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可以如此残忍？
首先，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极端残忍行为最核心的驱动力。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走上了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并将天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化身。国家至上、忠君报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个人的生命在国家和天皇的意志面前变得微不足道。这种意识形态被不断强化和宣扬，为战争的爆发和其中的一切行为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士兵被灌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战场上的英勇赴死被赞颂，而战败和投降则被视为奇耻大辱。这种对“荣誉”的极端追求，使得许多日本士兵在面对“敌人”时，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判断。
其次，种族主义的观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日本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日本人被描绘成一个优越的、承担着“亚洲解放”使命的民族。而中国人，则往往被描绘成落后、愚昧、甚至是劣等民族。这种“以我为主，以人为他”的种族优越感，为日本士兵在对待中国人时，剥夺其人性尊严提供了心理上的基础。他们认为中国人不配享有与日本人同等的权利和生命，因此在对待他们时，可以肆意妄为。这种观念在宣传品、士兵的言行中都有充分体现，使得非人化（dehumanization）成为可能。当一个群体被视为“非人”，那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任何暴行都显得“合理”了。
再者，战争的残酷性本身以及恶劣的战争环境，也极大地摧残了士兵的人性。长期的军事行动、艰苦的生活条件、对敌人的仇恨宣传，都会使士兵的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压抑的情绪和兽性很容易被释放出来。当士兵们认为自己身处险境，或者被告知敌人是“恶魔”时，他们更容易采取极端的手段来保护自己或发泄不满。例如，在一些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中，士兵们可能是在集体情绪的煽动下，或者在命令的驱使下，丧失了自我控制能力。
此外，军事纪律和指挥体系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尽管日本军队有着严明的纪律，但在某些层面上，这种纪律反而变成了一种“服从命令至上”的僵化体系。士兵被要求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是残忍的。一些指挥官出于自身目的，或者因为对战争的狂热，会纵容甚至鼓励部下采取极端手段，以达到恐吓敌人、瓦解抵抗的目的。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使得一些本应受到惩罚的暴行得以发生。
具体到一些行为，例如南京大屠杀，绝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恶果。在占领南京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疏导，加上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以及对战败者的羞辱心理，使得部分日军士兵失去了理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奸淫和劫掠。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的暴行，虽然在战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审判，但其背后反映出的，正是上述提到的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战争环境的综合影响。
同样，在“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的执行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残忍的逻辑。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旨在摧毁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和生存能力的战争策略。在这种政策下，平民被视为敌人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不再受到保护。士兵们被命令执行这些灭绝人性的政策，而国家的战争机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掩护和支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日本士兵都是残忍的。历史研究和幸存者证词也表明，在侵华战争中，也有一些日本士兵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做出过帮助中国人民的行为。然而，战争的系统性和残酷性，以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使得那些占据上风的、代表着国家意志的暴力机器，能够以如此令人发指的方式运作。
总而言之，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残忍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军国主义的狂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战争环境的极端压力、僵化的军事纪律以及国家意志的纵容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一部分日本士兵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展露无遗。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以一种更宏观、更深入的视角去审视那段痛苦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少数人的邪恶。
网友意见
说对越作战中的解放军和日军差不多的，不是蠢就是坏，或者兼而有之。
如何对待战争中的平民这个问题，无非是两个方面，一看政策规定，二看具体执行。
日军的三光政策是无差别对待，而我军的政策很清楚，不针对平民。两者是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先看政策规定：
这些政策规定的核心内容，就两条：
后来加了一条：把放下武器的俘虏和负隅顽抗的敌人区别开来。也就是当时著名的“三个区别开来”。
再看执行情况：
有没有枪杀俘虏的？有。有没有枪杀平民的？有。有没有烧村庄的？有。几十万大军出境作战，到敌国作战，遇到的情况相当复杂，怎么可能不出现一点问题？但这些情况都是少数，并不是普遍现象，是少数人的个别行为，不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官方行为。看问题要分清楚主流支流，不要以偏概全，对不对？
越南所谓的全民皆兵，也不是有的人想象的那样。由于越南师从我国，重视群众性武装力量建设，加之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其群众的武装程度是要高些，但也不是太夸张。一来从普遍的人性角度出发，战乱中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希望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二来考虑到越北少数民族多，长期受京族欺压，本来和政府就不是一条心，又和我国边民有亲属关系，属于“认亲不认国”，其中有的巴不得你打过去开仓放粮。我军又历来有做群众工作的传统，通过大量工作也争取了部分越北民众不与我军为敌甚至帮助我军……因此无论是帮助我军的还是坚决与我军为敌的，都不是多数。
相关链接：1979年，解放军是怎么争取越南老百姓的，越南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全民皆兵。
既然恶性案件和严重违纪是少数，那在我军眼中，最普遍的违纪情况又怎么样呢？
发生了不少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总的看，我们对战区的群众工作是重视的。做了不少工作，但存在的问题不少。在作战开始阶段，有些战士、民兵民工开枪打死越方群众的耕牛、生猪和家禽；有的私自进入民宅、商店，乱翻东西，找“纪念品”，个别的把群众热水瓶等生活用品砸了；有的不经请示，将收缴的粮食烧毁，弹药埋掉。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政治工作总结》陆军第**军政治部
有的单位遵守群众纪律较差。吃甘蔗的较多，杀猪抓鸡、枪杀耕牛以及入民宅乱翻东西的现象也有发生。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政治工作情况》陆军第**军政治部
在一些单位和民兵、民工中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问题相当严重。用枪打群众的鸡、狗、猪、牛的现象比较多。有的打死耕牛后只砍下牛屁股上的肉吃，有的战士唆使民工抓鸡，杀死剥光后，自己拿去煮着吃。有的缴获战利品，名曰为纪念，实为搞私分，不归公。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政治工作总结》陆军第**师政治部
有的干部、战士和民工，随便开枪打死牛和猪，有些民工拿越南群众的衣物，个别人还有抓群众鸡吃的。有的打下**后随便拿东西，缴获东西不上交，交坏不交好的，不请示不报告就归本单位或个人所有。有的瓦解敌军政策执行不好，有的战场上本来可以抓的俘虏不抓，等等．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政治工作总结》陆军第**师政治部
至于运走各种物资和撤离过程中的大爆破，是属于摧毁越南战争潜力，维护边境安全的正常战争行为，同样也是针对军事设施、公共设施。
1979年出国作战制定的政策纪律，从实践中看，还是有些脱离实际，毕竟是进入敌国作战，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后来在作战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调整，战争结束后也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你居然用“三光政策”来形容，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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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中越战争史，兼习解放军其他历史时期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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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问题，我想从日本人自己的视角来提供一种声音。
在Fei Fei Li，Robert Sabella，David Liu编撰的回顾南京大屠杀的著作《Nanking 1937：Memory and Healing》中，他们提到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杀中异常残忍的原因。以下是简要翻译：
最首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残暴的本质。这种意识形态和封建思想，对皇位的宗教崇拜体系以及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日本士兵被教育成绝对忠于天皇的命令。日本战犯山岡重治描述他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时说：
「当时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日本国内的种族优越感，我们采取一种对其他种族的高傲的态度。我们也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认为杀人是一种英雄行为。此外，从对天皇的崇拜衍生出一种极端主义的不人道思想，即向强者顺从却强迫任何比你弱小或没有权力的人向你顺从…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我们把侵略战争看作是正义的战争，犯下残忍和不人道的行为，就好像这一切都无所谓。」
参加南京进攻的第十团的一名日本士兵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引发的战争导致士兵变得残暴和疯狂。他说：
「战争把他们变成了只想着自己的损失或利益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日日夜夜，他们所谓的「自我控制」和「教养」立即被遗忘。每个人都在他眼中看到了恐怖的表情，开始粗暴地说话，疯狂地表演。」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Hora Tomio解释了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复杂心态。他写道：
「我相信日本农民本来就是简单而善良的。明治维新有一种思想，一套封建习俗，恐怕他们带来了猛烈的军事社会。这些被称为「民族道德」，人们的头脑中被迫接受它。日本农民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残士兵。这就是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方式。盟军占领日本的指挥官认为，“日本人所犯下的不人道的、可怕且反人性的犯罪是日本过去五十年所宣传的「Kodo」（帝国之道）和「Yamato Damashii」（大和魂）必然带来的结果。」
参考文献：
Nanking 1937: Memory and Healing
编者 Fei Fei Li, Robert Sabella, David Liu
出版商 M.E. Sharpe, 2001
谢邀。
恕我直言，题目说得不够全面：日本军不止在1931-1945侵华战争期间残忍。
从明治维新到原子弹逼迫他们无条件投降之前，日本军一直很残忍。别以为只有南京大屠杀，1894年的旅顺大屠杀，规模虽不够大，论残忍不下南京。说到日本人的残忍，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有话说。
这从日本军建军就注定了。
明治维新后，萨摩藩出身者组成帝国海军骨干，陆军中枢诸将多是长州藩。
陆海军彼此不对付，由来已久；而这种带有封建残余性质的方式，最容易出现人权缺失的极端等级制。
按照西欧概念，日本与俄国其实都算东方国家，1904年他们的对战，许多英国战史专家认为，属于“两个机械化了的东方国家对决”。当时一般认为日本军人的长处是忠君爱国有秩序。
而这种狂热的秩序，是极端惨烈的等级制决定的。
日本人现在的企业文化也是众所周知，年功序列、加班上瘾、上下等级森严。
军队里尤其如此。
看下图，有这么个玩意：军人精神注入棒——你有没有军人精神？打到你有！
任何对上无限服从的，对下必无限残忍。
因为极端压抑克己之后，必有极端变态之发泄渠道。
二战期间的征兵制，一个普通九州农民被拉到军队里，训练个几个月，上战场；每天被长官层层压榨，精神已经极度扭曲变态；面对手无寸铁没有还手之力的平民，杀之有功无罪，你猜他们会怎么做？
所以日本军人不是专门对中国人民残忍——他们内部对自己人也残忍。
唯其残忍，才有这种极度压抑之后的变态。
至于南京大屠杀，除了这种压抑之后的变态释放外，还有一个因素。
1930年代，日本军队高于文官中央，这点众所周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是自以为可以迅速搞定中国的，结果淞沪之战虽然拿下，又夺取南京，然而中国人并没降：蒋先生这一点不糊涂，他知道撑下去美国人早晚介入。
日本作战方针最早为“三月亡华”本来以为中国军队是要求和的，所以1937年12月22日向中国提出条件，让蒋先生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和谈；未遂之后，憋了一个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
“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即，当日本人顿兵于南京时，前打武汉太远，发现三月亡华已不可能，将被迫改变策略；在此期间，他们也紧张，他们也烦躁，陆军的压力相当大。于是撒泼打滚，将压抑已久的残忍爆发出来了。
有许多人会说，日本人后来抗战期，对占领区人民还挺好的呀？
——就像他们脾气好的时候，对自己人也挺好的；但脾气不好时，对自己人都是极其残忍，何况对中国人民？
骨子里，日军这种封建遗风与内部残忍的，不把人当人的等级制观念，就决定了他们对所有不如自己的人都够狠。被压抑久了，总会变态，总得有发泄渠道。如此而已。
不负责任的体系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度上的一种体系，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构成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由上级替他规定。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
——梁文道《日本》
“‘到战场之前，连一只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内部却隐藏着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恶魔生命。’这是一个二战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在这句话之前是关于残杀婴儿的描述）
“‘...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的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潺潺，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明丽的春光用任何汉字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这段文字来源于‘华中特遣军直属野战瓦斯第二中队’（毒气部队）的一名士兵的家信。他的名字是小津安二郎，战后日本一代电影大师。”
“徳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在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时，心中带着疑问，她惊讶的发现‘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的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依据而活，他所有的行动都来自康德对责任的界定。’艾希曼所做的一切都是遵从命令，他形容自己不过是一座机器的螺丝钉。
人类不需要什么大奸大恶之特质，也不需要暴力威胁，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能成就难以言传的罪恶。这就是“平凡之恶”。
虔诚的基督教徒做完祷告，走出教堂便可以对手无寸妇孺大开杀戒…
纳粹军官优雅的结束一场舞会，第二天就会拿着花名册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时至今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在用这样的逻辑来试图掩耳盗铃，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解决历史责任问题的绊脚石。
中方历届领导人一直强调战争罪责二分法，认为军国主义者要区别于日本人民。
一旦在国家层面的日本认可了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之分，那么在今后的社会各个意识层面上日本人都需要跟“军国主义”划清关系。当“军国主义”被以正式文本形式确定下来，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等都可以在此原则下细致展开而不是拖了又拖。
这是战后进入日本高层与旧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掌权者们所避讳的。而这种被国民孤立的局面更是日本右翼势力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当初军国主义的提法被日本广泛接受，今天可能就没有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两个首相的位置了，更不用提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所以日方特别是一些右翼学者则不断强调：
战争是全体国民的责任，不能分而论之。否则首当其冲的是被美国人“赦免”的天皇问题怎么办？而且这也会造成战争中民众不支持政府的错觉，有违集体道义的原则。
看似好像非常负责任，要求日本全民承担，实质上拿日本民众、天皇、美国给军国主义当挡箭牌，将战后责任追究问题拖入无法解决的境地。加之日本在宣传上突出对美战争的弱势，而忽略对华战争的加害者身份的舆论倾向，在这种混为一谈的局面下，军国主义思想与普通的国家意识不能被普通人区别开来，也就保全了军国主义势力的继承者们——日本右翼不被社会孤立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土壤。
以全体负责的态度将事情拖入无法处理的境地，最终达到不用负责的目的，这就是当前滋生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余孽的不负责任的体系。
因为素质，人们总会不断的去迎合这个体系；
因为迎合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将转嫁给“集体”；
因为责任转嫁给了“集体”，善恶有报的链条便不再有对个人有约束力，个体行为的情绪化、冲动的小恶最终就放大成群体有计划、有组织吞噬一切的大恶。
为什么容忍不同的声音存在？哪怕明知它是某种不正确？那是因为当人们长时间盯住某个色彩的时候，就会失去辨色能力…
你们看看这些1941-1942年回国的侵华日军一个个都以“杀死了中国人”和“强奸了中国女人”为炫耀的资本。
而听了这些吹牛的日本年轻人也一个个跃跃欲试地想要加入侵华日军的行列和这些前辈们一样“建功立业”。那个时候日本人【不管是谁都把中国人蔑称为“中国佬”】
那么问题来了，人家都以奸淫掳掠为荣了谁还会考虑什么叫“残忍”。
顺便提一嘴，作者所在的部队在天皇宣布投降以后因为招远地区连国军的影子都没有所以干脆拒绝缴械，一边和八路军游击队战斗一边向沿海撤退，而就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出现了打家劫舍，奸淫妇女的行为，实在是难以让人想象战争已经结束了，呵呵。
旧日军不把士兵当人，逼迫士兵不把自己当人，封建等级制流毒，体罚泛滥，都不把自己当人了，还会把中国人当人么？
教育出来的。
德军对犹太人残忍，毒气室，工厂化屠杀。
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残忍，可谓无恶不作，和日军做法近似。
今天的恐怖分子对他们认为的异端残忍，动不动就砍头，酷刑。
他们共同点是接受了教育：虐杀对象不是人。
日本人把中国人看作动物，动物嘛，老实就役使，不老实就杀掉。
土耳其人和恐怖分子把亚美尼亚人和异教徒看作病菌，他们的存在就是病源，服用阿斯匹林需要考虑细菌的感受嘛，不存在的。
德国人把犹太人看作带病菌的动物，更加必须清除干净。
所以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日军对这种非人化教育接受度这么高？
非人化教育土壤要么是宗教（土耳其人，恐怖分子，部分程度的德国人），要么是文明有明显代差（欧洲人对待印第安人），要么是有历史仇视背景的假想敌(德国人对待犹太人)。日本人就特殊在这三者都不是。日本宗教文化和中国接近，文明有优势但还不至于代差，历史上也没有太深的芥蒂。
那么就是另一种情况，封建遗留。
日本封建时代，武士杀本国平民都是很正常的，更不要说杀敌国平民。近代化后，没有洗刷这一点，反而演绎为民族精神正面宣扬。造成杀敌国平民或者战俘是武勇象征的正激励得到强化。到了战场，那些在老家种地祖祖辈辈被武士杀的平民子弟自然变本加厉的用杀人来证明自己已升级为武士，这种自我阶级提升的幻觉加上鼓吹精神原子弹鼓励军人用屠刀证明自己勇气的二战日军文化造就了日军以暴行为荣的结果。而如果军队已经形成杀平民证明武勇的氛围，再去约束比杀人次一级的诸如强奸，劫掠等犯罪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其他二战参战国，总的来说多少是收到过近代化洗礼，不论实际纪律如何，军人思想上至少有杀平民“不光彩”的意识（德军对待所谓低等民族如前述另有成因）。当然也有分化，文明化程度高的，表现体面一点，近代化差的，在占领区暴行也严重。
中国另有原因，中国首先自古就有“杀俘不祥”的文化背景（倒不是多么文明，是悠久国战历史总结出来的兵法，避免杀俘造成敌国死战拒降增加战胜难度），不鼓励杀战俘。其次，近代中国正经打到敌国领土的（英属缅甸是盟友区）就解放军。解放军既没有封建遗留，也不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精神指导。解放军讲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越南人绝大多数当然属于无产阶级，理论上是要团结的，他们实在不肯团结最多就不团结了，非自卫下的屠杀肯定是不行的。
不相信来世、天堂、地狱，只相信“人死如灯灭”的民族在战争中是最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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