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日本人民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本国是侵略国的？
日本人民对本国在中国扮演侵略者角色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战争的进程、信息的传播以及社会内部的反思，逐渐显现，并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要详细讲述这一过程，需要梳理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背后的社会心理变化。
早期：狂热下的盲从与信息隔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迅速弥漫着一股为国扩张的狂热气氛。政府和军方通过媒体大力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解放东北人民”、“建立亚洲新秩序”等口号，将侵略行动包装成“正义”的“膺惩”。民众普遍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裹挟，尤其是经历了明治维新以来一系列胜利的国家，对“大日本帝国”的强大充满自豪感。
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尤其是远离政治和军事核心的基层民众，很难直接接触到关于侵略行为的真实信息。 官方宣传机器开足马力，而独立的媒体声音受到压制。即使有一些知识分子或和平主义者对战争的性质提出质疑，他们的声音也被淹没在主流的爱国主义浪潮中。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大部分日本民众并没有“意识到”本国是侵略国，他们更多的是在被告知和被引导下，相信日本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圣战”。即使有少数人对此有所疑虑，也倾向于将其归咎于个别军人的“失控”或“误解”，而非国家政策层面的侵略。
中期：质疑的萌芽与现实的冲击 (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持续，一些变化开始悄然发生。
战争代价的显现： 虽然官方继续宣传捷报频传，但战争的消耗逐渐显现。大量的年轻男性被征兵送往中国战场，家庭因此失去顶梁柱，经济压力也随之而来。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
战争真相的零星透露： 尽管信息依然受到严格控制，但一些从中国前线回来的士兵、被派驻中国的人员，或者通过各种渠道（如外国记者、书籍等）了解到的信息，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流传。他们带回的关于战场上的残酷、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尽管这些信息在当时难以被大众广泛接受）开始在一些人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
知识分子和在野党的声音： 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以及一些政治上的在野党人士，尽管声音微弱，但仍在试图揭示战争的真相，批评军部的扩张主义。他们通过内部交流、非公开的写作或演讲，在小范围内传播对战争性质的质疑。例如，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他们从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的角度，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持批评态度。
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幻灭感： 随着战争的深入，所谓的“解放亚洲”、“建立共荣圈”的口号，在日军在华的实际行为（如掠夺资源、对当地居民的暴行）面前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一些原本相信这一理念的人，开始看到其虚伪性。
尽管如此，在这个阶段，“意识到”侵略性仍然是少数人的视角。 大多数民众仍然被灌输着“支那事变”是“正义的自卫”的观念。对战争的厌倦和对战争代价的担忧，更多地体现在对战争“何时结束”的期盼上，而不是对战争“性质是否错误”的根本反思。
后期：全面战争的重压与反思的加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战败)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将日本拖入了与英美等国的全球性战争。这使得日本国内的物资更加匮乏，战争的残酷性进一步升级，也让一些先前不关心中国战场的民众，开始切身感受到战争的威胁。
战争的全面失利与宣传的破产： 随着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节节败退，日本政府的宣传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曾经的“必胜”宣传与眼前的现实（如物资短缺、空袭威胁、士兵伤亡的增加）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民众开始对政府和军部产生不信任感。
情报的相对开放与真相的冲击： 随着战争走向末路，一些原本被严密控制的信息开始以各种方式泄露或被人们接触到。例如，通过盟军的广播（尽管收听是被禁止的），一些日本士兵在中国战场的真实遭遇被披露，包括战争的残酷性、日军的暴行等。
战后审判的启示： 尽管这是战败之后，但战后东京审判等对战争罪行的追究，客观上向日本社会揭示了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虽然这更多是战后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为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官方认可的、对战争性质进行反思的框架。
内部的反思与抵抗：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国内对军部及其发动战争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厌倦和不满。虽然公开的反对声音依然危险，但在一些知识界、文化界以及部分社会群体中，对战争的批判性反思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一些人开始认识到，日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并非如宣传所说的那样“解放”和“共荣”，而是实实在在的侵略和压迫。
战后：反思与否认的交织
日本战败后，对侵略历史的反思成为了一个复杂而持久的议题。
一部分日本民众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们认识到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性质，并为此感到羞愧。这部分人积极推动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并对战争受害者表示同情和道歉。
另一部分日本民众则倾向于否认或淡化侵略史实： 他们可能将战争归咎于国际形势，认为日本是受害者，或者对战争的残酷性选择性遗忘。这种倾向在教育、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也时有体现。
总结来说，日本人民意识到本国是侵略国，是一个渐进、复杂且存在分歧的过程。
在战争初期，绝大多数人是盲从的，缺乏反思的土壤。
随着战争的延续和代价的显现，少数知识分子和前线接触者开始产生质疑，但这种质疑并未成为主流。
直到战争的全面失利和战败，大规模的反思才被激发，但即便如此，对侵略历史的认识在日本社会内部也从未达到过百分之百的共识。
可以说，直到今天，日本社会内部对于那段历史的解读和反思，依然是一个进行时的话题。而“意识到”侵略国，更多的是一个个体在信息接触、生活经历和价值判断不断碰撞中形成的主观认知，而非一个集体性的、统一的醒悟。
早期：狂热下的盲从与信息隔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迅速弥漫着一股为国扩张的狂热气氛。政府和军方通过媒体大力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解放东北人民”、“建立亚洲新秩序”等口号，将侵略行动包装成“正义”的“膺惩”。民众普遍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裹挟，尤其是经历了明治维新以来一系列胜利的国家，对“大日本帝国”的强大充满自豪感。
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尤其是远离政治和军事核心的基层民众，很难直接接触到关于侵略行为的真实信息。 官方宣传机器开足马力，而独立的媒体声音受到压制。即使有一些知识分子或和平主义者对战争的性质提出质疑，他们的声音也被淹没在主流的爱国主义浪潮中。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大部分日本民众并没有“意识到”本国是侵略国，他们更多的是在被告知和被引导下，相信日本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圣战”。即使有少数人对此有所疑虑，也倾向于将其归咎于个别军人的“失控”或“误解”，而非国家政策层面的侵略。
中期：质疑的萌芽与现实的冲击 (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持续，一些变化开始悄然发生。
战争代价的显现： 虽然官方继续宣传捷报频传，但战争的消耗逐渐显现。大量的年轻男性被征兵送往中国战场，家庭因此失去顶梁柱，经济压力也随之而来。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
战争真相的零星透露： 尽管信息依然受到严格控制，但一些从中国前线回来的士兵、被派驻中国的人员，或者通过各种渠道（如外国记者、书籍等）了解到的信息，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流传。他们带回的关于战场上的残酷、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尽管这些信息在当时难以被大众广泛接受）开始在一些人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
知识分子和在野党的声音： 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以及一些政治上的在野党人士，尽管声音微弱，但仍在试图揭示战争的真相，批评军部的扩张主义。他们通过内部交流、非公开的写作或演讲，在小范围内传播对战争性质的质疑。例如，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他们从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的角度，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持批评态度。
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幻灭感： 随着战争的深入，所谓的“解放亚洲”、“建立共荣圈”的口号，在日军在华的实际行为（如掠夺资源、对当地居民的暴行）面前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一些原本相信这一理念的人，开始看到其虚伪性。
尽管如此，在这个阶段，“意识到”侵略性仍然是少数人的视角。 大多数民众仍然被灌输着“支那事变”是“正义的自卫”的观念。对战争的厌倦和对战争代价的担忧，更多地体现在对战争“何时结束”的期盼上，而不是对战争“性质是否错误”的根本反思。
后期：全面战争的重压与反思的加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战败)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将日本拖入了与英美等国的全球性战争。这使得日本国内的物资更加匮乏，战争的残酷性进一步升级，也让一些先前不关心中国战场的民众，开始切身感受到战争的威胁。
战争的全面失利与宣传的破产： 随着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节节败退，日本政府的宣传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曾经的“必胜”宣传与眼前的现实（如物资短缺、空袭威胁、士兵伤亡的增加）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民众开始对政府和军部产生不信任感。
情报的相对开放与真相的冲击： 随着战争走向末路，一些原本被严密控制的信息开始以各种方式泄露或被人们接触到。例如，通过盟军的广播（尽管收听是被禁止的），一些日本士兵在中国战场的真实遭遇被披露，包括战争的残酷性、日军的暴行等。
战后审判的启示： 尽管这是战败之后，但战后东京审判等对战争罪行的追究，客观上向日本社会揭示了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虽然这更多是战后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为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官方认可的、对战争性质进行反思的框架。
内部的反思与抵抗：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国内对军部及其发动战争的行为，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厌倦和不满。虽然公开的反对声音依然危险，但在一些知识界、文化界以及部分社会群体中，对战争的批判性反思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一些人开始认识到，日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并非如宣传所说的那样“解放”和“共荣”，而是实实在在的侵略和压迫。
战后：反思与否认的交织
日本战败后，对侵略历史的反思成为了一个复杂而持久的议题。
一部分日本民众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们认识到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性质，并为此感到羞愧。这部分人积极推动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并对战争受害者表示同情和道歉。
另一部分日本民众则倾向于否认或淡化侵略史实： 他们可能将战争归咎于国际形势，认为日本是受害者，或者对战争的残酷性选择性遗忘。这种倾向在教育、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也时有体现。
总结来说，日本人民意识到本国是侵略国，是一个渐进、复杂且存在分歧的过程。
在战争初期，绝大多数人是盲从的，缺乏反思的土壤。
随着战争的延续和代价的显现，少数知识分子和前线接触者开始产生质疑，但这种质疑并未成为主流。
直到战争的全面失利和战败，大规模的反思才被激发，但即便如此，对侵略历史的认识在日本社会内部也从未达到过百分之百的共识。
可以说，直到今天，日本社会内部对于那段历史的解读和反思，依然是一个进行时的话题。而“意识到”侵略国，更多的是一个个体在信息接触、生活经历和价值判断不断碰撞中形成的主观认知，而非一个集体性的、统一的醒悟。
网友意见
基本没意识到。
大革命之后到抗战前，由于国府控制力低下，中国军阀流氓经常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抢劫日本侨民（参见砸车事件），再加上日本宣传部门添油加醋，日本人基本都认为中国是暴支，必须膺惩。。。。。
孟书记果然是孟书记，这套路4k赞了，还有人以为是钓鱼贴，实不知孟书记一向如此且不容质疑，质疑就拉黑，不仅本人把我拉黑，还有一堆大、小护法也把我拉黑比如
@框框框子。。。
吐槽结束，说正题，上世纪初世界很多国家沉浸在黄祸论中，就担心强大后的工业化的日本，帮助组织东亚东南亚国家，利用其西侵，可悲的这种论调连日本自己都信了，开始的时候是大量帮助中国和东南亚革命（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孙文先森）、培养军事人才（多少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就不说了），但几十年也没什么进展，日本就想自己亲自动手了，这是日本加强干预之始！
再说九一八，其实当时日本上层并没想真的开始侵华，是低级军官自己搞的，但却让当时处在经济危机中的日本仿佛打了一针强心剂，但纵使九一八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也没想真的开始侵华战争，他是妥妥的北上派！
但民族主义的洪水本就一发不可收拾，再加之下克上的悲剧传统，对天皇的狂热，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的畸形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真正原因！
那么日本人来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侵略者么？大多数是意识到了，所以才出了三笠宫那样的反战亲王（那老头也是贼能活，没记错去年才去逝），但更多是为了宣扬天皇的荣光，帮助整合黄种人，形成最强大国家，未来对抗西方，对抗白种人的！日本当年的宣传就是这样的！
这和今天的中国一样么？我看不出哪里一样！那么谁和现今的中国一样呢？
之前看过一个答案，找了半天找不到了，有知道的帮忙发个链接！
内容就是详细的分析和比较了中国的情况，结论是：
中国更像一战前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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