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没有像黄巾起义和黄巢起义之类的被剿灭?
咱们得先梳理一下这几场起义的背景和特点，才能看清它们各自的命运差异。
黄巾起义（东汉末年）：
时代背景：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专权，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道教思想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成为凝聚人心的旗帜。
组织严密性： 张角凭借其宗教领袖的身份，将起义组织得相当严密，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号称“三十六方”，方有大者万余人，小者六七千人。这种宗教化的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
起义爆发： 起义一开始就呈现出全国性的爆发态势，目标直指东汉政权。
明军（东汉官军）的应对： 尽管东汉朝廷一度被黄巾军的声势吓倒，但由于其政权基础尚存，并且有地方豪强的支持，得以调集军队进行镇压。镇压过程中，地方豪强如曹操、孙坚等借助自己的军事力量和人脉，逐渐成为了镇压的主力。最终，黄巾军虽然一度席卷全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长期的战略规划，加上官军的围剿和内部的分化，最终被各个击破，余部也逐渐被消灭或融入了后来的军阀混战。
关键在于： 黄巾起义的失败，在于它虽然声势浩大，但迅速被东汉政权动员起来的各路地方军事力量所瓦解。起义军的军事能力和组织韧性，不足以支撑其对抗一个尚未完全崩塌的中央政权及其附属的地方武装。
黄巢起义（唐末）：
时代背景：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衰微，藩镇割据，官逼民反的现象尤为严重。黄巢起义是唐末一系列农民起义的延续和高潮。
起义特点： 黄巢起义前期发展迅速，攻占了长安，一度建立了政权（大齐）。黄巢本人勇猛善战，起义军纪律相对较差，但战斗力很强。
明军（唐朝官军）的应对： 唐朝虽然积弊已深，但其残余的统治力量，尤其是依附于它的各路节度使和藩镇，是其镇压起义的关键。李克用、朱温等军阀，既有对抗朝廷的实力，也对维护自身利益有着强烈的愿望，他们成为了镇压黄巢起义的主力。
关键在于： 黄巢起义的失败，同样是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外部力量的介入。黄巢占领长安后未能巩固政权，内部出现分化，且失去了许多支持者。更重要的是，它最终被更强大的地方军阀所击败，这些军阀虽然也是野心勃勃，但他们是“乱世枭雄”，有自己的军事体系和战略，能够有效地组织力量去对抗起义军。黄巢起义的终结，标志着唐朝中央统治的彻底瓦解，但其力量也被军阀所吸纳或消灭。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明朝末年）：
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与前两者有所不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1. 明末的统治危机已是“国之将亡”的整体性崩溃：
经济上的掏空：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到了极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因各种原因（如宦官专权导致的“私役”泛滥、官员贪污、白银外流、以及长期的边疆战争消耗）而捉襟见肘。崇祯年间，天灾频发，蝗灾、旱灾、水灾接连不断，朝廷连賑灾的钱粮都拿不出来，这更是加剧了民间的绝望。
政治上的腐朽： 党争激烈，宦官专权，皇帝多疑猜忌，导致人才无法施展，政策难以有效推行。官员腐败成风，军队军饷拖欠，士气低落，训练废弛。
军事上的疲惫： 明朝长期处于内外战争的消耗中。对外有与后金（后来的清朝）的持续战争，这不仅耗费了巨额的财力物力，还抽调了大量精锐兵力。内部则镇压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使得军队疲于奔命，损耗严重。
2. 起义军的组织和策略的演进：
长期的游击与发展： 与黄巾起义那种全国性、集中性爆发不同，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是经过了十余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艰苦斗争，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经历了从零散的流民武装，到有组织的、有规模的起义军的转变过程。
适应环境的策略： 他们能够根据明军的追剿，灵活调整战略，时而聚，时而散，在广阔的北方和中原地区与明军周旋。他们学会了如何补充给养，如何争取民心（或至少是保持中立），甚至是如何建立根据地。
吸收和整合： 起义军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吸收被明朝压迫的各阶层人士，包括逃兵、落魄的士绅、以及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还能够有效利用明朝军队的疲惫和士气低落，瓦解部分明军。
3. 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力量的衰败与分裂：
中央政权的无力感： 明朝中央政府面对起义，虽然也曾投入巨大兵力，但由于上述的财政、政治、军事的全面危机，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持续的镇压。崇祯皇帝虽然勤政，但其决策往往陷入两难，且缺乏足够的人才和资源来扭转局面。
地方力量的离心与自保： 明朝末年，地方上的军事力量，如总督、巡抚等，虽然名义上听命于中央，但实际上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在面对起义军时，许多地方官员更倾向于自保，有时甚至会与起义军达成某种默契，或者将起义军引向其他地区，以避免战火波及自身。
军阀的生成与利用： 就像唐末一样，明末也出现了强大的军事将领，如洪承畴、孙传庭等人。但与唐末不同的是，这些人虽然有能力，但他们在镇压过程中，往往是“孤军深入”，或者其力量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充分支持和协调。更重要的是，明朝的这些将领，尤其是驻守边关的将领，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抗后金，这使得他们难以全力回防内地镇压农民军。而那些被派往内地镇压起义的将领，一旦镇压不力，或者在与其他起义军的战斗中受挫，他们的力量就可能被起义军吸收，或者导致更多的军队哗变。
4. 清朝力量的崛起与渔翁得利：
外部因素的介入： 这是最关键的区别之一。黄巾起义和黄巢起义爆发时，中国北方并没有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外部势力在虎视眈眈，并且准备随时介入中原的权力斗争。
满洲（清朝）的军事优势： 在明末，后金（清朝）已经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不仅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优于明朝军队，而且其内部组织更加严密，目标更加明确——推翻明朝，建立自己的统治。
起义军与清朝的复杂关系：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明朝灭亡。此时，原本镇压农民军的吴三桂，在山海关率军面对李自成，而另一边则是清军。吴三桂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选择“引清兵入关”。清朝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利用明朝灭亡、天下大乱的时机，以及吴三桂的倒戈，一举进入中原。
清朝的策略： 清朝在进入中原后，采取了相对有效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利用明朝遗留下来的官僚体系和人才，另一方面则运用其军事优势和对汉族官僚的笼络，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清朝能够有效地镇压和瓦解剩余的农民军势力，包括张献忠的残部以及南明的抵抗力量。
总结一下关键差异：
统治基础： 黄巾和黄巢起义时，虽然唐宋明都面临危机，但统治基础（中央政权及其地方武装）并未彻底瓦解到那种程度。而明末，整个国家机器已经濒临崩溃。
外部力量： 明末出现了一个比明朝本身更具侵略性和组织性的外部力量——后金（清朝），它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变量。黄巾和黄巢起义时，没有这样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
起义军的成熟度： 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其组织、策略和适应能力相比前两者更强，但终究难以独自对抗清朝的崛起。
历史走向： 黄巾和黄巢起义最终被当时的统治者或其代理人（地方军阀）所镇压，历史回到“乱世之后可能迎来新的统一王朝”的循环。而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虽然其领导人最终失败，但他们的斗争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并为清朝入关提供了契机，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朝代。
所以，与其说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没有被剿灭”，不如说他们的起义是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最终收割胜利果实的是另一个力量。他们为明朝的灭亡付出了代价，但他们的行动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这与前两者被直接镇压下去，历史似乎只是经历了一次“内部调整”有着本质的区别。
网友意见
从崇祯七年到崇祯十一年这五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担任三边总督的洪承畴主要负责围剿李自成的工作。洪承畴面临的主要问题，一共有八个：
第一，军饷长期拖欠，导致宁夏、青海驻军兵变，连宁夏巡抚都被杀了。
第二，陕西的粮食供给跟不上，每次出动的兵力少了打不过闯军，出动的兵力一多，打不了多长时间就存粮告罄。
第三，陕西是李自成的老家，又在闹饥荒，李自成招兵实在是太容易了，榆林之战中，贺人龙把李自成打得只剩几百人，结果几个月的工夫闯军就又变成了几万人。
第四，每次洪承畴打几场胜仗，闯军就跳到河南，那里洪承畴管不着，而且饥民更多。一个月的工夫，李自成又带着几万河南人杀回来了。
第五，张天琳、郭汝磐等人对李自成都很讲义气，每次洪承畴布置好了对李自成的包围网，他们就在洪承畴的背后攻击。而洪承畴手下的这帮人就一言难尽了，他们倒是也很能打，但他们从来不会主动互相救援，曹文诏、俞冲霄被闯军消灭，祖大弼被伏击时，其他明军都坐视不理。如果没有洪承畴、孙传庭亲自部署，就别指望能有两镇兵马联合作战。洮河大战时，左光先、马科、曹变蛟这些人也是各行其是，导致包围圈千疮百孔，让李自成带着残部逃走了。
第六，闯军的吃苦耐劳远胜明军，李自成入川之后，洪承畴入川追剿，李自成不敌。洪承畴堵住了出川的道路，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闯军居然从川西松潘一带的雪山草地返回了陕西。明军却不敢直接穿过草地追击，从大路绕道返回，节省下来的这段时间又让闯军缓过气来。在行军速度上，农民军一般都胜过明军，导致明军必须在前面堵截才能找到攻击闯军的机会，而从背后追击的做法几乎全都徒劳无功。
第七，洪承畴有四处死穴：西安、兰州、平凉、宁夏，这四地分别是秦王、肃王、韩王、庆王的封地，任何一处失守都是死罪。所以洪承畴不得不将大量兵力用于保卫这四个地方，作战的灵活性大大下降。
第八，明军将领们常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如果农民军势力太大，他们往往避而不战。洪承畴督师期间，这种事还比较少，后来孙传庭督师的时候，这种情况几乎成了常态。
洪承畴和李自成斗了五年，仗着明军兵多将广，有后勤支援，这才终于把李自成赶进了商洛山，可这八个问题他哪个也没解决。军饷越来越少，灾荒越来越严重，文臣武将们继续推诿扯皮。
如果没有后金，会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抽调进关的辽兵将会不止有祖大弼一部，但是陕西从来都不缺兵，而是缺钱缺粮，辽兵能自带干粮来参战吗？
第二，不会有辽饷了，农民的负担会轻一点，但是这点影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吗？梁廷栋就曾经说：“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抚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辽饷每亩一分二厘这个数额并不算离谱，真正离谱的是各级官吏在征收过程中的横征暴敛，是地方上的各种苛捐杂税，是沉重的地租压力和高利贷盘剥。少一个辽饷，对大局的影响有限之至。
第三，辽东的军费开支会减少，崇祯能多花点钱到陕西，也就这一点还算有些用处。但是，士兵们领不到军饷真的是因为崇祯不发钱吗？即便是在朝廷投入数以百万计的军费的辽东，依然有严重的欠饷现象，那么军饷去哪了呢？吴桥兵变的时候，隶属登州的辽兵已经断粮了，可为什么兵变的主谋李九成还有钱去赌博呢？
没有后金，崇祯把辽饷变成秦饷，确实能让战场的天平更多地向明军倾斜，运气好的话，也确实有可能在某一战中把李自成打死，可这能有多大的效果呢？曹文诏处心积虑地安插卧底，收买叛徒，暗杀了横天一字王王嘉胤，结果紫金梁王自用接管了王嘉胤的旧部，他比王嘉胤更有威望，更能团结山西的所有农民军。崇祯调了七路大军，来围剿王自用，最后好不容易，也不知道王自用是战死还是病死了，闯王高迎祥又成了农民军的总掌盘，手下全都是因为领不到工资而逃亡的明军士兵，比王自用更加能打。等到高迎祥被叛徒出卖，李自成又崛起了，不仅比高迎祥还能打，而且军纪还好。真要是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这些人也死了，还不知道要冒出个什么人来。大明还得接着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李过、高一功、李来亨这些人打——好像难度又提升了。
不把数以百万计的饥民这一流寇的来源掐断，流寇就会一直存在。然而大明朝的吏治已经烂透了膛了，军队也基本上废柴化或土匪化了。指望大明完成这个任务，还不如指望大清呢。
这八个问题要解决，其实也有办法。军饷总拖欠，就得加大地方财政对军队的支援力度，给军队更多权力，让他们屯田或开拓其他财源，让地方上的士绅出钱办团。饥民太多、粮食不足，除了拨款赈济和直接把饥民杀光之外，解决办法还是屯田，得由督抚大员牵头，为了处理屯田事务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势必要增加督抚在民政上的权力。武将不配合，还有跨区围剿困难，要解决的话就得增强督抚对武将的控制力，还要扩大辖区范围。军队素质太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练新军，就像湘军、淮军、北洋军那样。
但是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产生军阀。
任何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要彻底消灭农民军，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某个将领或某些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班底，有服从于他们的精干军队，能够稳定地控制一块地盘，恢复社会秩序，相对和平地剥削。但是明朝恰恰没有这样的条件，到了崇祯末年，左良玉、吴三桂、刘泽清等大帅已经有了很强的独立性，朝廷已经不得不和他们商量着办事了。然而，他们却并不能管理地方，只能靠暴敛横征乃至直接抢劫来筹措军饷，根本没有建设能力。
对比晚清的军阀们，他们以封疆大吏为首脑，以地主豪绅为基石，最终发展到了东南互保时足以不遵朝命的程度。而崇祯时期的军阀们却是真正的流寇，武将们追着农民军的屁股后面流动作战，从来都没有和地方上的士绅结合。统兵的文官大员从来没能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那样建立真正听命于他们的军队，这些文官只能充当协调所有武将关系的角色。前期的洪承畴尚能有效调遣部队，后期的傅宗龙、汪乔年则根本不被武将放在眼里。
督抚、武将、士绅三者结合，才能形成真正的军阀势力，但是崇祯在这方面警惕性一直非常强。袁崇焕和祖大寿出现了督抚和武将结合的情况，立刻把袁崇焕杀了；卢象升喜欢亲自下部队，作为主管军事的官员却总想搞经济建设，崇祯看他便一百个不顺眼；孙传庭想搞屯田，崇祯勃然大怒，让他立刻出战，道理很简单，孙传庭屯田如果成功了，他手上有军权，又有经济来源，和麾下的军队也团结起来了，说不定还能拉拢陕西本地豪族，那陕西岂不是成了他孙传庭的天下了。唐王朱聿键要带兵进京勤王，更是犯了崇祯的大忌，万一宗室里出了一个刘备一样的人，他崇祯如何自处？
所以，崇祯朝的督抚全都是光杆司令，靠着自己在武将中的威信人缘来指挥军队；崇祯朝的武将全都是纯粹的军事将领，除了打仗就只会抢劫；崇祯朝的士绅顶多带着乡勇在本县转悠转悠，谁也别想干预朝廷军务；崇祯朝的藩王只能老老实实在王府里圈养，谁敢离开封地一步立刻抓起来问罪。
倒是没人能篡崇祯的皇位了，但是也没人打得过李自成了。
不过话说回来，崇祯就是真的放权了，难道就一定能消灭流寇吗？这可不见得。就算他放权了，那些军阀们也得凭真本事和各路反王去斗，而崇祯朝的财政能力较清朝咸同年间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崇祯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制衡这些军阀。到那时，局面就不是晚清了，而是汉末。绝不会泾渭分明地划分出农民军和官军两个阵营，而是军阀们在和农民军战斗的同时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源出于明朝西北边防军的这些农民军主力，其军事素养远远胜过一般的饥民造反，和黄巾军这样的水平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比明朝的正统官军更高，而且一旦有条件割据地盘，闯军和西军都展现出了很强的经济建设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才是明末最强的割据势力。而明朝的督抚们就算能有极高的自主权，也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他们还是要依靠明朝原来的官僚体系，也就是那个无能到了极点，把百万饥民逼反的官僚体系，顶多也只能逐步进行改造，不能彻底推倒重来。军事上倒是有可能从头组建新部队，那也只不过是和闯军、西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有赢的机会，但也只是有机会而已，输的概率依然很大。
何况就算崇祯成功地靠军阀把农民军镇压下去了，他这个皇帝就当得成吗？东汉把黄巾军镇压了，被曹魏给灭了；东晋把卢循镇压了，被刘宋给灭了；唐朝把黄巢镇压了，被朱梁给灭了。从崇祯的角度来看，这还不如死在李自成手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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