力巩固其统治。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通过八旗制度、绿营制度构建了庞大的军事力量。虽然八旗在后期腐化，但初期和中期，这支力量是清朝维系统治的重要基石。官僚体系虽然也存在低效和腐败，但在压制异己、征收赋税、维持社会秩序方面，依然发挥了核心作用。
3. 镇压反抗的有效手段： 在统治初期，清朝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南明政权、农民起义、三藩之乱等。在这些内战中，清朝能够集中优势兵力，运用分化瓦解、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等策略，最终将内部的反对势力一一铲除。特别是三藩之乱，清朝能够以相对较短的时间平定，这足以说明其在组织和指挥内部战争的能力。
4. “怀柔”与“恩威并施”的统治艺术： 除了军事镇压，清朝统治者也懂得“怀柔”的策略。他们承认和尊重汉族的文化，通过科举制度吸纳汉族士人，允许汉人担任要职（但始终保持满族的核心控制权）。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也降低了大规模内乱发生的概率，使得统治者能够专注于应对零星的抵抗。
二、外部挑战下的“外行”：
1. 军事实力的结构性老化与腐朽：
八旗制度的衰败： 曾经令人生畏的八旗兵，随着入关定鼎、长期享受优渥待遇，逐渐丧失了骑射和作战能力，军纪涣散，训练废弛。他们更多地成为了象征性的统治阶层，而非有效的作战力量。
绿营的低效： 绿营是清朝承担实际作战任务的军队，但其训练、装备、士气都远远落后于时代。指挥系统腐败，将领贪污军饷，士兵普遍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
技术和战术的落后： 清朝军队在火器使用、战术配合、单兵素质等方面，与当时的西方列强相比，已经存在巨大的代差。他们依然依赖传统的冷兵器和落后的火器，缺乏现代化的军事理念。
2. 战略思维的僵化与短视：
“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 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面的世界缺乏了解，抱持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须与外国进行平等交往，更不重视西方国家在军事、科技、经济方面的飞速发展。
对外政策的被动与摇摆： 面对外来侵略，清朝的战略选择往往是消极的、被动的，缺乏长远的规划和主动出击的意识。在鸦片战争前，他们对外国的动机和实力认识不清，采取的是回避、妥协、拖延的策略，直到战争爆发才仓促应战。
对战争性质的误判： 清朝统治者往往将对外战争视为“边患”或“蛮夷之乱”，而不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之战。这导致他们未能投入足够的资源和精力，也缺乏决一死战的决心。
3. 政治体制的弊端：
腐败与低效的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的腐败渗透到军队管理、军饷发放、武器制造等各个环节，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决策机制的僵化： 皇帝集权之下，信息传递和决策过程缓慢，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而且，一些决策受到保守派和守旧派的阻碍，难以采纳先进的改革措施。
缺乏国家整体动员能力： 尽管清朝在内部镇压时能够动员资源，但在面对外部强大敌人时，其政治体制缺乏将全国力量整合起来进行有效抗争的能力。人民也与政府缺乏认同感，无法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4. 精神与士气的问题：
民族认同的缺失： 满族作为统治者，与汉族之间始终存在民族隔阂。在对外战争中，汉族民众和部分汉族官员，并不像对待内部反叛一样，具有强烈的“保卫国家”的动力。
对敌人的轻蔑： 统治者和军队普遍轻视西方列强，认为他们的武器“奇技淫巧”，不足为惧，这种轻蔑态度导致了战场上的麻痹大意。
总结来说：
清朝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与其说是两者的对比，不如说是它在不同情境下暴露出的根本性问题。
“内行” 并非指其内部治理完美无缺，而是说它在镇压内部反抗、维护统治地位方面，能够依靠其已有的集权体系、官僚力量、军事编制，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的深刻理解，调动资源，集中优势，相对有效地完成任务。这是一种“守成”和“镇压”的熟练。
“外行” 则是在面对全新的、基于不同文明和技术的外部挑战时，其固有的战略思维、军事组织、技术水平、政治体制和民族心态，都显得陈旧、僵化、不堪一击。它无法适应现代化的战争模式，也无法克服其内部的结构性弊病。
因此，与其说清朝“内战内行”，不如说它在维护现有统治秩序、处理内部矛盾上，表现出一定的“能力”；而当这个秩序和统治被更强大的外部力量挑战时，其固有的落后性便暴露无遗，变成了“外战外行”。这种“外行”是衰败和被动挨打的代名词。
网友意见
清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应该与统治阶级的独特出身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
发生在大清和列强之间的战争，着实是很那人寻味的。那阵势，与其说是两个男人之间为争夺权力、地盘、荣誉而进行的殊死搏斗，还不如说是一对野鸳鸯在打情骂俏。
笔者曾说：“清廷如果有十分力的话，打击外来侵略者至多用一分力，镇压农民起义则会用十二分力。”为什么大清在反抗外来入侵的时候有这样的表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敌人的敌人可以是朋友。清廷的敌人是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 的敌人也包括了列强侵略军。因为有“百姓”这个共同的敌人，清廷和列强可以走到一起。
比较起来，清廷和列强也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对久居关内的老百姓而言，二者都是外来户，都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都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都和他们存在着不能消除的隔阂，都无法和他们融为一体。
西方侵略者自不必说，满洲贵族也经常强调自己的独特属性。顺治说：“自太祖、太宗以来，（明清）本为敌国。”慈禧也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
清廷既然对自己有特殊的定位，也就拉近了和列强的距离，当然就可以在同质的前提下与之结盟。
事实上，大清和列强果然走到了一起，而且合作得非常愉快。“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绝不仅仅是口号而已，其实大清真的已经视列强为友邦。从很多方面看，大清似乎也有足够的理由与列强结友。
首先，列强无意灭亡大清，不会“伤毁我宗庙社稷”。
因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而且民众的反抗意识也很强烈，所以西方侵略者不会有什么作为。恰如八国联军侵略军统帅瓦德西所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我们会发现，清廷从来就不曾和列强死磕，总是在寻找妥协之路。在满洲贵族看来，西方殖民者虽然屡次犯边，但并非死敌，的确是可以坐下来谈判的“友邦”。
更重要的是，列强帮助大清镇压农民起义，在事实上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在19世纪50年代，除了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外，各地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最好的结局就是像黄巾起义后的东汉和黄巢起义后的唐朝那样陷入军阀割据、名存实亡的境地，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像秦朝和元朝一样的在革命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偏偏在这个时候，列强多方援助大清，救了大清一命。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范文澜先生说：“太平军占领土地在长江沿岸，非水师不能决胜负。因此曾国藩用更多的力量筹办长江水师，大造船舰，尤其重视洋炮，要求咸丰帝向广州购买千余尊，装备战船，洋炮不到，决不出战。他崇拜洋炮，赞美备至，认为战胜的决定因素。”如果不用来自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水师，湘军是不会战胜太平军的。
不仅如此，列强还直接参战。英法等国的参战，可以说决定了战争的走势。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曾国藩也曾表示：“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即使洋人烧了圆明园、侵占了京师，在他看来也是小事一桩。既然洋人没有灭了大清，而且“助我攻剿发匪”，应该感激才是。
列强对大清的另一大恩惠，则来自海关税务司。
海关税务司，乃是晚清时期管理海关税务的官职，名为中国海关监督雇佣之人，实则是中国海关的主宰者。英国人李泰国于1859年成为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于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并于2年后正式担任总税务司。赫德执掌中国海关达48年之久，在1889年官居正一品，乃是宰相级别。
在赫德的管理之下，海关号称大清朝“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不仅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之后，在1887年海关的收入已经达到二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朝一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其后，海关收入也一直在稳步增长，成为清朝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无论是办洋务，还是偿付战争赔款，抑或是训练新军，晚清的诸多举措都离不开海关的强力支持。“同光中兴”的局面能够出现，大清的一品大员赫德功不可没。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封建王朝在其统治末期都饱受财政崩溃的困扰，大约只有清朝是个例外。晚清财用充裕，与海关的存在脱不了干系。对慈禧太后等满洲贵族而言，赫德等人的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关简直就是大清朝得以延长寿命的灵丹妙药。
洋人掌控的海关对大清而言意义非凡，大清朝也离不开海关的大力支持。仅仅看在海关的份上，大清朝也有充分的理由把列强视为“友邦”。
1860年以前，英、法等西方国家曾屡次挑起战端，不断逼迫清廷割地赔款，甚至曾经攻陷京师大肆劫掠。即便如此，曾国藩还要强调“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对侵略者感恩戴德。至于西太后，虽然曾经屡次被列强逼宫（被要求还政于光绪帝），更是曾经为了躲避八国联军的追兵而仓皇西逃，吃尽了苦头，却依然会承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继续视侵略者为友邦人士。如果我们能够厘清大清朝和列强之间的微妙关系，就会明白大清为什么在屡遭闷棍的情况下依然与“友邦”交好。
不容讳言，大清和列强也有很多矛盾，有时也会起冲突，甚至会兵戎相见。但是，二者即使不是一家人，也称得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盟友。大清多方有求于列强，怎么与之彻底翻脸呢？所以打起仗来绝不会真正出力，所以就表现出“外战外行”的姿态。
清朝在内战中面对的敌人，则与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是三藩，还是太平天国，抑或是天地会、白莲教等民间势力，与清廷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清廷与之毫无妥协余地，彼此必欲消灭对方而后快。这样，清廷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地位，必然会竭力平定叛乱，必然会全力镇压革命。在内战中，清廷一向是非常认真的，从不吝惜粮草、军火，总是投入精兵良将步步为营，甚至为争取列强援助而出卖民族权益。如此一来，清军在内战中当然会挖掘出最大的潜力，取得好得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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