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慈禧不立即制止百日维新?

回答
要理解慈禧为何没有立刻叫停这场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我们需要跳出简单的“慈禧昏聩专权”的标签,深入探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慈禧本人的政治考量以及她所面临的复杂局面。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而是牵扯到权力、改革、传统与现实的多重博弈。

首先,我们得明白百日维新发生的背景。19世纪末,晚清帝国风雨飘摇。甲午战争的惨败像一记重锤,彻底敲碎了国人的“天朝上国”美梦,暴露了旧有体制的腐朽和落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狂潮更是迫在眉睫,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空前。在这种背景下,要求变革、挽救危局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其激进的改革思想和行动,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她并非一个冥顽不灵的保守派。回顾她四十多年的垂帘听政生涯,你会发现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治家。在她掌权早期,她也曾支持过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她深知中国不能再故步自封,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应对列强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她对百日维新,这个在她看来也同样是为了“自强”的改革,却最终选择了镇压?这背后有多层原因:

一、改革的“度”与“速”超出了慈禧的容忍范围。

百日维新虽然是在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其核心的推动者是康有为和他的维新派。康有为的思想,虽然以“变法图强”为号召,但其改革的力度和广度,触及了太多的传统制度和既得利益集团。

触动了官僚体系的根基: 维新派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严厉惩治贪腐,这直接威胁到了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些官员中,不少是依附于慈禧的旧势力,他们自然会向慈禧进言献策,表达对维新的不满和担忧。
挑战了传统的政治结构: 维新派提出了一些涉及皇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甚至君主立宪的设想。虽然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是进步的,但在当时,任何触及皇权核心的改革,都会引起慈禧的高度警惕。她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君主立宪”的内涵,但她能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种对她绝对权力的挑战。
改革的速度过快: 维新派希望在短短一百天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变革,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现实的。慈禧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她明白变革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各方力量的平衡与妥协。如此激进的速度,反而让她觉得这不像是在改革,而更像是一种“革命”。

二、慈禧对改革派的“信任危机”。

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对康有为等人持有敌意。在维新初期,她也曾召见康有为,听取了他的奏折,甚至一度表示“可以变法”。但随着维新的深入,她对康有为及其门徒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康有为的个人形象和言行: 康有为虽然才学过人,但其个人风格较为激进,有时显得不够圆滑。他在进言时,有时过于直白甚至带有一些“狂傲”的气息,这可能让慈禧觉得不受尊重。
维新派的组织性和排他性: 维新派有自己的小圈子和思想体系,对不认同他们观点的人带有一定的排斥性。这种排他性,也可能让慈禧觉得他们不像是在寻求普遍的国家利益,而是在推行自己的党派利益。
“密谋”的传言与实际的担忧: 随着维新派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京城内外联系官员、发展力量,开始有了所谓的“密谋”之说。尽管这些“密谋”未必如传说中那么严重,但这些传言无疑加剧了慈禧的不安。尤其是关于“围园弑后”(即以革命手段除掉慈禧太后)的传闻,即使只是传言,也足以让慈禧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三、来自保守势力的压力与自身的“安全感”。

慈禧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她也需要依赖一个政治基础来维持她的权力。这个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荣禄、李鸿章、翁同龢(虽然翁被认为是改革派,但他也强调稳定和实力)等为代表的官僚和军事力量。

保守派的极力反对: 荣禄等保守派大臣,他们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对维新的触动最为激烈。他们积极向慈禧进言,强调维新对国家稳定和慈禧个人权威的威胁,并勾勒出改革可能带来的混乱景象。
慈禧的“权力合法性”与“安全感”: 慈禧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维护大清王朝的稳定和她作为“摄政者”的身份之上。如果改革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失控,那么她的统治合法性将受到质疑。更直接的,如前所述,如果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那么她几乎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容忍下去。维护自身安全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最基本的本能。

四、光绪皇帝的“局限性”。

虽然百日维新是光绪皇帝推动的,但光绪皇帝毕竟还年轻,经验不足,而且他在政治上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他过于依赖康有为,而对慈禧等人的顾虑和感受考虑不足。这种“少年得志”式的急切和不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改革的失控。慈禧看到的是一个被年轻皇帝和激进臣子绑架的改革,而这并非她所乐见的。

那么,为什么不是“立即”制止?

“立即制止”可能也并非慈禧最初的计划。如前所述,她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反对变法。可能在她看来,改革的某些方面是可以接受的,但她需要掌控改革的节奏和方向。

观望与试探: 在维新初期,慈禧可能是在观望和试探。她想看看维新派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他们的改革是否真的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同时她也在评估改革的潜在风险。
争取内部支持与平衡: 慈禧也需要时间来整合她自己的政治资源,说服或压制那些反对改革的势力,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在新旧势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她不是一个孤家寡人,她的决策也需要考虑政治现实。
等待时机: 在她采取行动之前,她可能也在等待一个“名正言顺”的时机。例如,当维新派的“威胁”被放大,当保守派的“劝谏”达到顶点,当她自己认为已经无法再容忍下去的时候,她才会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庚子年间,慈禧移居西安,这被认为是她逃避西方列强压力的表现,但同时,这也是她脱离了京城内保守派的直接影响,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结论:

慈禧没有立即制止百日维新,是因为她当时并非全盘否定改革。她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她需要权衡改革的必要性、风险、自身权力的稳固以及国家的稳定。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激进,以及他们触及了太多旧势力利益和慈禧的“安全底线”,最终导致了她的决绝。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或“卖国”的判断,而是政治斗争、权力博弈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结果。她最终采取的行动,是她在认为国家和她自身的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时,所做出的一个基于其政治智慧和生存本能的决定。她所追求的“自强”,在她看来,不应该是以牺牲国家稳定和她本人的统治为代价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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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划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这么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中国开始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2)

第二鸦片战争的北京条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0)

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

庚子之乱的辛丑条约导致中国彻底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01)

首先需要明确一件事,慈禧为首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如果可能,还是要尽量做一个货真价实的统治者,而非半殖民地的下的殖民者统治代理人。对他们来说优先级应该是封建统治者>半殖民地代理人>丧失权力被推翻。公允的说,当时的统治者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选择躺平,还是在能维持统治的基础上,想了很多办法,用现在话说就是体制内搞了很多改革措施。

百日维新前,最大的改革措施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展期间朝廷的最高领导就是慈禧。洋务运动的开展,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看似效果不错,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还打赢了中法战争。在30年内避免了半殖民地话程度的加深。

甲午战争一场败,30年努力基本白费。在这之后,清廷上下其实都是有反思的,大家都明白,守旧的话不能赢得战争,只有靠变革,事实也证明了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的旧有的变革方式没有效果,那么顺利成章的就要在能维持统治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变革方式,就这一点清廷内部是有一定程度的共识的。所以维新开始时慈禧至少从名义上没有反对,直到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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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存在着两种制度:其一是事后报告制度,即军机处每日将前一日朱批、口谕、电旨连同其“事由”上报慈禧太后;每日将当日重要折件及简要相关谕旨上报慈禧太后,其中个别折件光绪帝对慈禧太后有所隐瞒;军机处很可能未将全部明发、廷寄、交片谕旨上报慈禧太后。其二是事前请示制度,除个别情况下以军机处奏片的形式向慈禧太后请旨外,主要是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翻光绪帝的“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示其态度。在胡孚宸劾张荫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也就是说,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

大部分情况下,慈禧能够清楚知道维新派要干什么的。对维新也保持着相当的控制力。(我甚至想用完全的控制力来形容。)

但光绪对一些激进的建议有所隐瞒。并在礼部六堂官的事件上,并未经过慈禧同意,将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任命为军机四章京。这是一个苦差事,因允许上书,谭嗣同等人就此过上了996的生活到被杀。

随着新政规模的扩大,维新派和光绪需要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维新派想要建立”懋勤殿“来绕开慈禧,而军机处等处仍然由慈禧太后把握,所以这个想法也始终无法通过。(一些决定大臣并不卖面子,光绪想走程序塞人组班子都办不到。)

而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动用朱笔了。

由于康党的此类提议在交议时全部被驳或被拆解而失其意,慈禧太后无须直接出面干涉。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决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决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为什么慈禧不立即制止百日维新?“因为没必要,光绪所作的大部分事情慈禧都知道,光绪所作的决定连朝廷内部都无法通行,仅是自作主张罢免礼部六堂官朝廷内政局开始变得动荡,而四章京也并未得到许可,虽然各自来路不同,最终都被当成“康梁乱党”直接处理掉了。敢分权,那就可以去制止了。

在甲午之后,因为俄国在辽东问题上的一通操作,使得清朝大部分人开始认清时局,不再选择”联俄“,为应对俄国压力,有建议联日的,也有建议联英的。主张中日联盟或者中英日联盟的人并不少。实在是俄国给的压力大。

其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

还有一件事,慈禧一派在百日维新发生的十年前拟定的亲政规则相当有意思

一、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批阅传旨后,发交臣等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至内阁进呈本章及空名等本,拟请暂照现章办理。
一、每日外省折报,朱批发下后,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

亲政可以,凡事我过目,人员不许动。而百日维新显然触犯了人员问题。(光绪名义上的亲政难道不是在甲午之前嘛。)而且这亲政的套路我怎么感觉似曾相识

各直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应行降旨各件,于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该王、大臣等悉心详谈,于当日召见时恭请谕旨,再行缮拟,于次日恭呈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阅定颁发。

光绪你原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同治亲政后还得伺候两太后,到你就剩一个了。

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不按新规矩动用朱笔的后果,光绪已经试过了。朱笔这样的”神器“在慈禧面前也不太好使了。

晚清的“亲政”二字可不太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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