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明末勋贵外戚、民国孔宋等既得利益集团，为何宁肯最后两败俱伤，也不愿割肉出让部分利益？
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利益”与“命运”的殊死搏斗，是群体性心理、历史惯性以及权力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明末勋贵外戚和民国孔宋大家族，他们并非天生就抱着“两败俱伤”的心态，而是被一系列因素一步步推向了那个无法回头的境地。
1. 利益的“固化”与“不可分割性”：
想象一下，一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掌握着某个行业的核心资源，比如明末的土地、军权，抑或是民国时期掌控的金融、实业。这些利益就像是他们的“血液”，已经深入骨髓，构成了家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石。
明末勋贵外戚： 他们手中的土地不仅是财富，更是他们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根本。卖掉一块地，可能就意味着少了一批可以供养家丁的收入，少了可以影响地方官员的筹码。军权更是如此，没有了兵权，他们与普通士绅就无异，过去的荣光瞬间化为泡影。他们的利益是高度关联和相互支撑的，剥离一部分，很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
民国孔宋大家族： 他们在金融、贸易、实业等领域的布局，是多年积累的结果。银行的股份、工厂的控制权、海关的特权，这些构成了他们的商业帝国。一旦松动金融领域的控制权，比如允许其他势力进入银行体系，就可能影响到他们对资金的调度和流转，进而影响到其他产业的运作。他们的利益模式更像是现代化的产业集团，一旦被肢解，对整个集团的打击是系统性的。
因此，对他们而言，“割肉”不是小小的让步，而是对自身存在根本的动摇。他们看到的不是“出让一部分”，而是“失去一切”。
2. “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的心态：
这是一种极端的“零和博弈”心态。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到威胁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而是想着如何将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们辛苦积累的，凭什么给别人？” 这种心理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自己拥有这些利益是理所当然，是凭借家族的功劳、能力或者历史的传承。当改革派或者新兴势力提出利益分配的诉求时，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劳动成果的掠夺。
“如果不能保住我的，那也别想让别人轻易获得。” 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思维。如果他们被迫失去现有的一切，那么他们宁愿让整个社会秩序崩塌，让改革的红利落空，也不希望看到那些“后来者”因为自己的牺牲而受益。这种心态在政治斗争尤其明显，当一方感到自己无法获胜时，可能会采取玉石俱焚的策略。
3. 对未来的不信任与对“改革者”的敌视：
他们对改革的意图往往抱有深深的怀疑。
“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想取代我们。” 这是他们最普遍的担忧。他们 melihat 改革派的诉求，并非真心为了国家好，而是借机夺取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财富。因此，任何形式的“让步”都被视为策略性的陷阱，一旦踏入，就万劫不复。
对新兴势力的不屑与敌视。 明末的那些文官集团，民国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要么是“寒门”、“草根”，要么是“新贵”，缺乏“正统”的根基和“高贵的血统”。他们不认为这些人有能力管理好国家，更不相信这些人会遵守既有的游戏规则。这种傲慢让他们不愿意与这些人平等对话，更别提分享利益。
4. 权力结构与制度的惯性：
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往往是围绕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构建的。
明末： 宗法制、封建残余，以及官员与勋贵之间的利益绑定，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僵化的体系。皇帝的权力也受到这些势力的牵制，难以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改革意味着要打破自己所在的那个“壳”。
民国： 虽然有西方的政治思想传入，但中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受到传统势力和军阀的影响。孔宋家族作为联系中西方的桥梁和代表，他们的利益与当时的国家经济命脉紧密相连。政府的改革如果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很容易引发内部的巨大阻力，甚至导致政局不稳。
他们习惯于在既有的权力框架内运作，任何超出这个框架的改革，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不确定在新框架下自己还能获得多少利益，甚至能否生存。
5. 路径依赖与无法转型的困境：
长期以来，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相对单一，转型成本巨大且风险极高。
明末勋贵： 习惯了靠土地租金、俸禄和特权生活，让他们去搞工商业，或者适应新的税收制度，是极其困难的。他们的教育背景、社会关系网，都让他们难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
民国孔宋： 虽然已经开始涉足现代经济，但他们的核心利益仍然与旧有的特权经济模式（如海关、金融特许权）紧密相连。如果要彻底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必然要放弃一些垄断性的特权，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一旦决定“割肉”，意味着他们家族的整个发展路径都需要重塑，这比死守既有利益要困难得多。
6. 时间的紧迫感与信息不对称：
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可能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仔细权衡和做出最优选择。
“最后的疯狂”： 当统治集团或社会危机爆发时，很多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选择以更强硬、更极端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采取渐进式的让步。他们可能认为，只要挺过这一关，一切还能回到原点。这种“骑驴找马”的心态，最终往往是“驴马尽失”。
信息不对称： 在封建时代，信息传递不畅，他们可能无法准确了解改革的真实意图和可能的后果；在民国时期，虽然信息流通加快，但政治博弈中的信息战也十分激烈，他们也可能被误导或低估了对手的力量。
总结一下，他们宁肯两败俱伤，也不是出于一种主动的“破坏欲”，而是：
利益的绝对化： 认为自己的利益是不可动摇的，一旦动摇就是灭顶之灾。
对外部力量的极度不信任： 认为任何试图触碰其利益的行为都是阴谋。
权力结构的自我保护： 改革触及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基础。
转型能力的缺失与路径依赖： 无法适应或不愿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得不到的就毁掉”的极端心态： 在无法保全自己时，宁愿拉所有人下水。
最终，这种“宁死不屈”的态度，就像是一场赌博，赌的是“情况能好转”、“对手会退让”或者“能挺过去”。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当赌错了方向，等待他们的，便是无可挽回的衰落，甚至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的悲剧，在于未能看清时代的洪流，未能懂得“适时放手”的智慧，最终被自己固守的利益所吞噬。
1. 利益的“固化”与“不可分割性”：
想象一下，一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掌握着某个行业的核心资源，比如明末的土地、军权，抑或是民国时期掌控的金融、实业。这些利益就像是他们的“血液”，已经深入骨髓，构成了家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石。
明末勋贵外戚： 他们手中的土地不仅是财富，更是他们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根本。卖掉一块地，可能就意味着少了一批可以供养家丁的收入，少了可以影响地方官员的筹码。军权更是如此，没有了兵权，他们与普通士绅就无异，过去的荣光瞬间化为泡影。他们的利益是高度关联和相互支撑的，剥离一部分，很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
民国孔宋大家族： 他们在金融、贸易、实业等领域的布局，是多年积累的结果。银行的股份、工厂的控制权、海关的特权，这些构成了他们的商业帝国。一旦松动金融领域的控制权，比如允许其他势力进入银行体系，就可能影响到他们对资金的调度和流转，进而影响到其他产业的运作。他们的利益模式更像是现代化的产业集团，一旦被肢解，对整个集团的打击是系统性的。
因此，对他们而言，“割肉”不是小小的让步，而是对自身存在根本的动摇。他们看到的不是“出让一部分”，而是“失去一切”。
2. “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的心态：
这是一种极端的“零和博弈”心态。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到威胁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而是想着如何将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们辛苦积累的，凭什么给别人？” 这种心理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自己拥有这些利益是理所当然，是凭借家族的功劳、能力或者历史的传承。当改革派或者新兴势力提出利益分配的诉求时，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劳动成果的掠夺。
“如果不能保住我的，那也别想让别人轻易获得。” 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思维。如果他们被迫失去现有的一切，那么他们宁愿让整个社会秩序崩塌，让改革的红利落空，也不希望看到那些“后来者”因为自己的牺牲而受益。这种心态在政治斗争尤其明显，当一方感到自己无法获胜时，可能会采取玉石俱焚的策略。
3. 对未来的不信任与对“改革者”的敌视：
他们对改革的意图往往抱有深深的怀疑。
“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想取代我们。” 这是他们最普遍的担忧。他们 melihat 改革派的诉求，并非真心为了国家好，而是借机夺取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财富。因此，任何形式的“让步”都被视为策略性的陷阱，一旦踏入，就万劫不复。
对新兴势力的不屑与敌视。 明末的那些文官集团，民国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要么是“寒门”、“草根”，要么是“新贵”，缺乏“正统”的根基和“高贵的血统”。他们不认为这些人有能力管理好国家，更不相信这些人会遵守既有的游戏规则。这种傲慢让他们不愿意与这些人平等对话，更别提分享利益。
4. 权力结构与制度的惯性：
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往往是围绕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构建的。
明末： 宗法制、封建残余，以及官员与勋贵之间的利益绑定，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僵化的体系。皇帝的权力也受到这些势力的牵制，难以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改革意味着要打破自己所在的那个“壳”。
民国： 虽然有西方的政治思想传入，但中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受到传统势力和军阀的影响。孔宋家族作为联系中西方的桥梁和代表，他们的利益与当时的国家经济命脉紧密相连。政府的改革如果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很容易引发内部的巨大阻力，甚至导致政局不稳。
他们习惯于在既有的权力框架内运作，任何超出这个框架的改革，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不确定在新框架下自己还能获得多少利益，甚至能否生存。
5. 路径依赖与无法转型的困境：
长期以来，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相对单一，转型成本巨大且风险极高。
明末勋贵： 习惯了靠土地租金、俸禄和特权生活，让他们去搞工商业，或者适应新的税收制度，是极其困难的。他们的教育背景、社会关系网，都让他们难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
民国孔宋： 虽然已经开始涉足现代经济，但他们的核心利益仍然与旧有的特权经济模式（如海关、金融特许权）紧密相连。如果要彻底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必然要放弃一些垄断性的特权，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一旦决定“割肉”，意味着他们家族的整个发展路径都需要重塑，这比死守既有利益要困难得多。
6. 时间的紧迫感与信息不对称：
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可能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仔细权衡和做出最优选择。
“最后的疯狂”： 当统治集团或社会危机爆发时，很多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选择以更强硬、更极端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采取渐进式的让步。他们可能认为，只要挺过这一关，一切还能回到原点。这种“骑驴找马”的心态，最终往往是“驴马尽失”。
信息不对称： 在封建时代，信息传递不畅，他们可能无法准确了解改革的真实意图和可能的后果；在民国时期，虽然信息流通加快，但政治博弈中的信息战也十分激烈，他们也可能被误导或低估了对手的力量。
总结一下，他们宁肯两败俱伤，也不是出于一种主动的“破坏欲”，而是：
利益的绝对化： 认为自己的利益是不可动摇的，一旦动摇就是灭顶之灾。
对外部力量的极度不信任： 认为任何试图触碰其利益的行为都是阴谋。
权力结构的自我保护： 改革触及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基础。
转型能力的缺失与路径依赖： 无法适应或不愿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得不到的就毁掉”的极端心态： 在无法保全自己时，宁愿拉所有人下水。
最终，这种“宁死不屈”的态度，就像是一场赌博，赌的是“情况能好转”、“对手会退让”或者“能挺过去”。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当赌错了方向，等待他们的，便是无可挽回的衰落，甚至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的悲剧，在于未能看清时代的洪流，未能懂得“适时放手”的智慧，最终被自己固守的利益所吞噬。
网友意见
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应该把《崇祯长编》、《崇祯实录》拿出来好好读一百遍。
因为但凡看过《崇祯长编》和《崇祯实录》的人，也说不出”明末勋贵不出钱”这种话；明朝朝廷但凡有点屁事就会号召臣子们捐款，大臣们动不动就捐一年俸禄。
哪里是什么一毛不拔？
满朝文武都捐钱，谁敢不捐？
“工科給事中顏継祖因插警缺餉請令百官捐俸”
崇祯元年六月，因为边军军饷不够，于是上书崇祯，希望崇祯批准文武百官捐工资。
“總督薊遼喻安性奏各属捐助陵工銀六千四十八兩”
崇祯元年十二月，蓟辽总督率全体工作人员为天启帝陵墓捐银6048两。明末银贵钱贱，这差不多就是蓟辽总督府所有工作人员一年的薪水。
“各官俸薪全捐，鄉紳優免半扣，皂快工食十去其三，舉監供丁十存其五。”
以上是崇祯二年湖广道御史李元给崇祯帝奏折里的原话，因为战争以及各种开销，天启朝晚期已经动不动要全体朝廷命官捐一年工资，士绅优免减半，连衙役和秀才的优免都减半了。
“勳戚贍田暫捐三年田租以酬恩眷”
崇祯二年四月，户科都给事中解学龙给崇祯出主意，其中一条就是要勋贵与外戚捐三年田租给皇帝。谁说勋贵和外戚不出力的？
崇祯三年清军破关而入，勋贵捐钱捐物的很多：
襄城伯李守錡捐資運粮；
成國公朱純臣捐資運米；
衍聖公孔胤植捐資助餉；
魯王捐祿佐軍；
瀋王捐祿犒師；
惠王捐貲犒師；
稍微看一下史料吧，明朝勋贵、外戚、藩王、大臣在天启、崇祯朝真的是天天都在捐、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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