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候的汉奸和清军入关时候的汉奸有什么区别呢？

日本侵华和清军入关，这两段历史时期都出现了“汉奸”这一群体，但他们的身份、动机、行为及其社会影响，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要深入理解这些区别，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标签，去细致审视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和人物的处境。

历史背景的根本不同：

首先，最核心的区别在于统治者性质。

清军入关：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其统治者是外族，但他们是通过武力征服，并最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延续了270多年的王朝。在征服过程中，清朝也展现出一定的政治策略，例如“招抚”、“分化”等。更重要的是，清朝的统治逐渐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融合，虽然带有民族统治的印记，但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上）与日本侵华有着本质区别。
日本侵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已经兴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以吞并或殖民为目的的外部军事侵略。日本的目标是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榨取中国的资源，控制中国的主权。从民族国家存亡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亡国灭种的威胁。

“汉奸”的动机与身份：

这种背景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汉奸”动机和身份的多样性。

清军入关时期的“汉奸”：
投降派与顺应者：很多明朝官员和士绅，在目睹了明朝的腐朽、农民起义的混乱以及清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后，为了保全自身、家族的利益，或是认为清朝能带来秩序和稳定，选择“归顺”新政权。他们很多是基于对时局的判断，认为反抗无望，不如顺势而为。
军人投诚：明朝军队的将领，在军力不济或粮饷断绝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也可能选择投降。
政治投机者：一部分人可能看到了清朝新政权中上升的机会，希望在新王朝中获得政治地位和权力。
文化与制度的接受：尽管存在民族差异，但清朝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上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朝，并且在早期也进行了一些与汉族士大夫的合作，这使得一些人更容易在新的统治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身份：更多的是“顺应”统治者，而非“协助”外敌侵略。他们是新王朝的“臣民”，虽然是“降臣”，但本质上是在中国本土建立的新政权下运作。

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
直接助纣为虐者：这是最令人憎恶的群体。他们主动或被动地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充当其鹰犬、走狗，参与镇压抗日力量，搜刮民脂民膏，甚至直接参与屠杀。
建立伪政权者：如汪精卫政权，这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脱离中国政府，与日本合作，建立了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为日本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并直接配合日本的侵略政策。
卖国求荣者：一部分人出于个人野心、贪婪或对民族存亡漠不关心，甘愿充当日本的代理人，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来换取个人权势和财富。
被裹挟者与利用对象：也有一些人在极端环境下，或者被日本的宣传和政治策略所迷惑，被迫或被动地为日伪服务，他们的动机可能比主动卖国者复杂。
身份：他们是“协助”一个外部侵略者来奴役和剥削自己的同胞，是民族叛徒，是国家主权的背叛者。

行为和影响的差异：

清军入关时期的“汉奸”：
行为：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臣服”和“合作”，例如接受新官职，遵循新政令，参与清朝的行政管理。一些人甚至积极参与到对明朝残余势力的清剿中。
影响：他们的行为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统治巩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合作也为清朝融入中国社会、推行统治提供了便利，尽管是以牺牲一部分明朝遗老遗少的民族气节为代价。然而，清朝最终建立了延续数个世纪的王朝，这使得“投降”行为的性质在后世评价上，也蒙上了一层“历史必然性”或“政治智慧”的复杂色彩。

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
行为：他们的行为直接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战争，包括提供情报、协助日军作战、维持日伪统治秩序、残酷镇压抗日活动、参与经济掠夺等。
影响：他们的行为极大地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削弱了中国的抵抗力量，延长了侵略战争的进程。这些行为被视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背叛，在民族存亡的危机面前，其罪行被放大，也因此在民族记忆中留下了极深的伤痕。战后，这些“汉奸”群体受到了清算。

历史评价的根本差异：

清军入关时的“汉奸”：对这一时期“汉奸”的评价更为复杂和模糊。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是“变节者”，尤其是在传统史观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民族主义兴起后，对这些人的批判也逐渐增强。然而，与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相比，他们的“罪名”在性质上显得不那么极端，更多被视为政治上的选择或“识时务”。
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对这一时期汉奸的评价是一边倒的谴责。他们是民族叛徒，是历史罪人，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他们的行为是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公然践踏，是对无数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直接损害。在现代中国，“汉奸”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对日本侵华时期那些合作者的专指。

总结来说，

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主动协助外部侵略者，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其行为是直接服务于侵略战争，性质是民族叛徒，社会影响是加剧民族苦难。

清军入关时期的“汉奸”或“降臣”，是在王朝更替、天下大乱的背景下，选择顺应新的统治者，其行为更多是政治上的归顺与合作，性质是臣子对旧朝的背叛、对新朝的效忠，社会影响是加速了统治权的转移，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政权的构建。

用更通俗的话讲：

清初的“汉奸”：更多是在“谁当皇帝”的问题上，选择了“新皇帝”，并帮助新皇帝统治大家。
抗日战争的“汉奸”：是在“谁是中国人”和“谁在统治中国”这两个更根本的问题上，选择了“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并帮助“日本鬼子”来统治自己的同胞。

这种区别，是历史发展阶段、侵略者性质以及被侵略者所面临的根本威胁所决定的，也是我们理解这两段历史时，必须保持的清醒认知。

网友意见

你让汪精卫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肯定说：那区别可大了。我是曲线救国，他们才是真汉奸，12345给你一条条讲得入情入理，你想知道吗？

反正我觉得正常中国人不需要知道。有这时间学点有营养的不好吗？

区别在于，清朝的朝廷里，有一大堆汉人高官，而日本政府中，却没有汉官。

出不起价钱，就没人真心替你卖命。

而为什么清廷给汉奸开了高价，而日本政府却没有呢？

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比日本统治者更大度，更有胸怀吗？

是日本政府本可以但没有选择去做，还是其自身性质就决定了根本不可能做呢？

想清楚这三个问题，尤其是第三个，自然也就可以明白，清初的汉奸和抗战的汉奸有没有区别，清朝和日本究竟一不一样了。

友情提示，如果你一边认为两者没有区别，一边对这三个问题又拿不出合理的解释，那显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皇军太仁慈了，可把皇汉感动坏了！人家明军在大明时就天天屠杀百姓，还用得着胁迫？

这个问题就好比为啥古代每次朝代更替人口减半，而民国乱了38年人口没减少，反而从4增加到大概5亿。

因为人家的道德观变了，曹操能肆无忌惮祸害百姓，曹锟却干不出来。曹锟要是那么干了，其它军阀会一起围殴他。近代军阀乱屠杀百姓，比袁术称帝还严重。

而伪军的前身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阀，自然干不出那事。

日本侵华时的伪军，完全不被日本人尊重。

而清军征缅甸时，八旗军为受伤的绿营垫后。

富察·明瑞，字筠亭，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之侄，清朝中期名将。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明瑞以云贵总督兼任兵部尚书，出征缅甸。十一月，大破缅甸，封一等诚嘉毅勇公。正月初十，清军因缅甸坚壁清野，加之热带疫病严重，无力深入追击，掉头向中国境内撤退，缅甸人衔尾追击。正月十四日，明瑞在蛮化向尾追不止的缅兵突然反击 m，斩首千余，清兵伤亡虽不大，但却被拖住了脚步，缅兵几乎全部主力都赶赴明瑞军处，数万缅兵于二月初七日，将万余清兵围困在小孟育处，此处距离云南边境还有二百里。不久，清军探得一条缅甸防备较为松懈的小路，明瑞与众将商议，认为军中伤兵众多，如果要一起从小路走，势必会被缅甸人围歼。
二月十日夜，清军绿营兵携带伤员自小路突围，明瑞率领队大臣、侍卫及没有伤病的数百名满洲兵殿后，猛烈冲击缅军阵线，缅甸人不明敌情，以为清军主力在明瑞这里，于是集中兵力和明瑞作战，领队大臣扎拉丰阿中枪阵亡，观音保以身上携带的最后一支箭刺喉自杀。明瑞身受重伤，用尽力气疾驰了二十多里，“手截辫发授其仆归报，而缢于树下，其仆以木叶掩尸去”。清兵突围中共有千余官兵战死。十三、十四日，总兵哈国兴、常青以下万余官兵脱险，其中许多伤病官兵及体弱文官都得以撤回中国境内。

你咋不问问大明的蛮兵和日本侵华时的伪军有什么区别呢？

看到很多说没区别的实在是令人感到可笑。

你们的无知令人吃惊

清军入关后汉奸还是汉族，就算抬旗了也还是汉八旗。清朝还和地主阶级合作继续的传统封建统治，文化都没有变，只是删除了“华夷之辩”。

日军就不是了，日军如果成功会怎么样。有现成的案例：成功的琉球，和中途失败的台湾，朝鲜

琉球当地人基本都说日语了文化上也是日本文化了，没有美军基地刷仇恨估计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琉球人了。朝鲜半岛没有独立估计也是一个结局

台湾有多精日你们都知道。

他们在占领区实行的是“皇民化”政策

“皇民化”的意思，是要把殖民地人民改造成“天皇的子民”，或“皇国的臣民”，也就是天皇制度下的日本人，要让殖民地人民（中国台湾人、韩国人等）成为“日本人”。这运动的实质是极端同化主义，功能是“大东亚圣战”总动员的一环。

1922年，台湾第八任总督田健次郎宣布废除差别教育（禁止非日语教学），实施日台人共学制，设置通婚制度，实施一视同仁政策。这一手“宽仁”政策确实征服了很多台湾人，让一些获得利益的台人有了效忠日本的认同。

在1895~1937年这一段时间中，除了上述基本政策外，具体的实施行动也有不少。比如确立日语中心主义政策，在台湾推行普及日语，私立日语学校和公立学校都以日语教育为主干道，除此之外，还颁布各种“皇民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唯一合法教科书。
日本在台湾积极地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到1938年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为40%，1944年更增加到70%。“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 [1]
“国语”运动是皇民化的重要内容。“国语”指日语。在皇民化时期，大量增设“国语讲习所”，鼓励台湾人讲“国语”，以普及日语能力。到了1943年，台湾人已有80%是所谓的“国语解者”（了解日语的人）。1937年4月以后，总督府全面禁止报纸的汉文版。在日据时代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师范学校开有汉文课，此时不再出现。学生在学校里被要求讲“国语”。在一般社会上，奖励说“国语”。对于全家大小24小时都用日语交谈（完全放弃自己母语）的知识家庭，则给予“国语家庭”的称号，“国语家庭”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比如小孩更有机会进入小学、中学念书，公家机关优先任用，食物配给较多等等。

什么意思呢？直接把中华文化都扬了，中文汉字都不剩下，占领区的文化只允许日本文化了。日本可不会和文化落后且本身就含有大量汉族混杂的满清统治者一样被汉化。日本也不会和满清一样维持虚假的满汉一家，他们在占领区只有摧毁禁止其他文化，只留下日本文化。

改变信仰
有了组织，就有具体的作为。在宗教方面，皇民化要以日本的国家神道教，取代台湾的传统民间宗教信仰，要求台湾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推动神社参拜活动。小学生被规定每月1、8、15日参拜神社。
皇民化运动的目的，就是洗脑。皇民奉公会正是洗脑机关，其成员包括当时全台湾的600万人。皇民奉公会的组织除了从总督府到最基层外，还包括许多行业、界别的团体，比如产业奉公会、文学奉公团、爱国妇人会等，力图使人人成为“圣战”的一分子。
在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本人在台湾建造的神社比原来增加一倍以上。整个日据时代，台湾总共有68个神社，其中38个是在1937年到1943年间盖的。对于原来的佛教、道教等寺庙，皇民奉公会进行“寺庙整理”，使其数目大为减少，企图逐渐消灭这些传统信仰。
皇民化运动还有一个重点，是塑造天皇的神格形象，让人民顶礼膜拜。学生每日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礼。每天朝会升日本国旗后，必须面对皇宫方向遥拜。

除了佛教可以攀亲戚得到保留其他的宗教一律消灭基督教都会被打压。这也是为啥抗战时期道教甚至伊斯兰教都反抗极为激烈的关系——因为输了是真的会死。

更改姓名
日本殖民当局鼓励台湾人改叫日本式姓名，是作为“真正的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不过，改姓名采用“许可制”，不具有强迫性质，条件不够，还不能当“真正的日本人”。到了1943年底，改了日本姓名的人占当时人口的2%。虽说改名没有强制性，但是对于一些上层人士或与公务有关的人员来说，整个社会环境和气氛有要求改名的压力。许多人由此改了姓名。却又不顾“不得使用今姓所源之中国地名为姓”的禁令，起了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的姓氏，比如陈姓改为颖川，黄姓改为江夏。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曾改名为“岩里政男”。
在皇民化运动中，也有一些社会风俗的改造，比如提升民众素质的活动，亲切运动、微笑运动、礼貌运动等等。对于几乎所有以政治为根本目的的运动，这都是必要的“外包装”。当然，也有过史无前例的运动，以毁坏传统和风俗为能事。 [2]

名字都给你扬了

皇国史观
在“皇民化”运动后期，运动的强度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日本当局有鉴于据台40年而多数台民仍怀抱强烈的民族意识，殖民当局一方面大力宣传皇国史观，宣传所谓“日本精神”及“大和魂”，但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仍保持实质上向来存在的殖民歧视构造。日本当局一方面利用殖民地台湾人中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自卑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运动中开启“内（日本）台（台湾）一如”、“皇民炼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炼成”、“精进”，就可以锻造成为“真正的日本人”（荣誉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作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

直接宣布除了和族其他民族为下等民族。积极的汉奸可以被授予“荣誉和族”，是不是很眼熟好像在某部动漫里看过？

反观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他们人数少，文化原始落后，统治集团来源复杂，最终只能选择了同化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现在说满语的人都不多了，但还是有很多满人，满世界的说“清朝奠定中国版图”

满族能自己主动地认为“清朝奠定中国版图”说白了就是在把自己彻底底的视为中国人。

而在日本你根本找不到会说“日本版图是中华历史版图一部分”的日本人

扩展阅读：袁岚峰：什么是台湾“皇民化”？ | 地球知识局

李定国新会战役怎么败的？

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清兵与小日本本质上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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