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山西，河南，山东设巡抚，而不是总督？

关于清朝时期山西、河南、山东三省为何设立巡抚而非总督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的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历史沿革、地理形势、行政层级设计以及人事权力配置等多个层面的考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清朝初期中央集权体制的构建说起。

清初行政区划与“三司”体制的演变

清朝建立之初，为了有效统治辽阔的疆域，借鉴了明朝的行省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最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央设立了“总督”和“巡抚”两种高级地方官员，他们的职能和权力范围有所不同，但都代表中央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

总督 (GovernorGeneral)：通常管辖区域较大，涵盖数省，而且往往身兼兵部尚书或右都御史等京官头衔，主要职责侧重于军务、漕运、河务等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军事和经济要务。总督的设立，更多是为了应对突发战事、边疆稳定或重大的经济工程。
巡抚 (Governor)：则相对来说管辖范围较小，一般为一省或两省，主要职责是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是地方的行政首脑，也负有督察军务的责任，但军事指挥权不如总督那样全面和独立。

早期，为了应对明末清初的战乱以及巩固统治，清朝在全国范围内大量设置了总督，尤其是在军事要冲和经济重镇。例如，直隶总督、江南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陕西总督、云贵总督等等，这些总督的权力范围都非常大，直接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山西、河南、山东的特殊性

那么，为什么山西、河南、山东这三个重要省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清朝中期以前），没有设置总督，而是由巡抚来独当一面呢？这与这三个省份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和战略价值密切相关。

1. 地理位置与国家腹地：
河南：作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清朝时期，河南虽然农业发达，人口众多，但其地理位置处于中国腹地，战略压力相对较小，尤其不像边疆地区那样需要常设重兵和强有力的军事指挥官。
山东：濒临东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其主要战略意义在于连接南北和沟通海陆。明末清初，山东也经历过战乱，但其地理上并不属于边疆冲突的前沿地带。
山西：与河南接壤，同样处于内陆，其重要性更多体现在作为拱卫京畿的屏障以及其矿产资源的开发上。特别是山西的煤炭资源，在后期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撑，但早期军事战略上的紧迫性不如边疆。

2. 与直隶省（京畿地区）的密切关系：
直隶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北京、天津及周边地区）是清朝的京畿地区，是国家的政治心脏。中央政府对直隶的控制最为严密，设置了直隶总督，直接负责京师的安全和物资供应。
山西、河南、山东三省，从地理上看，都与直隶省相邻，起到了拱卫京畿的作用。中央政府认为，通过加强对直隶总督的权力配置，并且让直隶总督能够辐射并协调周边省份的军政事务，就能有效地保证京师的安全。例如，如果山西或河南发生大规模的战乱或民变，直隶总督往往会被授予更多的兵权，并参与到平叛过程中。
将这些省份设为巡抚，可以将地方行政权力集中在一名官员手中，避免了总督与巡抚之间可能出现的权力重叠和冲突，也方便了中央直接调动和指挥，因为这些地区并未形成独立的军事集团的威胁。

3. 行政效率与权力集中考量：
在没有特别重大的边疆危机或大规模战役需要常设的情况下，设立总督会增加行政层级，增加中央的制约成本。巡抚制度相对而言更直接，可以更快地将中央的政令传达和执行。
中央政府更希望地方官员能够专注于本省的民政和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在必要时配合中央的军事行动。巡抚的职能更侧重于地方的稳定和管理，这种设定在和平时期或区域性危机时更为高效。

4. 历史惯性与制度调整：
明朝时期，在某些时期，河南、山东也曾设置巡抚，而山西则在明朝后期也曾有巡抚的设置。清朝在沿袭明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早期设立总督是为了应对军事上的需要，而当军事压力减缓，或者某个地区的稳定已经得到保障时，中央可能会撤销总督，恢复或保留巡抚。
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全国性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边疆的威胁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倾向于加强对内地的管理，而巡抚制度在管理内地省份方面显得更为合适和精炼。

特定时期的例外与演变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设置并非一成不变。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例如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乱、农民起义或者国家面临重大军事危机时，中央也会临时或长期地在这些省份设立总督，以应对紧急情况。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河南、山东等地的战事波及甚广，也曾有官员被授予比巡抚更高的职权，甚至相当于总督的地位，以便统一指挥作战。

到了清朝后期，随着外国侵略的加剧和国内矛盾的激化，为了应对新的挑战，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权力配置也进行了调整。一些原本的巡抚开始兼理兵务，或者为了加强对某些区域的军事指挥，也会临时设立总督。

总结来说，山西、河南、山东三省在清朝初期和中期设巡抚而非总督，是基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的综合结果：

它们处于国家腹地，不属于军事冲突的前沿地带，战略压力相对较小。
与京畿地区的密切联系，使得直隶总督的职责能够辐射并有效地协调周边省份的安全。
巡抚制度在管理内地省份的民政、财政和司法方面更为直接和高效，减少了行政层级。
这符合中央政府在和平时期加强对地方行政管理、避免地方权力过大的策略。

因此，这种设定是清朝中央集权体制下，根据不同地区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做出的审慎行政区划和官员配置的体现。这是一种精妙的权力制衡和管理智慧，旨在确保国家整体的稳定与高效运作。

网友意见

山西在清朝曾经有过总督，如山陕总督，但在清朝的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内山西是没有总督只有巡抚的。一般的省份，尤其在南方或者西北地方，各省都既有巡抚也有提督，而北方的几个省如山西、山东与河南是没有提督的，地方的巡抚都兼任了提督。相较于南方督抚提镇并存的省份而言，山西巡抚实权较大一些，掣肘也少一些。不过，山西地处京师附近，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山西巡抚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山西巡抚却与陕甘总督一样，是满人优先出任的官职，属于满缺制。而且历史上也有不少名人出任过山西巡抚，如马齐、阿里衮、勒保、伯麟、英桂、沈桂芬、曾国荃、李宗羲、张之洞、刚毅、胡聘之、毓贤、锡良、岑春煊、张人骏、陈宝琛、陆钟琦等。

清朝时代，山西巡抚所管辖的区域与如今山西省的区域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多了内蒙古的一部分。清朝时候的山西，其实也是很尴尬的一个省。山西当时的人口不多，只有一千五到一千七百万人左右的规模，财政收入也不多，驻军也不多，反正是存在感不强。可另外一方面，山西的任务也很繁重，山西地邻内外蒙，防务和垦荒是重点，对西北甘肃新疆的协饷，还有日后的走西口，山西素来也是大头省份。除此之外，山西经常有灾荒，到了晚清时代，山西更是教案频发的重点地区之一。还有山西巡抚虽然看起来不温不火的官职，但山西境内的票号、盐商却很有名气。而票号和盐商历来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北方的封疆大吏中，山西巡抚估计是最不好干的官儿了。尤其在晚清时代，山西财政收入有限，每年给北京还有甘肃新疆等地的协饷就占了三分之一，还有不时的自然灾害，还有不断频发的大小教案，麻烦事儿一堆。北方的封疆大吏，直隶总督位置显赫，是疆臣之首，山东河南也不错，山西是个穷地方，鬼地方，麻烦的地方，许多当官的都视在晋为官为畏途。山西的巡抚里，尤其在晚清时代里，只有张之洞还做的不错，其余的大多难有作为。毓贤因为鼓动义和团被杀了，末任巡抚陆钟琦被革命党给砍了。

山西地处高原，境内山地较多，农业发展有限。而有清一代，田赋始终是财政收入的正款。在进入近代以前，山西的财政收入一年一般稳定在三百多万两，进入近代后，有所提高但也不多。1908山西收入587万两，位居全国第十五位，是湖北的三分之一，直隶的四分之一，山东的一半多，支出却达614万两，亏26.8万两。清朝有协饷制度，一般是中东部地区对西部或者中央专项项目的财政支出。山西是清朝全国各省中，完全的承协省份。光绪年间，山西每年承担的协饷很多，有：边防经费100000两；固本练饷6-6.5万两；乌科二城经费76666两；归德镇兵饷 14000两；金顺所部军饷24-26万两；科布多饷银50000两；乌里雅苏台饷银 84000两；归化防兵防饷10000两；甘肃新饷 840000两。这还不算归属山西管辖的河东道承担的甘肃新饷52万两，总计这些加起来，山西每年负担的协饷接近两百万两，占据山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此外，庚子赔款，山西每年的摊派是90万两。在这些协饷与摊派中，边防经费、甘肃新饷和庚款摊派是等级最高的，是按照京饷的标准考成的，属于绝对的硬性政治任务，如果迟了或者达不到最低标准，巡抚和相应的官员是要受到严惩的。山西的巡抚不好当啊，官儿不好当啊。

清朝时代，山西有一次特大的灾荒，即丁戊奇荒，是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于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甚至南方的江苏和安徽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人吃人，狼吃人的现象都大规模发生了，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时任山西巡抚为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时，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五月，朝廷一次给山西的灾民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运往山西赈济。从此之后，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曾国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际，清政府已经下令：允许各省开设捐局。所以，曾国荃到山西时，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鬻爵”文本，可以筹措款项了。自此，山西得到清政府的多项赈灾政策，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史料记载：当年8月，同样灾荒的河南、山西两省，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同时，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山西还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之后，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而且又明确：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几天之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政府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由此，曾国荃与山西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与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现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许多地方留下了曾国荃的足迹；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许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国荃的墨宝。光绪五年(1879)。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付梓。这次大灾荒以山西和河南最严重，山西获得的支持最多，死亡也最多。山西境内多山，交通远不如河南便利，运费就十分高昂，所以朝廷拨付的款项和争取来的款项得有相当一部分花在运费上。

除了灾荒之外，山西在晚清遇到更大的一次灾难就是庚子国变，庚子国变属于政治性的大灾难。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山东巡抚李秉衡任上，就已经默许纵容义和团，后来毓贤就已经公开支持了。毓贤后来被调任山西巡抚，袁世凯接任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是大加围剿的，而毓贤到了山西后，对义和团更是大加鼓动，原有的在直隶山东混不下去的义和团更是跑到了山西，山西成了庚子年义和团闹的最凶的地方。任山西巡抚时，毓贤排外更加激烈，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之后对传教士假称兵力不足，未能在各县对其保护，设计命全省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一室之内。1900年7月9日，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将这46人尽数杀害，妇孺皆不免（12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34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包括11名幼童）。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毓贤这个人不是贪官，相对而言是清官，是酷吏。是典型的“清官若自以为是、危害比贪污严重”的代表。慈禧和光绪在北京被攻陷后，一路逃亡西安，山西是必经之地。山西巡抚先后换过了锡良和岑春煊。山西当时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直隶已经几乎全部被八国联军占领，如何能阻挡联军于太行山以东，不让联军进入山西进而西入陕西是重中之重。幸亏一方面有一部分军队抵抗，一方面和谈有所成，联军进入山西的并不多，后来基本都撤走了。不过事后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清廷还停止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以示惩罚。

山西是个穷地方，财政负担非常的重，可山西的商业非常发达。票号生意是做到了全国，晋商在清代是非常有名的，而晋商的显贵与地方督抚甚至中央大员和亲王贵胄都有密切的联系。票号最初的功能，是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属于民间金融服务，而它最终能够控制全国金融业，却是因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成了晋商最终衰落的原因。极盛之时，山西票号汇兑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控制了全国金脉。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晚清的金融业由北方的晋商票号与南方的江浙钱庄所分享，其中，票号掌控了国库和省库，钱庄则控制了道库和县库。票号获得的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及协饷等大宗款项的汇兑权。京饷是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协饷是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自汉唐以来，官银押解均由军人执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军起事之后，各地商路断绝，朝廷不得不于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抚选择票号设法汇兑，这为晋商打开了一道获得大利的口子，从此，票号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后来的十年中，山西票号从14家增加到28家，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转为大额公款汇兑。这些存放在票号的公款都是不计利息的，因而为票商带来巨额利润。自从胡雪岩倒台后，山西票号更是占据了许多汇兑业务的大头，如承接协饷、海防经费、铁路经费甚至借款的汇兑权，这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在票号出现的前六十余年间，设立票号不需向政府申请注册。1884年（光绪十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老佛爷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1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史料记载，票号“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宦，出入衙门，借势借财，能益自丰，措置裕如。”另据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描述，各大票号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长与庆亲王最为亲密，李家的日升昌与伦贝子、振贝子、粤海关监督以及赵舒翘等走动频繁，其余，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拉拢董福祥，如此等等，各显神通。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与向来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晋商一向以“俭为美”，可是自从票商发达之后，也“由俭入奢”，极尽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师记录道：“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富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太谷县志》中也记载，“风俗数十年而一变，而其迁移渐染，转厚而为薄，转俭而为奢。”“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万物轮回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此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他们意识到，“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此处时局，非立银行不可。”蔚丰厚京城分号经理李宏龄率先倡议，提出票号联合组建晋省汇业银行，驻京的各票号经理在一年内给平遥总号连发了数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蜗居在平遥大院里的股东们仍然无动于衷，他们指斥李宏龄等人是企图“自谋发财耳”，如果各地再来信函游说，总号将不予讨论，直接束之高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产，清查帐簿，其最大的京城分号存款额为80万两，放款则只有四五万两，与兴盛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票号之衰，其实蕴涵着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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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历史研究中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象：清朝皇帝的庙号确实普遍显得庄重、褒义，甚至可以说是“好听”。但“好”这个词本身带有主观色彩，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些原因。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庙号”。庙号是在皇帝死后，根据其生前的功过，由宗庙的祭祀者（通常是后继皇.............
为什么清朝君主追尊的世系那么多？

清朝君主追尊的世系之所以显得格外庞杂，这背后承载着的是努尔哈赤及其后继者们精心构建的政治合法性叙事，以及为统治天下而进行的文化融合和制度创新。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加上几个祖宗名字，而是清朝统治者们通过历史溯源，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深深地植根于更广阔的中国历史脉络之中，从而获得普遍的认同。一、构建民族叙事，.............
为什么清朝没有继续涌现出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那样的思想家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触及了清朝思想史的一个核心脉络。要说清朝“没有继续涌现”出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那样的人物，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清朝确实也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家，比如王夫之、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同样在哲学、史学、考据学等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清朝的思想主流，或者说其“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