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慈禧和光绪在八国联军之难后西狩不要求各地督抚护驾？
慈禧和光绪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西狩”，即仓皇逃离首都，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色彩。至于为什么没有像往常那样，要求各地督抚“护驾”，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简单的忽略或遗忘，而是当时复杂局势下，几方力量角力、各怀心思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们要理解“护驾”这个概念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意味着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模式中，皇帝是天子，是国家的最高象征。当皇帝出行，尤其是遭遇危险时，地方大员（督抚）负有保护圣驾安危的责任。这不仅是职责，更是对皇权的效忠和政治生命的关键。如果地方督抚能够成功护驾，那将是巨大的荣耀；反之，则可能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
然而，“西狩”的情况极为特殊，这并非一次例行的巡幸，而是被外敌逼迫下的逃亡。在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北京城陷入混乱之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西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也是一种为了保存权力，进行战略性退却的举动。
那么，为什么没有明确要求各地督抚护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时局的紧迫与混乱，程序上的难以顾及：
猝不及防的变故： 八国联军的入侵并非一蹴而就，但其在京城的军事行动是迅速而致命的。从联军攻打北京市区，到慈禧、光绪仓皇出逃，整个过程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这样混乱紧急的情况下，首要任务是保住性命，组织撤退。繁复的请示、传达旨意、协调各地力量等程序，在这种生死关头很可能被暂时搁置。虽然理论上应该发布诏令，但当时京城通讯受阻，交通混乱，能否及时、准确地将命令传达下去，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逃跑性质决定了难以大规模组织： “西狩”并非光荣的出行，而是仓皇逃亡。任何公开、大规模的“护驾”行动，都意味着承认了皇权在京城的丧失，并且需要各地出动相当规模的军队来承担保护的重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将已经很严峻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二、 各地督抚的复杂心态与各自的盘算：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到了晚清时期，中央集权已经受到地方实力派的严重挑战，“督抚”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半独立的状态。在慈禧和光绪“西狩”之际，各地督抚的心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观望”心态： 许多督抚并不完全清楚慈禧和光绪出逃的具体意图和未来的走向。他们更倾向于先观望形势的发展。如果此时盲目地去“护驾”，万一局势无法挽回，或者慈禧的“西狩”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赌博，那么他们就可能卷入一场可能失败的政治斗争中，甚至成为替罪羊。
“自保”心态： 联军已经占领了北京，在许多地方，尤其是有通商口岸的省份，督抚们更担心的是与外国列强的直接冲突。他们需要维护地方的稳定，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派遣军队去长途跋涉护驾，可能会分散他们保卫自己辖区的力量，并可能因此激怒列强，使地方陷入更大的危机。
“观望中央反应”： 尽管慈禧和光绪出逃了，但他们仍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各地督抚也在观察，中央（或者说慈禧）会如何处理这次危机？会发布什么样的诏令？如果朝廷能够稳定下来，或者有明确的指示，他们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但如果朝廷表现出虚弱或者指令模糊，他们更可能选择观望。
“对慈禧的离心”： 经历了庚子事变，特别是慈禧太后主导的对外宣战，许多清醒的官僚和地方督抚对慈禧的决策能力和统治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他们可能认为继续效忠慈禧并非明智之举。
三、 慈禧的政治考量与“甩包袱”的可能：
慈禧太后虽然在逃亡，但她仍然是权力的核心。她没有要求各地督抚护驾，也可能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避免暴露虚弱： 如果明确要求各地督抚护驾，这无疑会向天下昭示，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京城的能力，不得不依靠地方力量来维持皇帝的体面。这对于维持皇权统治的权威性是非常不利的。不提出要求，反而可以制造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假象，或者至少是避免过分暴露自己的窘迫。
甩掉不确定性： 地方督抚的忠诚度参差不齐，而且他们本身也各有各的算盘。如果发出“护驾”的号召，而响应者寥寥，或者响应者实力不足，反而会进一步暴露中央的软弱。不如不发号召，将责任留给那些主动表现忠诚的，或者那些在战略上认为应该支持中央的地方力量。
为未来的政治布局： 慈禧深知，经历此次事件后，她需要重新整合权力，并对那些在危难时刻表现不力的官员进行处理。通过不要求“护驾”，她可以更灵活地判断哪些督抚在关键时刻“失职”，哪些督抚又在“避嫌”或者“观望”，为日后的政治清洗或权力调整留下余地。
期望地方“自行其是”： 在某些情况下，慈禧也可能希望各地督抚能根据自身情况，在不明确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自行采取措施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试探。
四、 实际行动上的困难：
情报与控制的丧失：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和光绪失去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她不知道各地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哪些地方的督抚能够真正动员起力量来。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发出难以实现的号令，只会增加混乱。
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 晚清时期，很多地方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收入都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如果慈禧真的需要大规模的军队护驾，她实际上是需要向这些地方力量寻求支持的，而这恰恰是她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她更愿意保持一种“被保护”而非“乞求庇护”的姿态。
总结来说，慈禧和光绪在八国联军之难后西狩，没有要求各地督抚护驾，并非是简单的疏忽。这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博弈、权力结构变化、信息不对称、以及各方人物复杂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慈禧在逃亡中，也同样在进行着一场政治上的“西狩”，她需要权衡利弊，选择最有利于她巩固权力、度过危机的策略。而发出要求“护驾”的命令，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下，可能弊大于利，因此被她选择性地规避了。
首先，我们要理解“护驾”这个概念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意味着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模式中，皇帝是天子，是国家的最高象征。当皇帝出行，尤其是遭遇危险时，地方大员（督抚）负有保护圣驾安危的责任。这不仅是职责，更是对皇权的效忠和政治生命的关键。如果地方督抚能够成功护驾，那将是巨大的荣耀；反之，则可能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
然而，“西狩”的情况极为特殊，这并非一次例行的巡幸，而是被外敌逼迫下的逃亡。在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北京城陷入混乱之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西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也是一种为了保存权力，进行战略性退却的举动。
那么，为什么没有明确要求各地督抚护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时局的紧迫与混乱，程序上的难以顾及：
猝不及防的变故： 八国联军的入侵并非一蹴而就，但其在京城的军事行动是迅速而致命的。从联军攻打北京市区，到慈禧、光绪仓皇出逃，整个过程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这样混乱紧急的情况下，首要任务是保住性命，组织撤退。繁复的请示、传达旨意、协调各地力量等程序，在这种生死关头很可能被暂时搁置。虽然理论上应该发布诏令，但当时京城通讯受阻，交通混乱，能否及时、准确地将命令传达下去，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逃跑性质决定了难以大规模组织： “西狩”并非光荣的出行，而是仓皇逃亡。任何公开、大规模的“护驾”行动，都意味着承认了皇权在京城的丧失，并且需要各地出动相当规模的军队来承担保护的重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将已经很严峻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二、 各地督抚的复杂心态与各自的盘算：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到了晚清时期，中央集权已经受到地方实力派的严重挑战，“督抚”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半独立的状态。在慈禧和光绪“西狩”之际，各地督抚的心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观望”心态： 许多督抚并不完全清楚慈禧和光绪出逃的具体意图和未来的走向。他们更倾向于先观望形势的发展。如果此时盲目地去“护驾”，万一局势无法挽回，或者慈禧的“西狩”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赌博，那么他们就可能卷入一场可能失败的政治斗争中，甚至成为替罪羊。
“自保”心态： 联军已经占领了北京，在许多地方，尤其是有通商口岸的省份，督抚们更担心的是与外国列强的直接冲突。他们需要维护地方的稳定，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派遣军队去长途跋涉护驾，可能会分散他们保卫自己辖区的力量，并可能因此激怒列强，使地方陷入更大的危机。
“观望中央反应”： 尽管慈禧和光绪出逃了，但他们仍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各地督抚也在观察，中央（或者说慈禧）会如何处理这次危机？会发布什么样的诏令？如果朝廷能够稳定下来，或者有明确的指示，他们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但如果朝廷表现出虚弱或者指令模糊，他们更可能选择观望。
“对慈禧的离心”： 经历了庚子事变，特别是慈禧太后主导的对外宣战，许多清醒的官僚和地方督抚对慈禧的决策能力和统治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他们可能认为继续效忠慈禧并非明智之举。
三、 慈禧的政治考量与“甩包袱”的可能：
慈禧太后虽然在逃亡，但她仍然是权力的核心。她没有要求各地督抚护驾，也可能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避免暴露虚弱： 如果明确要求各地督抚护驾，这无疑会向天下昭示，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京城的能力，不得不依靠地方力量来维持皇帝的体面。这对于维持皇权统治的权威性是非常不利的。不提出要求，反而可以制造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假象，或者至少是避免过分暴露自己的窘迫。
甩掉不确定性： 地方督抚的忠诚度参差不齐，而且他们本身也各有各的算盘。如果发出“护驾”的号召，而响应者寥寥，或者响应者实力不足，反而会进一步暴露中央的软弱。不如不发号召，将责任留给那些主动表现忠诚的，或者那些在战略上认为应该支持中央的地方力量。
为未来的政治布局： 慈禧深知，经历此次事件后，她需要重新整合权力，并对那些在危难时刻表现不力的官员进行处理。通过不要求“护驾”，她可以更灵活地判断哪些督抚在关键时刻“失职”，哪些督抚又在“避嫌”或者“观望”，为日后的政治清洗或权力调整留下余地。
期望地方“自行其是”： 在某些情况下，慈禧也可能希望各地督抚能根据自身情况，在不明确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自行采取措施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试探。
四、 实际行动上的困难：
情报与控制的丧失：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和光绪失去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她不知道各地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哪些地方的督抚能够真正动员起力量来。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发出难以实现的号令，只会增加混乱。
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 晚清时期，很多地方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收入都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如果慈禧真的需要大规模的军队护驾，她实际上是需要向这些地方力量寻求支持的，而这恰恰是她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她更愿意保持一种“被保护”而非“乞求庇护”的姿态。
总结来说，慈禧和光绪在八国联军之难后西狩，没有要求各地督抚护驾，并非是简单的疏忽。这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博弈、权力结构变化、信息不对称、以及各方人物复杂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慈禧在逃亡中，也同样在进行着一场政治上的“西狩”，她需要权衡利弊，选择最有利于她巩固权力、度过危机的策略。而发出要求“护驾”的命令，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下，可能弊大于利，因此被她选择性地规避了。
网友意见
无论如何也不能影响到老佛爷的安全！
懂不？
慈禧仓促逃出，换上农村老太太的服装，让光绪穿褐色竹布上衣，皇后、各位妃嫔、太监、宫女、王公大臣，也都是农民装扮，和逃难的人群混着掩人耳目。慈禧下令谁都别暴露身份，谁也别吭声，否则从马车上扔下去。
钱也没带，首饰全让摘了，带了护卫，但都是便装。路上有某家镖局的人跟着，也有部分士兵跟着，假装是一群逃难的底层人民。头一夜住在一个回民村，回民不留宿外人，住的是村头一个破废的清真寺。地方不够，随行的王爷、大臣都是睡马车上的。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人是越来越多的。都是汇集而来的，知道慈禧、光绪走的这条道，追上来的，这就成规模了。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而且那么多人，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秘密。
为追求安全，大家走的是偏道。
啥道呢？
居庸关：
这是北京西北方向的山路，一条狭长的山道，沿路居民早就跑光了。北京城外的大股溃兵，清军有八万人，义和团有二十多万人。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从此路溃逃，也早就将沿路粮食抢光。慈禧本人就啃了个棒子，没水喝，因为井里的尸体都臭了。只好啃高粱杆，希望能抿出一丝水来。走到榆林堡，才看见前来接驾的怀来县县令。
怀来县县令在榆林堡跪迎，好家伙，官员一大群，太监一大群，宫女一大群，王妃一大群。单套骡车七八辆，神机营、虎神营官兵，散兵步卒数百人，加起来统共数千人。在逃难人群中，属于势力最大的那种了。
怀来县很惨，此前遭受了数次剽掠，连一碗小米粥都难得到。慈禧一行人在延庆的时候，就有人差人送快信到怀来县，信是延庆知州亲笔所写，连信封都没有。说是太后和皇上要来了，请你处准备如下物品：
皇太后
皇上 满汉全席一桌
庆王
礼王
端正 各一品锅
肃王
那王
澜公爷
泽公爷
定公爷
肃贝子
伦贝子
振大爷
军机大臣
刚中堂 各一品锅
赵大人
英大人年 各一品锅
神机营
虎神营
随驾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
证明官员想得周到，西逃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太后和皇上，要吃满汉全席，王爷们想吃火锅。结果到了怀来县，慈禧就吃了仨鸡蛋，留给光绪两个。慈禧见怀来县令，哭了，说几百里地没见一个县令，你是头一个接驾的。
到怀来，往后的路就好走了，相对也是越来越安全。洋兵并没有放弃追逐，义和团占了县城，有洋兵来打县城，将拳民打跑，留守十五个人。而慈禧前行，是有保卫的。不过，与其说是负责保卫，不如说是捣蛋。一路缺吃少穿，官兵就四下剽掠，什么都抢。被就地正法了几个，才稍稍有所收敛。过了怀来，前途是相对安定的地带，太监也就大发淫威，令各县准备好钱和饭，气势凌人。这一大帮子人吃的、喝的、用的，可直接将县府掏空。某县县令竭尽全力准备好了够他们吃的肉菜，结果御驾迟迟不到，臭了，县令再也无法筹办出什么东西了，无计可施，惶恐不已，自杀而死。车驾每到一处，除了让准备住处，再就是准备大量钱财和粮草以及吃穿用品，以致于后来索求无度，特强攫食，虽明令不可而不能禁。
到太原，护卫、车驾更盛，山西巡抚毓贤统兵护卫（后因支持义和团运动而被查办，以安洋人之心）。到这里就算十分安全了，车驾后来到了西安，算是临时中央了。这一路，光李莲英同志自己的行李就从一包变成了三百车。其他王公大臣，车驾更是犹如蚂蚁一般，还抢路，导致根本走不动。因为车太多挤不动，就下令说“不准挡路，圣驾在此，挡路成何体统”。然而这个命令并不管用，“随扈诸人，咸喜疾驰争先，乃至数十百辆衔尾接轴，莫能进退”。
可以说非常爆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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