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秦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筑长城却匈奴。为什么在而后的楚汉战争和东汉末年战争中未提及匈奴乘乱南下掠中原的事?

回答
秦统一六国后,派遣蒙恬北击匈奴并修建长城,这无疑是那个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抵御匈奴侵扰的作用。然而,在随后的楚汉战争和东汉末年那几百年间的纷乱岁月里,我们似乎鲜少听到匈奴大规模南下劫掠中原的记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并非匈奴不再强大,也不是长城真的能一劳永逸地挡住所有侵袭,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匈奴自身的情况等多个层面。

首先,我们得明白长城的意义。蒙恬修筑的长城并非一道孤零零的墙,它是一条具有相当战略纵深的防御体系,包含了城墙、烽燧、关隘,以及驻扎的军队。在秦朝刚建立时,虽然统一六国耗费了大量国力,但秦军的战斗力依旧强大,兵力充沛,能够有效震慑和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蒙恬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的长城防御体系在当时是相当有效的。

楚汉战争时期(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202年):

这个时期,中原大地可以说是血雨腥风,秦朝刚刚灭亡,项羽和刘邦为了争夺天下打得不可开交。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内乱正是匈奴南下的绝佳机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1. 匈奴自身的战略调整与内部情况: 就在秦朝修筑长城的同期,北方的匈奴也并非静止不动。冒顿单于崛起,他是一位极富雄才大略的领袖。冒顿单于在秦末汉初的这段时间里,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内部整合和军事改革。他将匈奴各部落统一起来,建立了更为强大和集权的政治军事组织,并逐步向西扩展势力,与月氏等其他游牧民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个过程本身就耗费了匈奴大量的精力,让他们暂时无法集中兵力大规模南顾。

2. 实力对比的变化: 秦朝虽然灭亡,但其遗留的军队和军事技术并未完全消失。楚汉战争虽然是内部争斗,但参战双方都是秦军改编和继承下来的力量,其军事实力依然不容小觑。项羽和刘邦麾下都有精锐骑兵,虽然彼此征伐,但一旦面对共同的外部敌人,联合反击的可能性也存在。而且,战后的中原地区,无论谁胜出,都会致力于恢复生产和巩固统治,对于北方的威胁,自然会投入力量去应对。

3. 长城防线的作用: 尽管楚汉战争给中原带来了动荡,但蒙恬修建的长城及其沿线的防御体系,加上驻守的秦朝残余力量(例如投降项羽的秦将章邯等人),依然能够对匈奴形成一定的阻碍。匈奴虽然强大,但要突破长城进行大规模长途奔袭,仍然需要相当大的军事准备和代价,尤其是在不确定中原局势何时稳定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掠夺并非没有,但可能更多的是小规模的边境骚扰,难以形成那种改变历史走向的“南下掠中原”的事件。

4. 信息传播的局限性: 那个时代的史书记录方式与现在不同,很多细节可能被忽略,或者只被记载在官方的军报中,流传下来也有限。更何况,即使有小规模冲突,在记录楚汉战争这样决定天下归属的大事件时,这些边境上的零星战事可能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东汉末年战争时期(约公元184年 公元220年):

东汉末年,中原再次陷入大乱,军阀混战,中央集权崩溃,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这似乎更是匈奴南下的“黄金时代”。然而,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匈奴南下记录,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

1. 匈奴的分裂与衰弱: 与秦朝末期冒顿单于一统匈奴不同,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内部已经多次发生分裂。东汉政府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匈奴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被安置在边塞附近,并作为东汉的藩属,定期进贡,并承担一定的边防责任。北匈奴则依然存在,但其整体实力和组织程度已经不如前朝,也面临着与东汉之外其他民族的竞争。

2. 南匈奴的作用: 南匈奴在东汉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作为东汉的附属,是东汉军事力量的补充。当北匈奴或其他北方民族侵犯东汉边境时,东汉常常会利用南匈奴的军队去对抗。在东汉末年这样的乱世,南匈奴的骑兵也可能被一些军阀招募或收编,成为他们争夺地盘的力量。因此,匈奴人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参与到了中原的战争中,而非单纯的“南下掠夺”。

3. 北匈奴的自身问题: 即使是北匈奴,在东汉时期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也面临着内部的争斗以及来自其他游牧民族(如鲜卑、乌桓等)的压力。例如,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就曾对北匈奴发动过大规模的反击,虽然长城依旧存在,但汉朝军队的远征能力也在增强。到了东汉末年,北匈奴的生存空间和实力都可能受到挤压。尤其是在公元89年、91年两次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的主体就已经西迁,其对中原的威胁大大减弱。

4. 中原地区军事力量的“结构性参与”: 尽管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但各个军阀依然需要维持一定的军队来守卫边疆,尽管这些军队可能被调往内战前线。而且,随着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接触,双方的军事技术和战术也在相互影响。即便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例如匈奴骑兵袭扰,也可能被当时的地方官吏用各种方式(如贿赂、分化瓦解、招降纳叛等)来处理,而不是总是以大规模的战事形式被记录下来。

5. 史书的侧重点: 历史的记载往往关注那些决定性的事件。对于东汉末年这样动荡的时代,记录的重点更多的是各路诸侯的兴衰、朝廷的倾覆、大规模的战役,以及黄巾起义这样的社会动荡。边境上的小规模骚扰,如果未能对中央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或者没有出现特别惨烈的场景,很可能就被史书所忽略了。

总而言之,秦统一六国后修建长城,确实有效地改变了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格局。但在楚汉战争和东汉末年这两个时期,匈奴并未完全消失,也并非没有对中原构成威胁。只是由于匈奴自身的内部变化(分裂、西迁、实力衰退)、东汉政府的应对策略(分而治之、利用南匈奴)、中原政权的军事韧性以及历史记录的侧重点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我们没有看到如同秦朝时期那样,有大规模、足以撼动中原政权根基的匈奴南下掠夺的记载。匈奴的威胁更可能以一种更为分散、更为间接,或者被其他因素掩盖的方式存在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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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匈奴这个民族,一般认为其发祥地就是在今天内蒙古的阴山、河套一带,这地方由于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故此古称河南地。匈奴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已经是在战国中后期了,所以有理由相信它是战国时期才形成的一个民族。

《史记·匈奴列传》云“冠带战国者七,而三国边与匈奴”,也就是说战国七雄中有三个国家和匈奴接壤,这三个国家就是燕、赵、秦。因此战国时期,这三国都有和匈奴作战的记录,并且都修建了长城,作为抵御匈奴的工事。——事实上,这些长城也就成为了实际上中原国家和匈奴的国界线。

在这里我们主要说说西北部的秦、赵长城。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大破林胡、娄烦,开地千里,新置雁门、云中、九原等郡,并修建长城西至阴山高阙。——这就是赵长城。(至于阴山高阙之所在,以前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为在今狼山之上,近年辛德勇教授有考证,认为应该在今乌拉特前山-大青山上。)

战国时,秦国曾多次修筑长城,最后一次则是昭襄王所修,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一路逶迤东北,直至黄河。

赵长城-秦昭襄王长城,这就是战国时期匈奴与中原边界。

图出自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一文。

这是河套地区边界,再往南就是一直以秦昭襄王长城为界了。

《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全图

这就是战国时期,中原和匈奴的边界情况。

秦统一之后,始皇三十二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了河南地,第二年,又“西北斥逐匈奴”,于是 “自榆中并河以东 , 属之阴, 以为三十四县 , 城河上为塞”。《匈奴列传》则说“ 北击胡 , 悉收河南地 , 因河为塞 , 筑四十四县城临河 , 徙谪戍以充之”。这个“因河为塞”或“城河上为塞”,显然就是沿着黄河重新修筑了长城,直到阴山为止。

通过蒙恬北击匈奴,秦军将匈奴完全赶出了他的发祥地河套地区,所谓“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秦获取了大片土地,新置三十四县(或四十四县),这块新得到的河南地,被秦人称作“新秦中”。

这时的秦朝与匈奴的边界,当然是以蒙恬所修筑的长城为界。

图出自史念海《河山集》第二册《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秦始皇使蒙恬北逐匈奴后,取得大片新领土,故而其长城起自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河西北而走,至兰州,然后沿黄河修筑,直至河套。

——当然,此处史先生以阳山高阙为阴山高阙,以为秦始皇长城至此为止,这是错误的,河套秦始皇长城可见第一张图。具体考证见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

由此可见,秦始皇时和匈奴边界向北、向西有了极大的推进。

蒙恬北逐匈奴后,自己并没有撤军回转,而是“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也就是说,蒙恬坐镇上郡,以之为指挥基地,继续统帅着三十万大军对匈奴形成强大的压力。

秦始皇死后,胡亥杀扶苏而自立,同时也杀了蒙恬,扶苏、蒙恬死后,这支面对匈奴的战略部队的指挥权被交到了王翦的孙子王离手中。

秦二世甫一等位,便是天下大乱。随着陈涉首义,豪杰蜂起,秦朝的两支常备军队由于都远征在外(一支远征南越,一支就是蒙恬-王离镇守北境的),不得已募20万骊山刑徒临时组成一支军队,由章邯率领来镇压起义,章邯消灭了多支起义军后,最后将赵王歇围困在巨鹿。

在此形势下,秦朝放弃了对北方匈奴的威慑,将王离兵团调到巨鹿前线,参与到对赵王歇的围攻之中。但随即项羽破釜沉舟,大破秦军,王离被俘,副将涉间被杀,三十万大军一朝而尽。

王离率军离开北方边境后,匈奴开始陆续南下,重新回到了河南地。《史记·匈奴列传》云:“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这里所谓“故塞”,即之前的赵武灵王长城和秦昭襄王长城,蒙恬北击匈奴所得到的土地全部丢失。

这样,北方边界又和战国时一模一样了,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期。

如果我们看第二张图(也就是昭襄王长城)的那张,就发现那条边境是距离长安(或咸阳)是非常近的,所以我们读西汉初年高惠文景时的史料,常常会发现“烽火通于甘泉”的话语(甘泉宫是西汉皇帝最重要的离宫之一,在今陕西淳化县附近),国界过于靠近首都,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给西汉初期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这个情况直到汉武帝时,卫青奇袭匈奴右贤王,大破之,尽取河南地,置朔方郡,汉朝才算是摆脱了“烽火通甘泉”的噩梦。

以上是战国、秦、楚汉、西汉初年的情况。

到了东汉末年,又是另外一个局面。

在西汉宣帝时,匈奴内部发生了分裂,就是有名的“五单于争立”事件,也就是有五个人纷纷自立为单于,经过一番混战,最后呼韩邪单于获胜。但呼韩邪单于刚坐稳位子,没想到又出来一个郅支单于和他争斗,他被赶出单于王庭,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南下投靠汉朝,这就是有名的呼韩邪归汉事件。

呼韩邪单于附汉后,得到了西汉朝廷的大力支持,势力渐强,最后收复王庭,将郅支单于赶到了西域,郅支单于最终被西域汉军所灭。呼韩邪得以重新统一匈奴,此后匈奴一直归附汉朝,直到王莽称帝后,双方关系才重新恶化。

刘秀建立东汉后,匈奴也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就是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的单于,名字叫做“比”,是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他自立为单于后,也立即归附汉朝,(他直接使用了他爷爷的单于号,也叫呼韩邪单于)。南匈奴从建立之初,就一直是作为汉朝的附庸而存在,东汉在多次战争中,都曾经征调匈奴军队进行作战,

而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汉朝的双重打击下,日渐衰落,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率领汉军,会同南匈奴军队,对北匈奴进行了最后一次打击,北匈奴失败遁逃,被迫西迁,从此在中国史书中消失。

——此时,在东亚的蒙古高原上,就只剩下了作为汉朝附庸的南匈奴存在。

西汉和东汉相比,边境是有大规模收缩的,主要是因为边地人口的减少,使得原西汉很多边郡被迫合并撤销。一些没有撤销的,治所也纷纷南移。南匈奴内附后,匈奴人大量进入朔方、西河、五原等边郡,甚至深入到山西中部的汾水流域,和汉人错杂而居。而南匈奴王庭也一再向南迁移,最终到达美稷,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镇附近。

图出自林幹《匈奴通史》。图中“右薁鞬逐日王比”即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他本来是北匈奴的右薁鞬逐日王。从图中可见,南匈奴王庭已经深入内地。

到东汉末年,南匈奴内部又发生了内乱。当时是汉灵帝年间,前中山太守张纯造反,汉灵帝下令南匈奴出兵协助征剿,可是匈奴人怕单于讨好汉朝一直不停出兵,就发动政变把单于给杀了。然后单于的儿子、右贤王於扶罗立为单于,——於扶罗这个人,如果你玩三国志的话,应该不陌生。结果匈奴人又怕他记恨杀父之仇,于是又立了一个单于,不认於扶罗了。

於扶罗当然不答应,说哪有这么办事的?来来,咱们到皇帝面前评理去。于是於扶罗就跑到洛阳去告御状,结果到洛阳一看,正好灵帝死了,全国黄巾起义刚平息,朝廷哪有功夫管他这破事。没办法,只好在中原瞎逛,最后和黄巾余部白波军搞在了一起,到处打家劫舍抢点吃的。可当时黄巾大乱刚过,天下豪强都结坞堡自保,他也没占到便宜(蔡文姬就是这时候被匈奴掳走的)。

这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了,于是於扶罗只好打算回家,结果到南匈奴王庭,人家匈奴人不让他进去,最后就在河东郡的平阳(今山西省临汾)找了块地方停了下。后来白波军保护汉献帝从李傕、郭氾手中逃离,於扶罗的右贤王去卑也参与其事。

后来於扶罗死去,他弟弟呼厨泉即位,公元202年(建安7年),曹操派人攻打平阳,呼厨泉单于投降曹操。曹操于是将他的部众分为五部分,左部一万户,安置在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市附近),右部六千户,安置在祁县(今山西省祁县),南部三千户,安置在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六千户,安置在新兴(今山西省忻州市),中部六千户,安置在太陵(今山西文水附近)。这就是所谓的五部匈奴。

然后,曹操把呼厨泉单于叫到邺城(曹操的首都),让右贤王去卑去管理匈奴事务,同时每部选汉人为司马进行监督,如此一来,单于事实上丧失了对部众的控制,匈奴人实际上成了魏国的编户齐民。

而原匈奴王庭立的那个单于,在位一年就死了,之后没有再立新单于,而是众族长管理部众。曹操则通过种种手段(比如把上层人物全部吸收到朝廷中,把青壮年编成军队,分派到各地驻守或打仗,家属全部叫到邺城作为人质),也完全控制。

这就是东汉末年匈奴的情况。

前面说的於扶罗单于,他有个儿子,叫做刘豹。——为什么姓刘呢,因为匈奴人说了,西汉时汉匈之间和亲,皇帝把公主嫁给我们单于,我们都是汉朝公主的后代啊,所以,汉朝就是我们匈奴的舅舅,那外甥娶汉名,用舅舅的姓理所当然,所以就姓刘了。

於扶罗死后,他弟弟呼厨泉即位,但刘豹当了左贤王。刘豹有个儿子,叫做刘渊。刘渊长大的时候,已经是三国归晋了,刘渊就在西晋的首都洛阳当人质,据说其人风采绝佳。后来西晋八王之乱,成都王司马颖派刘渊回到平阳去召集匈奴军队,于是刘渊回到平阳后,汇集五部匈奴,就造反了,灭了西晋,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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