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日本为什么能成为最后一个国家？
八国联军侵华，这事儿说起来，很多人会觉得是“一起”的事儿，但仔细一掰扯，这里面门道可多了，尤其涉及到日本，这个国家能成为“最后一个”加入的，绝不是偶然，而是他们深思熟虑、长远布局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八国联军的组成，那可不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国际俱乐部”，而是各国各自算计、互相推诿、最终被裹挟进来的结果。当时，最先爆发的是义和团运动，接着是天津陷落，再然后是北京城破。各国在那时候，心思各不相同，但普遍的反应是：
保护在华侨民和财产： 这是各国最直接的出兵理由。尤其是那些在北京、天津有大量公使馆、教堂、商行和侨民的国家，情况紧急，他们迫切需要派兵维持秩序。
维护在华利益： 已经在中国攫取了各种特权和租界的大国，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利益受到损害，更不希望这种“乱局”影响到他们长远的经济和政治图谋。
国内政治考量： 有些国家的政府，在国内可能面临压力，需要通过对外展示强硬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统治。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一步步把自己“排”到最后的呢？
一、 抢占先机，为后续行动铺垫
日本之所以能成为“最后一个”，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意识到机会，并采取行动的国家之一。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国策，但其骨子里，仍然是以亚洲大陆为目标，尤其是中国。他们觊觎中国的土地、资源和市场，视中国为“宿敌”和“征服对象”。甲午战争的胜利，更是让日本尝到了甜头，也让他们更加确信自己“大陆国家”的地位。
义和团运动在日本看来是绝佳的“介入契机”： 当义和团在北京和周边地区大肆破坏，攻击外国人的时候，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伊藤博文等人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是日本介入中国内地、展示实力、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日本最早组织和派遣军队： 在各国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日本就迅速行动了。最早在北京附近驻扎的外国军队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日军。他们借口保护使馆区，但实际上是在为后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二、 积极介入，扮演“急先锋”
日本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急先锋”。
主动承担“清剿”任务： 当八国联军的初步行动受挫，尤其是在天津失利后，是日本军队积极组织了反攻，并最终占领了天津。这不仅展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和“理由”。
出兵最多，作战最勇猛： 在整个八国联军的构成中，日本派遣的陆军数量是最多（仅次于俄国，但考虑到俄国主要集中在东北），而且在战场上，日军表现得尤为“卖命”。他们不惜代价地冲锋陷阵，这既有其自身的侵略意图，也有制造“功劳”的考量。
“清君侧”的伪装： 日本在宣传上，将义和团描述为“排外、反文明”的暴力组织，而将清政府和慈禧太后视为被“蒙蔽”的，并试图扮演“帮助清政府剪除乱党，恢复秩序”的角色。这种伪装，让其他国家在初期对其行动的戒备心相对较低，甚至有拉拢之意。
三、 操纵舆论，获取“合法性”
日本人非常擅长利用国际舆论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强调“保护文明”： 日本将义和团的攻击视为对文明的挑战，而他们自己则是“文明的守护者”。这种说辞，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尤其是有着“白人至上”观念的国家听来，有一定的吸引力。
突出“义务”和“贡献”： 日本不断强调自己在中国安全问题上的“特殊责任”，以及他们在军事行动中的“巨大贡献”。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个“忠诚的盟友”形象。
那么，为什么说日本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呢？
这里面其实有点“文字游戏”的味道，也反映了各国之间微妙的关系和博弈。
“八国联军”的说法是事后概括： “八国联军”这个称谓，并非是当时所有参与国家的官方名称，更像是一种后世的概括。当时，各国在组建联军、共同行动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考量和步伐。
各国对“联军”的理解不同：
最早出兵的国家：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这些国家在事态升级后，出于保护侨民和利益的需要，很早就派遣了海军和陆战队，在天津等地集结。
日本： 如上所述，日本是最早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在“八国联军”形成之前的“先行者”。
俄国： 俄国在中国东北（满洲）本来就有大量驻军，并且在战争爆发后，利用机会进一步向南扩张，占领了旅顺、大连等地。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但最终也被纳入了“八国联军”的框架。
日本成为“最后一个”的更深层原因：
1. 日本早有独立的作战计划： 日本并不是被动地被拉进联军，而是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首先要确保自己在清扫义和团、保卫使馆区中占据优势地位，然后才能考虑与其他国家“合作”。
2. 防止被其他列强“吞没”： 日本深知，如果过早地与其他列强一起行动，他们的行动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的整体战略所束缚，甚至被其他国家利用。他们更希望在战争中，能够独立地展示实力，并争取最大的利益。
3. 等待最佳的“入场券”： 日本在天津战役胜利后，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他们等待的是一个能让他们以“平等”姿态加入联军，而不是被其他国家“指挥”的时机。而当其他国家也认识到需要大规模增兵，共同攻打北京时，日本也顺势将自己定位为“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
最终，八国联军的形成，是一个各国力量、利益、政治博弈的结果。日本之所以能在名义上成为“最后一个”被明确列入“八国联军”的组成，并非是因为他们晚到，而是因为他们最早、最积极地介入，并且在形成联军的各方协调过程中，巧妙地维护了自己的独立行动空间和战略主动性。
简单来说，日本不是“最后加入”的，而是他们 以一种“不请自来”却又“恰逢其时”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军事布局，最终成为联军体系中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组成部分。 他们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也是“战略家”。他们在那场侵略战争中，不仅成功地展示了日本军事实力，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新的侵略目标和殖民地，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八国联军的组成，那可不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国际俱乐部”，而是各国各自算计、互相推诿、最终被裹挟进来的结果。当时，最先爆发的是义和团运动，接着是天津陷落，再然后是北京城破。各国在那时候，心思各不相同，但普遍的反应是：
保护在华侨民和财产： 这是各国最直接的出兵理由。尤其是那些在北京、天津有大量公使馆、教堂、商行和侨民的国家，情况紧急，他们迫切需要派兵维持秩序。
维护在华利益： 已经在中国攫取了各种特权和租界的大国，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利益受到损害，更不希望这种“乱局”影响到他们长远的经济和政治图谋。
国内政治考量： 有些国家的政府，在国内可能面临压力，需要通过对外展示强硬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统治。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一步步把自己“排”到最后的呢？
一、 抢占先机，为后续行动铺垫
日本之所以能成为“最后一个”，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意识到机会，并采取行动的国家之一。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国策，但其骨子里，仍然是以亚洲大陆为目标，尤其是中国。他们觊觎中国的土地、资源和市场，视中国为“宿敌”和“征服对象”。甲午战争的胜利，更是让日本尝到了甜头，也让他们更加确信自己“大陆国家”的地位。
义和团运动在日本看来是绝佳的“介入契机”： 当义和团在北京和周边地区大肆破坏，攻击外国人的时候，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伊藤博文等人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是日本介入中国内地、展示实力、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日本最早组织和派遣军队： 在各国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日本就迅速行动了。最早在北京附近驻扎的外国军队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日军。他们借口保护使馆区，但实际上是在为后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二、 积极介入，扮演“急先锋”
日本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急先锋”。
主动承担“清剿”任务： 当八国联军的初步行动受挫，尤其是在天津失利后，是日本军队积极组织了反攻，并最终占领了天津。这不仅展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和“理由”。
出兵最多，作战最勇猛： 在整个八国联军的构成中，日本派遣的陆军数量是最多（仅次于俄国，但考虑到俄国主要集中在东北），而且在战场上，日军表现得尤为“卖命”。他们不惜代价地冲锋陷阵，这既有其自身的侵略意图，也有制造“功劳”的考量。
“清君侧”的伪装： 日本在宣传上，将义和团描述为“排外、反文明”的暴力组织，而将清政府和慈禧太后视为被“蒙蔽”的，并试图扮演“帮助清政府剪除乱党，恢复秩序”的角色。这种伪装，让其他国家在初期对其行动的戒备心相对较低，甚至有拉拢之意。
三、 操纵舆论，获取“合法性”
日本人非常擅长利用国际舆论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强调“保护文明”： 日本将义和团的攻击视为对文明的挑战，而他们自己则是“文明的守护者”。这种说辞，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尤其是有着“白人至上”观念的国家听来，有一定的吸引力。
突出“义务”和“贡献”： 日本不断强调自己在中国安全问题上的“特殊责任”，以及他们在军事行动中的“巨大贡献”。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个“忠诚的盟友”形象。
那么，为什么说日本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呢？
这里面其实有点“文字游戏”的味道，也反映了各国之间微妙的关系和博弈。
“八国联军”的说法是事后概括： “八国联军”这个称谓，并非是当时所有参与国家的官方名称，更像是一种后世的概括。当时，各国在组建联军、共同行动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考量和步伐。
各国对“联军”的理解不同：
最早出兵的国家：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这些国家在事态升级后，出于保护侨民和利益的需要，很早就派遣了海军和陆战队，在天津等地集结。
日本： 如上所述，日本是最早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在“八国联军”形成之前的“先行者”。
俄国： 俄国在中国东北（满洲）本来就有大量驻军，并且在战争爆发后，利用机会进一步向南扩张，占领了旅顺、大连等地。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但最终也被纳入了“八国联军”的框架。
日本成为“最后一个”的更深层原因：
1. 日本早有独立的作战计划： 日本并不是被动地被拉进联军，而是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首先要确保自己在清扫义和团、保卫使馆区中占据优势地位，然后才能考虑与其他国家“合作”。
2. 防止被其他列强“吞没”： 日本深知，如果过早地与其他列强一起行动，他们的行动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的整体战略所束缚，甚至被其他国家利用。他们更希望在战争中，能够独立地展示实力，并争取最大的利益。
3. 等待最佳的“入场券”： 日本在天津战役胜利后，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他们等待的是一个能让他们以“平等”姿态加入联军，而不是被其他国家“指挥”的时机。而当其他国家也认识到需要大规模增兵，共同攻打北京时，日本也顺势将自己定位为“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
最终，八国联军的形成，是一个各国力量、利益、政治博弈的结果。日本之所以能在名义上成为“最后一个”被明确列入“八国联军”的组成，并非是因为他们晚到，而是因为他们最早、最积极地介入，并且在形成联军的各方协调过程中，巧妙地维护了自己的独立行动空间和战略主动性。
简单来说，日本不是“最后加入”的，而是他们 以一种“不请自来”却又“恰逢其时”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军事布局，最终成为联军体系中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组成部分。 他们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也是“战略家”。他们在那场侵略战争中，不仅成功地展示了日本军事实力，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新的侵略目标和殖民地，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网友意见
主要是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有很大的野心。
第一是想浑水摸鱼捞好处。
第二是借此机会检验军队改革的效果。
第三是为了在欧洲列强面前展现自己的实力，争取与某个列强结盟。
义和团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只有200人左右，而且都是替换下来的海军陆战队，除此之外日本在天津的侨民里又自发报名了50几个人临时来帮忙。
6月11日的时候日本大使官的书记官杉山彬去迎接西摩尔联军，结果在永定门外被董福祥的清兵给宰了（董福祥是清朝抗击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
事情传回日本国内后，被日本政府中鹰牌势力添油加醋各种歪曲报道，结果就是日本政府开始紧急增兵，并且考虑到还要与列强沟通，因此增员军队里还特别任用了会英语的福岛安正当指挥官，率领1300多人紧急增员。
然后日本山形内阁又考虑到上述第三点目的，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波增兵。所以说整个八国联军里日本军队数量最多，25000多人外带18~20艘军舰。
后来这目的果然达成了，英国人开始认识到了日本的实力，遂在八国联军以后与日本开始眉来眼去，在第二年（1902年）就签了日英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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