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清朝晚期太平天国起义。朝廷都放权地方练兵剿之，结果东汉亡，清朝重建中央权威为什么？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清朝晚期太平天国起义，这两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在表面上看，朝廷都采取了相似的应对策略——放权地方，依靠地方势力镇压。然而，历史的走向却截然不同：东汉因此走向灭亡，而清朝却在经历巨大的动荡后重新巩固了中央权威。这背后的原因，绝非简单的“放权剿之”就能概括，而是涉及政治体制、军事结构、地方势力性质以及国家整体实力等多方面的深层差异。
我们得先聊聊东汉，这家伙怎么就这么不中用了。
东汉的困境：帝国肌体的腐朽与中央权力的掏空
东汉末年，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朝廷的反应与其说是“放权剿之”，不如说是“无力独力”，只能病急乱投医。
首先，中央集权的式微是根本原因。东汉建立初期，吸取了西汉的教训，对地方诸侯的权力有所收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皇帝年幼即位成为常态，这为地方势力的抬头提供了土壤。特别是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朝廷的号召力和执行力大打折扣。中央朝廷本身就处于分裂和腐败之中，早已丧失了有效地调动全国资源、指挥全国军事力量的能力。
其次，地方豪强的崛起与壮大。东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地方豪强凭借雄厚的财力、掌握大量土地和人口，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和军事势力。他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地方官吏的任免。这些豪强，表面上是朝廷的臣民，但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超越地方官府的实力。
再者，军事制度的瓦解。东汉前期实行募兵制，军队的军事素质和忠诚度相对较高。但到了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和军费开支的压力，募兵制逐渐被兵役制所取代，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大幅下降。而镇压黄巾起义的主力，恰恰是那些依靠地方豪强训练和供养的“部曲”和“家兵”。
当黄巾起义爆发时，中央朝廷的反应是分散的。汉灵帝为了镇压起义，确实采取了“委任刺史、太守、都尉，分遣兵马，就地剿捕”的策略。这看起来是“放权”，但实际上是朝廷失去了对全国军事力量的直接控制。朝廷的“放权”，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将镇压起义的任务交给了那些已经掌握了实际军事力量的地方大员和豪强。
而这些地方势力，比如冀州袁绍、兖州曹操、豫州袁术、荆州刘表、幽州公孙瓒等等，他们“剿之”的动机绝非完全出于维护汉室江山的忠诚。他们更看重的是借此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增强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镇压黄巾起义，让他们获得了调集军队、收缴武器、控制地方的权力，并将起义军的缴获和俘虏转化为自己的部曲和资源。
结果呢？黄巾起义被镇压了，但被镇压的功劳和由此带来的权力，都落入了地方诸侯的手中。朝廷试图通过分权来保全自己，反而加速了地方势力的壮大，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土崩瓦解，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中央权威被地方割据势力彻底架空，这是历史的必然。
清朝的坚韧：中央权威的巩固与改革的动力
再来看看清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太平天国起义也差点把清朝掀翻在地，但最终清朝却重新站了起来。
首先，中央权威的强大基础。清朝与东汉不同，它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从入关之初，清朝就非常警惕地方势力挑战中央。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朝的核心政策是“以中央之命，发天下之财，调天下之兵”。
其次，军事制度的相对稳定与改革。清朝早期，八旗和绿营是中央直接控制的两支主要军事力量。虽然在太平天国时期，八旗和绿营的表现令人失望，腐败和战斗力下降严重，但清朝并没有因此放弃中央指挥的军事力量。反而是吸取教训，开始倚重和发展地方团练，并将其纳入中央的统一指挥序列。
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虽然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能力也受到了挑战，但清廷并没有像东汉那样将剿灭起义的重任完全甩给地方。相反，他们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策略。
1. 中央层面的严密指挥与资源调度。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虽然有时显得优柔寡断，但他们在指挥层面始终试图保持对战局的控制。中央政府筹集了大量军费，虽然效率不高，但确实从全国范围内调集了物资和人力。
2. “放权”并非完全失控。清朝确实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建立“湘军”、“淮军”、“楚军”等地方武装。但与东汉不同的是，这些地方武装的建立，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行的，并且其合法性来自于中央的任命。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军队的崛起，其主要目的仍然是镇压农民起义，而非挑战中央权威。中央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如派遣王爷督战、设置漕运总督等）试图对这些地方武装进行制约和监督。
3. 地方势力的性质差异。与东汉末年那些拥有独立王国倾向的豪强不同，曾国藩等人的湘军，虽然也壮大了起来，但他们的核心成员多为士人出身，虽然也讲究利益，但整体上仍然保有对中央的效忠意识。他们并非像东汉豪强那样从一开始就具备独立倾向。他们的“练兵剿之”，是为了维护的是整个大清王朝的统治，而不是某个地方军阀的利益。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王朝覆灭，他们自身也难以幸免。
4. 以“官”统“兵”的策略。清朝的聪明之处在于，它在“放权”的同时，也在努力维持“官”的体系。曾国藩等被授予了极大的军权，但他们同时也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其行为仍然受到朝廷的监督和制约。更重要的是，当起义被镇压后，清朝并没有让这些地方武装继续坐大，而是通过裁撤、收编、调离等手段，逐渐将权力收回中央。曾国藩等人的军权虽然很大，但他们本人也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功成身退”有着一定的理解。
5. 重建中央权威的决心与手段。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并没有让清朝中央权威旁落，反而成为其重建的契机。通过镇压起义，清朝看到了腐败的八旗和绿营的无能，也看到了汉族官僚的军事才能。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崛起。起义平定后，清廷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着手进行改革。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它不仅是为了引进西方技术，更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清朝通过“海防”、“边防”等名义，重新整合了军事力量，并逐渐将权力收归中央。
总结来说，东汉王朝的灭亡，是因为中央集权体制的长期腐蚀，地方势力趁机坐大，当黄巾起义爆发时，朝廷已经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地方势力“剿之”并壮大自己，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清朝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是因为其中央集权的体制更为坚固，在面对巨大危机时，能够保持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力，并且在“放权”的同时，也积极维护中央的指挥和监督体系，最终成功地将地方势力引导到维护中央统治的轨道上，并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权威。这是一个从“无力控制”到“有限控制再到逐步收回”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不同时代政治体制的深刻差异和政治智慧的不同运用。
我们得先聊聊东汉，这家伙怎么就这么不中用了。
东汉的困境：帝国肌体的腐朽与中央权力的掏空
东汉末年，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朝廷的反应与其说是“放权剿之”，不如说是“无力独力”，只能病急乱投医。
首先，中央集权的式微是根本原因。东汉建立初期，吸取了西汉的教训，对地方诸侯的权力有所收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皇帝年幼即位成为常态，这为地方势力的抬头提供了土壤。特别是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朝廷的号召力和执行力大打折扣。中央朝廷本身就处于分裂和腐败之中，早已丧失了有效地调动全国资源、指挥全国军事力量的能力。
其次，地方豪强的崛起与壮大。东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地方豪强凭借雄厚的财力、掌握大量土地和人口，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和军事势力。他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地方官吏的任免。这些豪强，表面上是朝廷的臣民，但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超越地方官府的实力。
再者，军事制度的瓦解。东汉前期实行募兵制，军队的军事素质和忠诚度相对较高。但到了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和军费开支的压力，募兵制逐渐被兵役制所取代，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大幅下降。而镇压黄巾起义的主力，恰恰是那些依靠地方豪强训练和供养的“部曲”和“家兵”。
当黄巾起义爆发时，中央朝廷的反应是分散的。汉灵帝为了镇压起义，确实采取了“委任刺史、太守、都尉，分遣兵马，就地剿捕”的策略。这看起来是“放权”，但实际上是朝廷失去了对全国军事力量的直接控制。朝廷的“放权”，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将镇压起义的任务交给了那些已经掌握了实际军事力量的地方大员和豪强。
而这些地方势力，比如冀州袁绍、兖州曹操、豫州袁术、荆州刘表、幽州公孙瓒等等，他们“剿之”的动机绝非完全出于维护汉室江山的忠诚。他们更看重的是借此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增强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镇压黄巾起义，让他们获得了调集军队、收缴武器、控制地方的权力，并将起义军的缴获和俘虏转化为自己的部曲和资源。
结果呢？黄巾起义被镇压了，但被镇压的功劳和由此带来的权力，都落入了地方诸侯的手中。朝廷试图通过分权来保全自己，反而加速了地方势力的壮大，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土崩瓦解，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中央权威被地方割据势力彻底架空，这是历史的必然。
清朝的坚韧：中央权威的巩固与改革的动力
再来看看清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太平天国起义也差点把清朝掀翻在地，但最终清朝却重新站了起来。
首先，中央权威的强大基础。清朝与东汉不同，它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从入关之初，清朝就非常警惕地方势力挑战中央。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朝的核心政策是“以中央之命，发天下之财，调天下之兵”。
其次，军事制度的相对稳定与改革。清朝早期，八旗和绿营是中央直接控制的两支主要军事力量。虽然在太平天国时期，八旗和绿营的表现令人失望，腐败和战斗力下降严重，但清朝并没有因此放弃中央指挥的军事力量。反而是吸取教训，开始倚重和发展地方团练，并将其纳入中央的统一指挥序列。
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虽然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能力也受到了挑战，但清廷并没有像东汉那样将剿灭起义的重任完全甩给地方。相反，他们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策略。
1. 中央层面的严密指挥与资源调度。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虽然有时显得优柔寡断，但他们在指挥层面始终试图保持对战局的控制。中央政府筹集了大量军费，虽然效率不高，但确实从全国范围内调集了物资和人力。
2. “放权”并非完全失控。清朝确实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建立“湘军”、“淮军”、“楚军”等地方武装。但与东汉不同的是，这些地方武装的建立，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行的，并且其合法性来自于中央的任命。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军队的崛起，其主要目的仍然是镇压农民起义，而非挑战中央权威。中央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如派遣王爷督战、设置漕运总督等）试图对这些地方武装进行制约和监督。
3. 地方势力的性质差异。与东汉末年那些拥有独立王国倾向的豪强不同，曾国藩等人的湘军，虽然也壮大了起来，但他们的核心成员多为士人出身，虽然也讲究利益，但整体上仍然保有对中央的效忠意识。他们并非像东汉豪强那样从一开始就具备独立倾向。他们的“练兵剿之”，是为了维护的是整个大清王朝的统治，而不是某个地方军阀的利益。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王朝覆灭，他们自身也难以幸免。
4. 以“官”统“兵”的策略。清朝的聪明之处在于，它在“放权”的同时，也在努力维持“官”的体系。曾国藩等被授予了极大的军权，但他们同时也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其行为仍然受到朝廷的监督和制约。更重要的是，当起义被镇压后，清朝并没有让这些地方武装继续坐大，而是通过裁撤、收编、调离等手段，逐渐将权力收回中央。曾国藩等人的军权虽然很大，但他们本人也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功成身退”有着一定的理解。
5. 重建中央权威的决心与手段。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并没有让清朝中央权威旁落，反而成为其重建的契机。通过镇压起义，清朝看到了腐败的八旗和绿营的无能，也看到了汉族官僚的军事才能。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崛起。起义平定后，清廷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着手进行改革。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它不仅是为了引进西方技术，更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清朝通过“海防”、“边防”等名义，重新整合了军事力量，并逐渐将权力收归中央。
总结来说，东汉王朝的灭亡，是因为中央集权体制的长期腐蚀，地方势力趁机坐大，当黄巾起义爆发时，朝廷已经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地方势力“剿之”并壮大自己，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清朝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是因为其中央集权的体制更为坚固，在面对巨大危机时，能够保持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力，并且在“放权”的同时，也积极维护中央的指挥和监督体系，最终成功地将地方势力引导到维护中央统治的轨道上，并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权威。这是一个从“无力控制”到“有限控制再到逐步收回”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不同时代政治体制的深刻差异和政治智慧的不同运用。
网友意见
题目和题干都存在较大常识性错误。
在湘、淮军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满洲贵族集团所拥有的专制的权力已大大削弱，不得不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各地的汉族地主，中央权力因此发生了严重动摇，这一点几乎是历史常识，不做过多阐述，直接贴资料以辟谣。
夏春涛老师的在《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里对此概括总结:
朱东安老师在《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一书中也提及了这一情况:
龙盛运老师在《湘军史稿》中也有专门的论述:
他接着指出，大权已经旁落到各地军政大吏手中:
总之，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之后，东汉王朝并没有立马灭亡，当然，中央集权受到了很大削弱，而清王朝也是如此，并不存在所谓的重建中央权威；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东汉王朝的中央权力衰弱的更厉害，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而湘、淮军军事集团则继续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兵权方面，不是清王朝“收”回的，实际上是曾国藩等人主动提出裁撤兵力，以示对清王朝并无二心，两者继续合作统治。湘军集团随着刘坤一的死而退出政治舞台，而淮军集团则在甲午被日军重创，然而此后军政大权仍旧没有全部回到满洲贵族集团手中——这部分权力落入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手中，最后是袁世凯一枝独秀，并且借助其军政集团的实力成功地架空了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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