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不进行根据地建设？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在许多观众看来，似乎总是“打着就走”，缺乏如同前朝某些农民起义那样，在特定区域扎根、进行长久根据地建设的痕迹。这背后的原因，其实相当复杂，是历史的局势、起义军自身的特点以及明朝政府的应对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首先，我们得明白，李自成和张献忠所处的时代，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着显著的不同。
一、 时局的严峻与国家的支离破碎：
明末，中央集权衰落，地方势力抬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国家机器的整体运作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瘫痪。
明朝中央政府的虚弱： 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但积重难返。党争激烈，宦官专权，军队腐败，财政枯竭，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力量和资源去有效镇压四处燃起的烽火。即使有能力组织大规模围剿，也常常因为指挥失当、粮草不济、将领不力而屡屡失败。
军阀与地方割据的抬头： 在明末那种混乱的局面下，一些地方官僚、将领也往往拥兵自重，甚至与起义军暗通款曲，或者为了自身利益不积极剿灭。这使得明朝在镇压起义时，很难形成一股强大的、统一的力量。
后金（清朝）的外部威胁： 辽东的后金政权一直虎视眈眈，明朝政府不得不在有限的军事力量中分出一大部分去抵御来自北方的强大敌人。这使得他们“顾此失彼”，难以集中力量彻底平定内乱。
在这种背景下，起义军要想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根”在哪里？
二、 起义军自身的特点与生存逻辑：
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虽然在规模和组织程度上比以往的起义有很大提升，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支以生存和发展为首要任务的武装力量。
流动作战的必要性： 在没有稳固根据地的情况下，起义军必须不断地移动，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粮食、兵员、武器）并避开明朝军队的围剿。一旦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久，就容易被明朝官兵集中优势兵力包围，前功尽弃。
“打”是唯一的出路： 农民起义的最初动因是生存，在官府的压迫下，武装反抗成为唯一的选择。他们需要通过掠夺和占领来维持队伍的运转。因此，“打”和“走”是起义军最直接的生存方式。
缺乏长期建设的经验与资源： 即使起义军的首领有建设根据地的意愿，但他们大多是基层士兵出身，缺乏治理国家、建设地方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没有能够有效组织生产的官僚体系，也没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即使占领了一些城镇，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其转变为能够持续供养军队的“根据地”。
组织结构的相对松散： 虽然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军事和行政组织，但与一个成熟的国家机器相比，其凝聚力、控制力和执行力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起义军的士兵成分复杂，有被压迫的农民，也有地痞流氓，甚至还有一些被收编的原明朝士兵。如何将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长期稳定地组织起来，是一大挑战。
三、 对“根据地”的理解与实际操作的差异：
我们现在说的“根据地建设”，通常是指在某个区域建立稳固的统治，发展经济，组织生产，进行长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建设，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经营”：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说他们没有进行过“根据地建设”。
李自成： 在河南、湖北一带，李自成确实尝试建立过一些政权，比如在襄阳、荆州等地，他建立过“承天府”，设置了官职，征收赋税，试图将占领区变成稳固的后方。他发布的《严禁官军不许扰民》等政令，也显示了他试图争取民心、稳定统治的意图。他对占领区的“招降纳叛”和“招抚”政策，也是在试图整合地方力量。
张献忠： 在四川，张献忠建立了大西政权，定都成都，也设置了官僚体系，铸造钱币，颁布政令，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相对稳固的统治。他发布的“七杀令”等，虽然以残酷著称，但也反映了他试图用高压手段来维持秩序、巩固统治的尝试。
“根据地”的脆弱性： 然而，这些“根据地”都存在着致命的脆弱性。
政治上的不合法性： 他们都是在推翻现有的统治，缺乏合法性基础。一旦明朝政府集中力量反击，或者外部势力介入，这些刚刚建立的政权很容易被摧毁。
经济上的依赖性： 他们的经济来源仍然严重依赖于掠夺和征收，一旦明朝军队封锁或者起义军主力离开，当地的经济就难以维系。
军事上的压力： 他们始终面临着明朝军队、甚至其他起义军的强大军事压力，难以获得喘息之机去进行深入的建设。
民心基础的动摇： 尽管他们曾试图争取民心，但农民起义的破坏性以及在占领区可能出现的破坏和掠夺，也让很多民众对他们望而却步，甚至转而支持明朝官军。
四、 历史的进程与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恰恰是那个时代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明朝统治走向灭亡的信号。
起义的“加速器”作用： 农民起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但它们自身也难以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能够取代明朝的强大力量。
后金（清朝）的渔翁得利： 最终，真正能够建立起稳固统治并取代明朝的是来自关外的后金（清朝）。清朝的成功，在于其更为先进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更为团结的民族凝聚力，以及在占领北方后，能够有效整合汉族官僚体系和文化，建立起一套相对稳定的统治。
历史的“选择”： 历史似乎“选择”了清朝，而不是李自成或张献忠的政权来继承和重塑中国。这背后，是制度、组织、文化、军事等多个层面的较量。
总结来说，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未能进行大规模、长期的根据地建设，是由于：
1. 明朝政治经济的全面崩溃，使得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秩序支离破碎，难以形成稳定的“根据地”。
2. 明朝政府强大的军事压力以及后金（清朝）的外部威胁，迫使起义军必须采取流动作战以求生存。
3. 起义军自身缺乏长期建设的经验、资源和稳定的经济基础。
4. 尽管有建立政权的尝试，但其“根据地”往往因政治合法性、经济脆弱性、军事压力和民心动摇等因素而异常短暂和不稳定。
5. 历史的进程最终由更具组织能力和适应性的清朝所主导。
因此，将“根据地建设”视为衡量农民起义成败的唯一标准，可能有些过于片面。这些起义本身，虽然最终未能成功建立长久的政权，但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明朝的统治，为历史的变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他们的“打”和“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是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首先，我们得明白，李自成和张献忠所处的时代，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着显著的不同。
一、 时局的严峻与国家的支离破碎：
明末，中央集权衰落，地方势力抬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国家机器的整体运作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瘫痪。
明朝中央政府的虚弱： 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但积重难返。党争激烈，宦官专权，军队腐败，财政枯竭，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力量和资源去有效镇压四处燃起的烽火。即使有能力组织大规模围剿，也常常因为指挥失当、粮草不济、将领不力而屡屡失败。
军阀与地方割据的抬头： 在明末那种混乱的局面下，一些地方官僚、将领也往往拥兵自重，甚至与起义军暗通款曲，或者为了自身利益不积极剿灭。这使得明朝在镇压起义时，很难形成一股强大的、统一的力量。
后金（清朝）的外部威胁： 辽东的后金政权一直虎视眈眈，明朝政府不得不在有限的军事力量中分出一大部分去抵御来自北方的强大敌人。这使得他们“顾此失彼”，难以集中力量彻底平定内乱。
在这种背景下，起义军要想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根”在哪里？
二、 起义军自身的特点与生存逻辑：
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虽然在规模和组织程度上比以往的起义有很大提升，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支以生存和发展为首要任务的武装力量。
流动作战的必要性： 在没有稳固根据地的情况下，起义军必须不断地移动，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粮食、兵员、武器）并避开明朝军队的围剿。一旦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久，就容易被明朝官兵集中优势兵力包围，前功尽弃。
“打”是唯一的出路： 农民起义的最初动因是生存，在官府的压迫下，武装反抗成为唯一的选择。他们需要通过掠夺和占领来维持队伍的运转。因此，“打”和“走”是起义军最直接的生存方式。
缺乏长期建设的经验与资源： 即使起义军的首领有建设根据地的意愿，但他们大多是基层士兵出身，缺乏治理国家、建设地方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没有能够有效组织生产的官僚体系，也没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即使占领了一些城镇，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其转变为能够持续供养军队的“根据地”。
组织结构的相对松散： 虽然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军事和行政组织，但与一个成熟的国家机器相比，其凝聚力、控制力和执行力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起义军的士兵成分复杂，有被压迫的农民，也有地痞流氓，甚至还有一些被收编的原明朝士兵。如何将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长期稳定地组织起来，是一大挑战。
三、 对“根据地”的理解与实际操作的差异：
我们现在说的“根据地建设”，通常是指在某个区域建立稳固的统治，发展经济，组织生产，进行长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建设，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经营”：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说他们没有进行过“根据地建设”。
李自成： 在河南、湖北一带，李自成确实尝试建立过一些政权，比如在襄阳、荆州等地，他建立过“承天府”，设置了官职，征收赋税，试图将占领区变成稳固的后方。他发布的《严禁官军不许扰民》等政令，也显示了他试图争取民心、稳定统治的意图。他对占领区的“招降纳叛”和“招抚”政策，也是在试图整合地方力量。
张献忠： 在四川，张献忠建立了大西政权，定都成都，也设置了官僚体系，铸造钱币，颁布政令，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相对稳固的统治。他发布的“七杀令”等，虽然以残酷著称，但也反映了他试图用高压手段来维持秩序、巩固统治的尝试。
“根据地”的脆弱性： 然而，这些“根据地”都存在着致命的脆弱性。
政治上的不合法性： 他们都是在推翻现有的统治，缺乏合法性基础。一旦明朝政府集中力量反击，或者外部势力介入，这些刚刚建立的政权很容易被摧毁。
经济上的依赖性： 他们的经济来源仍然严重依赖于掠夺和征收，一旦明朝军队封锁或者起义军主力离开，当地的经济就难以维系。
军事上的压力： 他们始终面临着明朝军队、甚至其他起义军的强大军事压力，难以获得喘息之机去进行深入的建设。
民心基础的动摇： 尽管他们曾试图争取民心，但农民起义的破坏性以及在占领区可能出现的破坏和掠夺，也让很多民众对他们望而却步，甚至转而支持明朝官军。
四、 历史的进程与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恰恰是那个时代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明朝统治走向灭亡的信号。
起义的“加速器”作用： 农民起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但它们自身也难以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能够取代明朝的强大力量。
后金（清朝）的渔翁得利： 最终，真正能够建立起稳固统治并取代明朝的是来自关外的后金（清朝）。清朝的成功，在于其更为先进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更为团结的民族凝聚力，以及在占领北方后，能够有效整合汉族官僚体系和文化，建立起一套相对稳定的统治。
历史的“选择”： 历史似乎“选择”了清朝，而不是李自成或张献忠的政权来继承和重塑中国。这背后，是制度、组织、文化、军事等多个层面的较量。
总结来说，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未能进行大规模、长期的根据地建设，是由于：
1. 明朝政治经济的全面崩溃，使得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秩序支离破碎，难以形成稳定的“根据地”。
2. 明朝政府强大的军事压力以及后金（清朝）的外部威胁，迫使起义军必须采取流动作战以求生存。
3. 起义军自身缺乏长期建设的经验、资源和稳定的经济基础。
4. 尽管有建立政权的尝试，但其“根据地”往往因政治合法性、经济脆弱性、军事压力和民心动摇等因素而异常短暂和不稳定。
5. 历史的进程最终由更具组织能力和适应性的清朝所主导。
因此，将“根据地建设”视为衡量农民起义成败的唯一标准，可能有些过于片面。这些起义本身，虽然最终未能成功建立长久的政权，但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明朝的统治，为历史的变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他们的“打”和“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是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友意见
让顾诚来教朙粉题主流动性作战的必要性:
“至于红军是否应该固守一个地区的割据，这个问题你们在行动中常常碰见。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如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亦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坏完了——即此问题亦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
——毛泽东，前委来信
如果这还不懂，我再提一个，太平天国起家时试图割据金田、割据永州做根据地，什么下场？
占领江口圩后，太平军收缩兵力，“自焚其巢”，放弃金田、新圩，全军集中于江口圩南北，构成一条狭长的弧形防线。防区内，控制有利地形和各制高点，挖壕筑垒，在圩上、牛排岭、油榨等处配置重兵，安设大炮，构成坚固要塞。在各村庄纵深配置兵力，以为预备队。会战时，山谷、隘津、丛林、竹园之中，隐蔽伏兵。于是整个基地据点棋布，兵力群集，构成严密的山地与要塞防御体系。李星沅向咸丰帝哀叹说：“贼巢倚山近江，内接平南花洲，纵横数十里。各口均藏枪炮，掘有陷坑，非群盗窜扰可比。”他看出太平军战略不是“窜扰”，不同于天地会军的流动战略，而是防御战略。
……
太平军进入中平地区后，一如江口圩、东乡战场，立即抓紧构筑防御阵地。洪秀全等将主力部署在中平、百丈、新寨三大圩。天王居新寨，东南傍倚瑶山天险，是相对安全的后方；北线中平、仁义、谢官等村配置较多的精兵，构筑坚固防线，安设大炮，与清军主力相持，拱卫整个基地
……
贼系初一破永安，其时地势亦尚不熟，木寨、土垒、炮台尚未修起。初六夜起，该匪日夜赶修。……各营添挖深沟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设地雷，并将我兵进路挖断。
……
于城之东、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许，筑长墙，固守于内。而城上不多设备，仅十数贼居敌楼。又于黄鹄山脊起望楼，高数丈。我兵来攻，两阵相接，贼于望楼中窥见，即以次飞报，乃整众凭城而守。余日未尝登陴也。
结果：粮草、火药近因邻境堵截，似觉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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