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末年那么惨淡，但人们一般都是喷慈禧，很少有人喷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甚至还捧他们？
清朝末年为何“惨淡”，而慈禧成为众矢之的，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反而被捧，甚至“洗白”，这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历史现象，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剖析。
一、 清朝末年的“惨淡”是事实，但原因复杂：
首先要承认，清朝末年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和屈辱的时期。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国家主权丧失、民不聊生，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一人或几人就能完全概括。主要原因包括：
制度的腐朽与僵化： 晚清的政治制度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潮流，君主专制、官僚腐败、信息闭塞，难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
经济的衰败与落后： 传统的农业经济难以支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工商业发展缓慢，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导致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军事的落后与失败： 清朝军队在装备、训练、战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屡战屡败，丧失了抵御外侮的能力。
思想的保守与短视： 统治阶层和部分士大夫对西方文明和科技存在严重的误解和抵触，错失了多次改革和学习的机会。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激化： 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加剧了社会动荡。
外部环境的恶劣： 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时代，强大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
二、 为什么人们主要“喷”慈禧？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长达近半个世纪，她的决策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晚清的历史走向。将晚清的“惨淡”主要归咎于她，有以下几个关键原因：
1. 绝对的最高权力与最终责任： 尽管清朝体制下有其他官员辅政，但慈禧拥有绝对的否决权和任命权。国家面临重大决策时，最终的拍板权在她手中。当国家遭遇危机时，最高领导者自然会成为最直接的问责对象。
2. 抵制改革与保守： 慈禧对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存在根深蒂固的排斥心理。她虽然默许了一些洋务运动的改革，但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而非真正拥抱现代化。在她看来，维护满族统治和传统的王朝秩序比国家富强更重要。她对光绪帝的戊戌变法持坚决反对态度，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这无疑是扼杀了中国走向君主立宪制改革的最后一次重要机会。
3. 对内镇压与对外妥协： 慈禧在维护自身权力方面表现得极为强硬，例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尽管曾国藩等湘军起了主要作用），她也通过镇压维新派来巩固统治。但在面对外国侵略者时，她却常常表现出软弱和妥协。庚子事变后，她主导签订了《辛丑条约》，将中国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4. 贪婪与享乐： 慈禧生活奢靡，对个人享乐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她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是晚清腐败和无能的典型象征，这极大地打击了民众和士大夫的信心。
5. 历史叙事的简化与情感宣泄： 历史叙事往往倾向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树立一个明确的“反派”。慈禧的形象，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带有极强的负面色彩，如昏庸、专权、卖国等，这使得她成为民众情感宣泄的理想目标。她也是女性，在那个男权社会里，一个女性掌握如此大的权力并导致国家衰败，更容易引发舆论的批判。
三、 为什么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反而被“捧”甚至“洗白”？
与慈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虽然也是清朝体制内的官员，但他们的历史评价却截然不同，甚至被誉为“中兴名臣”，在很多时候还被视为“开明”和“有远见”的人物。这背后的原因更加 nuanced：
1. 他们是晚清体制内的“救火队员”和“改革者”：
曾国藩： 在太平天国运动最危急的时刻，是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以“曾剃头”之名，剿灭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他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稳定了清朝的统治根基，尽管这一行为在后世有争议。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中兴”的希望，他提倡的“治心”、“治民”等理念，以及他重视教育、提拔人才，都让他有别于一般的腐朽官员。
李鸿章：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新式海军（北洋水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报局。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虽然他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在当时国力悬殊的情况下，他是在尽力为国家争取利益，避免更坏的结果。
张之洞： 同样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在湖北大力发展近代工业（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兴办新式学堂（如自强学堂，即武汉大学前身），提倡教育，推动文化事业发展。他的治绩在当时被认为卓有成效，对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和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他们是在“缝缝补补”中试图挽救国家： 这些大臣们身处腐朽的体制之中，他们所做的改革是在体制内的“缝缝补补”，试图用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来弥补清朝制度的不足，延缓王朝的灭亡。他们有的是机会主义者，有的则是真心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他们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挽救清朝，但在那个黑暗时代，他们的行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基础和经验。
3. “捧”他们的历史叙事与现实需求：
对“能臣”的期待： 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渴望出现能够力挽狂澜的“能臣”。曾国藩等人的功绩，尤其是在平定内乱和引进西学方面，满足了这种期待。
反衬慈禧的昏聩： 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与慈禧的保守、享乐形成对比，更能凸显慈禧的罪责。在许多评论中，他们被描绘成是“有用之材”，但被慈禧所误、所压制，他们的努力才没有开花结果。这是一种将责任转移到慈禧身上的叙事策略。
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将这些曾参与抵抗侵略、引进西方技术的人物视为民族的脊梁，即使他们有局限性，也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褒扬。
“洗白”与历史重估：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研究的深入，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也更加多元。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强调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弱化他们在镇压起义、签订条约等方面的负面作用。这种“洗白”并非完全否定其局限性，而是更全面地看待其历史作用。例如，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时，虽然是外交失败，但也有其时代的无奈。
4. 他们的决策相对更“务实”和“功利”： 相较于慈禧顽固地维护旧制度，曾国藩等人更懂得审时度势，愿意学习和采用新的事物。即使是为了政治目的，他们也比慈禧更懂得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解决具体问题，例如建立军队、发展实业。这种“务实”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获得现代人的理解和肯定。
总结来说，将晚清的衰败主要归咎于慈禧，而“捧”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是一种历史评价的侧重和叙事的简化，但这种简化背后也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
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其保守和错误的决策无疑是导致国家陷入深渊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尽管身处腐朽的体制，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革，并且在关键时刻为清朝的统治续命，在发展中国近代化方面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历史评价往往受到时代背景和观众立场的影响。现代人往往更倾向于肯定那些试图推动进步和改革的人物，即使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或者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可以说，将慈禧视为晚清衰败的“罪魁祸首”，虽然简单化了历史，但也是一种对最高决策者失职的必然责问。而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视为“功臣”甚至“改革者”，则是对他们在那个艰难时代所做努力的一种肯定，也反映了人们对“有作为”的官员的普遍期待。理解这种评价差异，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褒贬”，去深入挖掘历史的细节和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 清朝末年的“惨淡”是事实，但原因复杂：
首先要承认，清朝末年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和屈辱的时期。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国家主权丧失、民不聊生，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一人或几人就能完全概括。主要原因包括：
制度的腐朽与僵化： 晚清的政治制度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潮流，君主专制、官僚腐败、信息闭塞，难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
经济的衰败与落后： 传统的农业经济难以支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工商业发展缓慢，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导致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军事的落后与失败： 清朝军队在装备、训练、战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屡战屡败，丧失了抵御外侮的能力。
思想的保守与短视： 统治阶层和部分士大夫对西方文明和科技存在严重的误解和抵触，错失了多次改革和学习的机会。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激化： 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加剧了社会动荡。
外部环境的恶劣： 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时代，强大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
二、 为什么人们主要“喷”慈禧？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长达近半个世纪，她的决策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晚清的历史走向。将晚清的“惨淡”主要归咎于她，有以下几个关键原因：
1. 绝对的最高权力与最终责任： 尽管清朝体制下有其他官员辅政，但慈禧拥有绝对的否决权和任命权。国家面临重大决策时，最终的拍板权在她手中。当国家遭遇危机时，最高领导者自然会成为最直接的问责对象。
2. 抵制改革与保守： 慈禧对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存在根深蒂固的排斥心理。她虽然默许了一些洋务运动的改革，但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而非真正拥抱现代化。在她看来，维护满族统治和传统的王朝秩序比国家富强更重要。她对光绪帝的戊戌变法持坚决反对态度，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这无疑是扼杀了中国走向君主立宪制改革的最后一次重要机会。
3. 对内镇压与对外妥协： 慈禧在维护自身权力方面表现得极为强硬，例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尽管曾国藩等湘军起了主要作用），她也通过镇压维新派来巩固统治。但在面对外国侵略者时，她却常常表现出软弱和妥协。庚子事变后，她主导签订了《辛丑条约》，将中国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4. 贪婪与享乐： 慈禧生活奢靡，对个人享乐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她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是晚清腐败和无能的典型象征，这极大地打击了民众和士大夫的信心。
5. 历史叙事的简化与情感宣泄： 历史叙事往往倾向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树立一个明确的“反派”。慈禧的形象，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带有极强的负面色彩，如昏庸、专权、卖国等，这使得她成为民众情感宣泄的理想目标。她也是女性，在那个男权社会里，一个女性掌握如此大的权力并导致国家衰败，更容易引发舆论的批判。
三、 为什么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反而被“捧”甚至“洗白”？
与慈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虽然也是清朝体制内的官员，但他们的历史评价却截然不同，甚至被誉为“中兴名臣”，在很多时候还被视为“开明”和“有远见”的人物。这背后的原因更加 nuanced：
1. 他们是晚清体制内的“救火队员”和“改革者”：
曾国藩： 在太平天国运动最危急的时刻，是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以“曾剃头”之名，剿灭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他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稳定了清朝的统治根基，尽管这一行为在后世有争议。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中兴”的希望，他提倡的“治心”、“治民”等理念，以及他重视教育、提拔人才，都让他有别于一般的腐朽官员。
李鸿章：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新式海军（北洋水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报局。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虽然他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在当时国力悬殊的情况下，他是在尽力为国家争取利益，避免更坏的结果。
张之洞： 同样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在湖北大力发展近代工业（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兴办新式学堂（如自强学堂，即武汉大学前身），提倡教育，推动文化事业发展。他的治绩在当时被认为卓有成效，对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和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他们是在“缝缝补补”中试图挽救国家： 这些大臣们身处腐朽的体制之中，他们所做的改革是在体制内的“缝缝补补”，试图用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来弥补清朝制度的不足，延缓王朝的灭亡。他们有的是机会主义者，有的则是真心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他们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挽救清朝，但在那个黑暗时代，他们的行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基础和经验。
3. “捧”他们的历史叙事与现实需求：
对“能臣”的期待： 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渴望出现能够力挽狂澜的“能臣”。曾国藩等人的功绩，尤其是在平定内乱和引进西学方面，满足了这种期待。
反衬慈禧的昏聩： 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与慈禧的保守、享乐形成对比，更能凸显慈禧的罪责。在许多评论中，他们被描绘成是“有用之材”，但被慈禧所误、所压制，他们的努力才没有开花结果。这是一种将责任转移到慈禧身上的叙事策略。
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将这些曾参与抵抗侵略、引进西方技术的人物视为民族的脊梁，即使他们有局限性，也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褒扬。
“洗白”与历史重估：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研究的深入，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也更加多元。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强调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弱化他们在镇压起义、签订条约等方面的负面作用。这种“洗白”并非完全否定其局限性，而是更全面地看待其历史作用。例如，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时，虽然是外交失败，但也有其时代的无奈。
4. 他们的决策相对更“务实”和“功利”： 相较于慈禧顽固地维护旧制度，曾国藩等人更懂得审时度势，愿意学习和采用新的事物。即使是为了政治目的，他们也比慈禧更懂得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解决具体问题，例如建立军队、发展实业。这种“务实”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获得现代人的理解和肯定。
总结来说，将晚清的衰败主要归咎于慈禧，而“捧”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是一种历史评价的侧重和叙事的简化，但这种简化背后也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
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其保守和错误的决策无疑是导致国家陷入深渊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尽管身处腐朽的体制，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革，并且在关键时刻为清朝的统治续命，在发展中国近代化方面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历史评价往往受到时代背景和观众立场的影响。现代人往往更倾向于肯定那些试图推动进步和改革的人物，即使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或者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可以说，将慈禧视为晚清衰败的“罪魁祸首”，虽然简单化了历史，但也是一种对最高决策者失职的必然责问。而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视为“功臣”甚至“改革者”，则是对他们在那个艰难时代所做努力的一种肯定，也反映了人们对“有作为”的官员的普遍期待。理解这种评价差异，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褒贬”，去深入挖掘历史的细节和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
网友意见
其一，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慈禧是清末中国最高领导者，对清政府问责肯定首先问责她。张之洞、李鸿章即便真的问题很大，慈禧也有选帅不利的责任。诸葛亮选马谡守街亭，出了问题要背锅，慈禧提拔这些官员自然也要挨批评。恭亲王是贵族里少数的开明派，慈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把人家整下台，留下些保守派，慈禧有权力把人家整下台，自然也要背这口锅。
其二，领导本身最大的责任之一，就是识人、用人，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慈禧长时间对改革的态度，对世界的无知，造成清政府整体团队的选人、用人标准就必然会有问题。比如让翁同龢这样的保守派当光绪帝的老师，皇帝和他师父之间理念就大相径庭，皇帝要想改革连个信任的人有没有，这自然会造成之后的改革步履维艰。
其三，慈禧重大事件决策蠢的无以复加，讨论官僚执行层的技术问题根本就没有意义。比如同样是战败，甲午战争后大家会讨论李鸿章对战败的责任，威海卫海战丁汝昌的指挥问题，很少有人会责怪光绪帝主战。可八国联军侵华战败后，没几个人会讨论董福祥、聂士成的指挥问题，大家都在骂慈禧蠢。因为董福祥的指挥完全是细枝末节，对全局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场战争甚至连讨论战败时间都是多余的。
火车头自己先出轨，事后追责肯定不是先讨论后面车厢问题，大清已完这口锅肯定慈禧背，别人是背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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