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为什么士族愿意依附何进，而不愿和董卓合作？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士族作为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其选择依附的对象，对历史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何进掌权，以及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士族为何会更倾向于何进，而对董卓敬而远之，甚至选择与之合作呢？这背后牵扯到士族的核心利益、政治诉求、对权力的认知，以及对曹操等新兴势力的观望。
一、何进：一个“可以被驯服”的权臣
何进作为大将军，虽然出身不高，但位高权重，且手握军权。士族为何愿意依附于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老面孔”与“相对稳定”的错觉： 何进是汉灵帝的皇后何氏之兄，出身也算在皇室的姻亲关系之内。在士族眼中，虽然何进本人粗鄙，但他的背后是外戚集团，并且继承了哥哥的权势。在经历了何进妹妹被废、何进掌握大权的一系列权力洗牌后，士族们认为何进的崛起，虽然有些意外，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旧有的权力结构。相比于一个来自边疆、以武力起家、缺乏政治根基的董卓，何进显得更像是一个“可以被驯服”的、在原有体系内运作的权臣。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影响力，在何进这里找到一个可以施展的空间，甚至引导他做出符合士族利益的决策。
2. “官僚体系”的惯性与可操控性： 汉朝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和僵化的官僚体系。士族正是这个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何进虽然专权，但他还需要依靠这套体系来统治国家，更需要依靠士族出身的文官来管理朝政。他需要士族为他出谋划策，需要他们填充各级官职。士族们深知官僚体系的运作之道，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人脉，影响何进的决策，为自己和家族谋求利益。他们可以“挟持”何进，让他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的政治资本。
3. “汉室正统”的香火情： 尽管汉朝末年政治腐败，但“汉室正统”仍然是士族们维护自身地位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何进作为皇后的哥哥，至少在名义上，他还是在维护汉室的统治。士族们可以以“匡扶汉室”、“巩固刘氏江山”为名，来指导何进的行为。相比之下，董卓直接废立皇帝，其行为赤裸裸地破坏了汉室的权威，这对于以维护“正统”为己任的士族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挑战。虽然他们知道汉室已名存实亡，但这种名义上的依附，仍然是他们最后的政治筹码。
4. “机会主义”的观望： 许多士族并不急于站队。他们看到何进掌权，但同时也看到了何进的局限性。他们选择依附何进，更像是一种“试探”和“观望”。他们想看看何进能走多远，能否真正控制住局面。如果何进最终能够稳定朝政，他们便可以顺势而上；如果何进失败，他们也能及时抽身，避免被牵连。这种机会主义的心态，让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个看起来“更容易”打交道的对象。
二、董卓：一个“不可控”的颠覆者
与何进不同，董卓的出现，对士族来说，更像是一场地震。他们不愿意与董卓合作，主要在于：
1. “暴力”与“破坏”的直接冲击： 董卓控制洛阳，其手段极其粗暴。他废立皇帝、屠戮朝臣、焚烧宫阙，这些行为直接挑战了士族赖以生存的政治秩序。董卓的权力来自于军队，而非士族的政治支持。他无需顾忌士族的意见，也无意与士族合作进行“政治游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用暴力摧毁士族熟悉的规则。
2. “外来者”的身份与“掠夺者”的本质： 董卓并非中原士族出身，他是凉州军阀。他的到来，在很多士族眼中，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外敌入侵”。董卓在洛阳的种种行为，如抢夺民财、横征暴敛，更是将自己定位成了一个“掠夺者”，而非一个“管理者”。士族们不愿意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被一个来自外部的、没有任何政治道义约束的武夫轻易剥夺。
3. “无法驾驭”的危险信号： 董卓的政治手腕相对简单粗暴，他不像何进那样，需要依赖士族的政治才能。他的权力是绝对的、压倒性的。士族们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劝谏，如何施加影响，都很难真正改变董卓的决定。与董卓合作，意味着他们可能成为董卓巩固权力的工具，而非与董卓平起平坐的政治盟友。一旦董卓的决策失误，他们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甚至被其牺牲。
4. “曹操”等新兴势力的吸引力： 随着董卓的出现，天下局势更加混乱。一些有远见的士族，开始将目光投向曹操、袁绍等新兴的、更有潜力的政治势力。曹操虽然也起家于乱世，但他表现出了更强的政治手腕和政治理想。他能够团结一部分士族，并且有重振汉室的口号。在士族看来，依附何进只是无奈之举，而与董卓合作，则意味着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一个不可预测的、甚至有毁灭性的力量。他们更愿意将赌注押在那些更有可能成功的、更符合他们长远利益的新兴力量身上。
总结：
简而言之，士族之所以愿意依附何进，是因为他们认为何进是一个可以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运作、并且有一定可塑性的对象。他们可以通过自身优势，影响何进，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而董卓的出现，则代表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他破坏了士族赖以生存的政治秩序，其粗暴的手段和掠夺的本质，让士族感到恐惧。因此，他们宁愿与一个“可以被驯服”的旧势力周旋，也不愿与一个“不可控”的颠覆者为伍，同时也在观望和寻找更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新兴政治力量。这种选择，并非对何进的忠诚，而是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以及对政治风险的规避。
一、何进：一个“可以被驯服”的权臣
何进作为大将军，虽然出身不高，但位高权重，且手握军权。士族为何愿意依附于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老面孔”与“相对稳定”的错觉： 何进是汉灵帝的皇后何氏之兄，出身也算在皇室的姻亲关系之内。在士族眼中，虽然何进本人粗鄙，但他的背后是外戚集团，并且继承了哥哥的权势。在经历了何进妹妹被废、何进掌握大权的一系列权力洗牌后，士族们认为何进的崛起，虽然有些意外，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旧有的权力结构。相比于一个来自边疆、以武力起家、缺乏政治根基的董卓，何进显得更像是一个“可以被驯服”的、在原有体系内运作的权臣。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影响力，在何进这里找到一个可以施展的空间，甚至引导他做出符合士族利益的决策。
2. “官僚体系”的惯性与可操控性： 汉朝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和僵化的官僚体系。士族正是这个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何进虽然专权，但他还需要依靠这套体系来统治国家，更需要依靠士族出身的文官来管理朝政。他需要士族为他出谋划策，需要他们填充各级官职。士族们深知官僚体系的运作之道，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人脉，影响何进的决策，为自己和家族谋求利益。他们可以“挟持”何进，让他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的政治资本。
3. “汉室正统”的香火情： 尽管汉朝末年政治腐败，但“汉室正统”仍然是士族们维护自身地位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何进作为皇后的哥哥，至少在名义上，他还是在维护汉室的统治。士族们可以以“匡扶汉室”、“巩固刘氏江山”为名，来指导何进的行为。相比之下，董卓直接废立皇帝，其行为赤裸裸地破坏了汉室的权威，这对于以维护“正统”为己任的士族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挑战。虽然他们知道汉室已名存实亡，但这种名义上的依附，仍然是他们最后的政治筹码。
4. “机会主义”的观望： 许多士族并不急于站队。他们看到何进掌权，但同时也看到了何进的局限性。他们选择依附何进，更像是一种“试探”和“观望”。他们想看看何进能走多远，能否真正控制住局面。如果何进最终能够稳定朝政，他们便可以顺势而上；如果何进失败，他们也能及时抽身，避免被牵连。这种机会主义的心态，让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个看起来“更容易”打交道的对象。
二、董卓：一个“不可控”的颠覆者
与何进不同，董卓的出现，对士族来说，更像是一场地震。他们不愿意与董卓合作，主要在于：
1. “暴力”与“破坏”的直接冲击： 董卓控制洛阳，其手段极其粗暴。他废立皇帝、屠戮朝臣、焚烧宫阙，这些行为直接挑战了士族赖以生存的政治秩序。董卓的权力来自于军队，而非士族的政治支持。他无需顾忌士族的意见，也无意与士族合作进行“政治游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用暴力摧毁士族熟悉的规则。
2. “外来者”的身份与“掠夺者”的本质： 董卓并非中原士族出身，他是凉州军阀。他的到来，在很多士族眼中，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外敌入侵”。董卓在洛阳的种种行为，如抢夺民财、横征暴敛，更是将自己定位成了一个“掠夺者”，而非一个“管理者”。士族们不愿意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被一个来自外部的、没有任何政治道义约束的武夫轻易剥夺。
3. “无法驾驭”的危险信号： 董卓的政治手腕相对简单粗暴，他不像何进那样，需要依赖士族的政治才能。他的权力是绝对的、压倒性的。士族们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劝谏，如何施加影响，都很难真正改变董卓的决定。与董卓合作，意味着他们可能成为董卓巩固权力的工具，而非与董卓平起平坐的政治盟友。一旦董卓的决策失误，他们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甚至被其牺牲。
4. “曹操”等新兴势力的吸引力： 随着董卓的出现，天下局势更加混乱。一些有远见的士族，开始将目光投向曹操、袁绍等新兴的、更有潜力的政治势力。曹操虽然也起家于乱世，但他表现出了更强的政治手腕和政治理想。他能够团结一部分士族，并且有重振汉室的口号。在士族看来，依附何进只是无奈之举，而与董卓合作，则意味着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一个不可预测的、甚至有毁灭性的力量。他们更愿意将赌注押在那些更有可能成功的、更符合他们长远利益的新兴力量身上。
总结：
简而言之，士族之所以愿意依附何进，是因为他们认为何进是一个可以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运作、并且有一定可塑性的对象。他们可以通过自身优势，影响何进，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而董卓的出现，则代表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他破坏了士族赖以生存的政治秩序，其粗暴的手段和掠夺的本质，让士族感到恐惧。因此，他们宁愿与一个“可以被驯服”的旧势力周旋，也不愿与一个“不可控”的颠覆者为伍，同时也在观望和寻找更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新兴政治力量。这种选择，并非对何进的忠诚，而是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以及对政治风险的规避。
网友意见
也不能绝对地说没有士族跟董卓合作，只是比较少而已。尤其是具有士族风向标之称的袁绍家族不与董卓合作后，我们便有天下士族不与董卓合作的印象了。
何进是以外戚身份入朝令大将军职位，这在东汉完全是合法的常规操作，是当时公认的权力分配机制，士大夫对这一相对成熟的机制几乎已经适应。反观董卓，其人乃是西凉军阀而已。论身份、地位明显不入士人之眼，根本算不上是个上层人物。其进京本是奉大将军之命而来，只不过大将军在诛杀宦官时出了意外，让董卓的人马趁机捡漏控制了东汉中央。
士族对这一西凉军阀本身毫无好感，然后董卓又在朝廷倒行逆施，废立皇帝，奸淫公主，胡作非为。士族本是读书人出身，起码基本的人臣之道还是懂的，可以说士族是一个有信仰，有底线的群体。
董太师这一土匪式地执政风格与学阀士族的价值观相差太远，士族跟他没有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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