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推翻明朝建立大顺朝，为什么后面都是提反清复明而不是反清复顺？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也触及了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要理解为什么后来大家喊的是“反清复明”而不是“反清复顺”，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1. 历史的认知与合法性：
“明”的合法性根深蒂固： 尽管崇祯皇帝昏庸无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但“大明”作为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王朝，其合法性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一种历史惯性，是一种对现有秩序的认可，即使这个秩序已经千疮百孔。
“顺”的短暂与不确定性： 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朝虽然推翻了明朝，但其统治时间极其短暂。从他攻入北京，到被清军击败，不过短短数月。一个如此年轻、根基未稳的政权，其合法性和稳定性都远远无法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大明相提并论。在普通民众看来，李自成更像是一位“闯王”，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非能够长久统治天下的“天子”。
“复”的情感寄托： “复明”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恢复一个王朝的统治，更是许多人对过去“汉人王朝”的怀念，是对民族认同的一种坚持。在大顺朝覆灭，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这种对过去的追忆和对异族统治的抵触，使得“复明”成为一种更具号召力的政治口号。
2. 政治与军事现实的考量：
李自成政权的脆弱性： 李自成虽然骁勇善战，但其政权内部问题重重。例如，对降官的收编、对投降士绅的拉拢，都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他缺乏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来治理庞大的帝国，也未能有效解决农民起义军内部的纪律和秩序问题。在他进入北京后，一些对明朝不满的官员和士绅虽然表面上归顺，但内心深处仍怀有对明朝的忠诚，或者至少是观望的态度。
清朝的策略与军事优势： 清朝在入关之初，虽然也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但他们采取了非常高明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政治上： 他们承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愿意归顺的明朝官员和士绅表示宽容，利用他们来管理地方。同时，他们也保留了许多明朝的制度和官员，以示统治的延续性，减少阻力。
军事上： 清军拥有强大的骑兵和严明的纪律，在野战中对李自成的大顺军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山海关，吴三桂的投降更是直接为清军打开了入关的大门。
“复顺”的局限性： 如果大家喊“反清复顺”，就意味着要重新拥立李自成或者他的继承人。但在李自成刚刚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现实。谁来继承“顺”的旗帜，如何重新组织力量对抗强大的清朝，都是未知数。
3. 民族认同与反抗的凝聚力：
汉族王朝的象征： 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在许多汉族士大夫和民众心中，满族统治者是“异族”，是对“华夏正统”的颠覆。这种民族情感，在国家危难之际，很容易被激发和利用。
“复明”的号召力更强： “复明”口号能够直接唤醒那些对满族统治抱持警惕和敌视的汉族官僚和民众。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清朝）和明确的恢复目标（明朝）。这个目标虽然可能只是一个象征，但它能够凝聚人心，为反抗提供合法性和道义基础。
李自成的局限性：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明朝，但他自身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在与清朝的较量中，在争取明朝旧臣和士绅的支持方面，不如一个“复明”的旗号来得有力。他的出身和政治经验，也让他难以在短时间内赢得所有人的信赖，尤其是那些曾经为明朝效力，或者对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政治秩序有所寄托的人。
总结一下：
李自成建立大顺朝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它过于短暂和脆弱，未能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和稳固的统治基础。当清朝入关，以更强的军事力量和更成熟的政治策略确立统治后，人们面对的直接挑战变成了“异族”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反清复明”的口号，凭借着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强大的民族情感和对汉族王朝合法性的认同，成为了一种更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反抗旗帜。它不仅是对被推翻政权的怀念，更是对民族文化和国家主权的捍卫。而“反清复顺”，则因为李自成政权的迅速覆灭和缺乏后续的领导核心，显得缺乏现实可行性，也难以激发广泛的认同。
1. 历史的认知与合法性：
“明”的合法性根深蒂固： 尽管崇祯皇帝昏庸无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但“大明”作为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王朝，其合法性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一种历史惯性，是一种对现有秩序的认可，即使这个秩序已经千疮百孔。
“顺”的短暂与不确定性： 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朝虽然推翻了明朝，但其统治时间极其短暂。从他攻入北京，到被清军击败，不过短短数月。一个如此年轻、根基未稳的政权，其合法性和稳定性都远远无法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大明相提并论。在普通民众看来，李自成更像是一位“闯王”，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非能够长久统治天下的“天子”。
“复”的情感寄托： “复明”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恢复一个王朝的统治，更是许多人对过去“汉人王朝”的怀念，是对民族认同的一种坚持。在大顺朝覆灭，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这种对过去的追忆和对异族统治的抵触，使得“复明”成为一种更具号召力的政治口号。
2. 政治与军事现实的考量：
李自成政权的脆弱性： 李自成虽然骁勇善战，但其政权内部问题重重。例如，对降官的收编、对投降士绅的拉拢，都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他缺乏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来治理庞大的帝国，也未能有效解决农民起义军内部的纪律和秩序问题。在他进入北京后，一些对明朝不满的官员和士绅虽然表面上归顺，但内心深处仍怀有对明朝的忠诚，或者至少是观望的态度。
清朝的策略与军事优势： 清朝在入关之初，虽然也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但他们采取了非常高明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政治上： 他们承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愿意归顺的明朝官员和士绅表示宽容，利用他们来管理地方。同时，他们也保留了许多明朝的制度和官员，以示统治的延续性，减少阻力。
军事上： 清军拥有强大的骑兵和严明的纪律，在野战中对李自成的大顺军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山海关，吴三桂的投降更是直接为清军打开了入关的大门。
“复顺”的局限性： 如果大家喊“反清复顺”，就意味着要重新拥立李自成或者他的继承人。但在李自成刚刚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现实。谁来继承“顺”的旗帜，如何重新组织力量对抗强大的清朝，都是未知数。
3. 民族认同与反抗的凝聚力：
汉族王朝的象征： 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在许多汉族士大夫和民众心中，满族统治者是“异族”，是对“华夏正统”的颠覆。这种民族情感，在国家危难之际，很容易被激发和利用。
“复明”的号召力更强： “复明”口号能够直接唤醒那些对满族统治抱持警惕和敌视的汉族官僚和民众。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清朝）和明确的恢复目标（明朝）。这个目标虽然可能只是一个象征，但它能够凝聚人心，为反抗提供合法性和道义基础。
李自成的局限性：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明朝，但他自身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在与清朝的较量中，在争取明朝旧臣和士绅的支持方面，不如一个“复明”的旗号来得有力。他的出身和政治经验，也让他难以在短时间内赢得所有人的信赖，尤其是那些曾经为明朝效力，或者对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政治秩序有所寄托的人。
总结一下：
李自成建立大顺朝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它过于短暂和脆弱，未能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和稳固的统治基础。当清朝入关，以更强的军事力量和更成熟的政治策略确立统治后，人们面对的直接挑战变成了“异族”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反清复明”的口号，凭借着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强大的民族情感和对汉族王朝合法性的认同，成为了一种更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反抗旗帜。它不仅是对被推翻政权的怀念，更是对民族文化和国家主权的捍卫。而“反清复顺”，则因为李自成政权的迅速覆灭和缺乏后续的领导核心，显得缺乏现实可行性，也难以激发广泛的认同。
网友意见
山东傅家楼义军“坚事逆闯”，“安心附逆，旗帜之上大书闯贼年号”。其首领马应试和满家洞义军的首领擎天王宫文彩都是接受过顺朝官职的。陕西贺珍反清时也借李自成的名号，自称“奉天倡义大将军”。陕西反清义军中的郭君镇、刘弘才、刘文炳、黄色俊、贺宏器、李明义都是闯军旧部。
文官反清复顺的也有，比如说辽州牧蔡仕，降清之后给顺军提供情报，事败之后又在被押送京师的途中逃脱了；山东新泰县令周祚鼎，在山东全面沦陷的情况下，拒绝清朝六次招降，血战到底；垣曲县令麻绍，被清军拘捕下狱，在监狱里还派出人去，找来顺军收复了垣曲；中部县令陈尚新，因为保存顺朝的大印被杀。
从隆武元年开始，李过、高一功为首的顺军对外不再打顺军旗号，改编为忠贞营，联合明朝抗清。
@项天鹰 大佬已经介绍了明末坚持大顺旗号的事例，我再补充介绍一下其他事例。
嘉庆年间的天理教起义，首领之一的李文成就号称是“李自成转世”，旗号是“大明天顺李真主”。不难看出李文成虽然还挂了一块“大明”的招牌，但主要用来号召起义的还是李闯王的威名，而且把“大明”的“国姓”都改成“十八子”了，这其实就是反清复顺。
至于为什么反清起义极少用大顺和李自成的旗号，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项天鹰大佬说过的理由，大顺军余部为了抗清主动放弃了大顺的旗号，采用南明的名义继续活动。所以即便有同情大顺的人，也不可能使用李自成和大顺的旗号了。
第二是李自成在士绅中影响力有限。士绅不但因为自身利益仍把明朝视为正统，而且他们纪念明朝也相对安全，因为纪念李自成是肯定要倒霉的。既然士绅普遍纪念明朝而不是李自成，一般老百姓难免也受到这种正统思想的影响。李文成要打出“大明”的招牌，多半也是为了争取士绅参加。
第三是即便是反清起义的参加者也希望能有正面的榜样。李自成抗清一年就不幸身故，这难免使他的号召力大打折扣。与之相对的就是太平天国坚持十四年，并一度有成功的可能性，比南明的影响力还大。所以后来的革命党更多就把太平天国视为模仿榜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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