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清朝末年很多帝国主义都希望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

回答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确普遍希望中国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这背后并非单纯的“发展援助”,而是掺杂了复杂的利益考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层面来剖析:

一、 既有的贸易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列强日益增长的胃口

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虽然也与西方有贸易往来,但这种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朝贡贸易”的思维模式。列强虽然在不平等条约下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但清朝依然保留着对许多关键商品(如鸦片)的控制权,并试图通过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然而,列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有限的开放,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全面、自由、不受阻碍的市场准入。

资本主义的核心之一就是自由市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一个走向资本主义的中国,意味着:

大规模的商品倾销: 中国的传统手工业,无论其技艺多么精湛,都难以与西方工业化大生产的产品竞争。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会主动或被动地敞开国门,接受西方廉价、大规模生产的商品,这无疑是西方国家工业巨头梦寐以求的。
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随着西方工业的扩张,对原材料的需求也日益旺盛。中国的丰富资源,如矿产、棉花等,一旦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就能以更“市场化”的方式被开采和输出,为西方提供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原料。
廉价劳动力的获取: 资本主义的扩张离不开劳动力的投入。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厂,那么其劳动力成本将远低于西方国家。即便是在西方资本直接投资中国设厂的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极具吸引力。

二、 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殖民和半殖民地化的基础

清朝的专制君主制和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在列强看来,是一种阻碍其进一步渗透的体制。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发生“现代化”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在他们的语境下,往往指向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

更便利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一个走向资本主义的中国,很可能需要引进西方的法律体系,如私有财产保护、合同法等。这些在西方人看来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但对于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能够为他们的投资提供更明确、更稳定的保障。在旧有体制下,虽然有租界等特殊区域,但普适性的法律保障依然不足。
打破传统的经济壁垒: 清朝的一些传统经济制度,如官营手工业、对特定商品的垄断等,都是列强希望打破的。资本主义的引入,会瓦解这些旧势力,为西方资本的进入扫清道路。
分散中国的政治力量: 相比于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内部存在竞争、地方势力可能抬头、甚至国家分裂的“资本主义化”中国,在某些时期对列强而言可能更有利于其分而治之的策略。

三、 培养中国的“本土买办”阶层,是驯服和控制中国的手段

列强并非真心希望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更倾向于培养一个亲西方的、服务于他们利益的“买办”或代理人阶层。

利益的共同体: 当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一部分官僚、商人、知识分子)发现,通过与西方合作,能够获得经济利益和在新的社会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支持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这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列强可以利用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精英阶层,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
和平的“改造”: 相较于直接的军事征服,通过经济和制度的渗透,让中国“自我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对列强来说是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方式。他们可以在幕后操纵,通过贷款、技术援助、甚至直接投资来引导中国走上他们期望的道路。

四、 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概念在当时西方人的视野中是模糊的

对于19世纪末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概念,在与非西方文明打交道时,常常是被削弱甚至被忽视的。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文明视为“先进”的,而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被“改造”和“文明化”的落后国家。

“开明”的期望: 在他们的视角里,帮助中国“现代化”,走向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开明”的举动。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和模式是普适性的,是将中国从愚昧和落后中解救出来的良方。
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的并存: 期望中国资本主义化,并不排斥甚至常常伴随着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和控制。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上依附于他们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也成为政治上的附庸。

总结来说,帝国主义希望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出于对中国人民福祉的无私关怀,而是基于一系列现实的、功利性的考量:

扩大商品倾销和原料获取的市场。
通过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自身资本的渗透提供便利和保障。
培养亲西方、服务于其利益的本土精英。
以更低成本、更少阻力的方式,实现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他们所期望的“资本主义中国”,更像是一个被嵌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附庸,而非一个独立自主、均衡发展的国家。他们的期望是一种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现代化”愿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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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可以让清王朝更好的维持统治,完成初步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才能压榨更多的财富,一个遍地饿殍,民变迭起的中国不符合列强的利益,列强对清王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更快的扒在中国人民头上吸血。

一旦清王朝拥有最基本的工厂和金融资本市场,大批地主阶级就会开始逐步转化为资产阶级,就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购买列强的商品,成为一个工业品倾销地,并且能够逐步完善交通线,大清帝国的铁路建到哪里,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商品就能送到哪里,中国内陆的矿产资源和充足的人力就能被调动,拥有最基本的消费能力,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而源源不断的被列强收割羊毛和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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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某部分列强刚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开始输出工业制品和机械、技术等等高级工业品。


之所以说某部分,是因为列强之间也是分档次的,日本沙俄虽然是列强但是和英法美这些强国根本不算一回事,还停留在最初的掠夺土地和资源的阶段。


而西方这些高等列强当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在这个时候,他们对土地的渴求开始下降,对殖民地的需求开始转向满足工业出口和市场。


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的遭遇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列强在世界各地开始大量输出工业品和制成品,英国人在印度建造了八万公里的铁路网,让它独立后成为了亚洲铁路里程最大的国家。中国最早的那些铁路和电报网,近代火炮乃至看似强大的海军舰队,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成的。


在西方人的帮助下,大清成为了颇有魔幻色彩的国家,一边是最腐朽的封建专制,一边却拥有庞大的舰队和铁路电报网络,财政实力和生产力比之前的各个王朝要空前强大。


是西方人特别慷慨,一定想要让中国发达起来吗?自然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各取所需而已。


在那时候,西方人根本不在乎中国是不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在乎中国有没有民主,他们所要求的,是中国要有一个看上去大体稳定的秩序(中国人自己互相厮杀没关系,别伤害到洋人的利益);要有相对健全廉洁的政府系统,不能影响到商业投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商业体系,这样才能让他们的投资有足够和稳定的回报。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进入近代社会,构建出相对稳定的秩序,要有和列强接轨的商业体系和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开化而且可以协助列强工业金融资本和技术输出的精英阶层(说得难听点就是协助洋人攫取利润的买办阶层),而这些都是大清所难以做到的(如果大清能做到,列强也不反对大清继续存在)。


在历史上,西方人对大清的态度也是相当暧昧的,一方面觉得它这么弱正好利于自己随便宰割,所以并不希望直接灭亡它;一方面又觉得这个政府太低效太腐败,影响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希望能够有更有利于他们的中国政府上台(这也是辛亥革命后列强一度观望最后支持袁世凯而不是革命党上台的原因。)


现代的中国正好也进入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开始大量向外输出工业品和技术,比如印度的电网是中国以相对最低廉的价格帮助建成的,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印度吗?当然不是,无非也就是为了挣点利润而已……


实际上,现在的中国也非常希望自己资本和技术输出的国家能够拥有“相对稳定的秩序,要有和本国接轨的商业体系和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开化而且可以协助本国工业资本和技术输出的精英阶层”,至少投资不能打水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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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现代的税收财政制度,怎么样保证各级政府可以有财力归还欧美国家的贷款呢?

因袭已久的旧的财政税制,已不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多头理财”和“包税制”让地方官吏和包税人中饱私囊。正如1899—1902年曾在暹罗担任顾问的英国人约翰·坎贝尔所指出的:“该国实行改革之前,收税者和包税者每年向百姓所征收的税有五六百万英镑,而其中约300万英镑落入政府官员之手,仅约有120万英镑入国库。”

1902年,暹罗政府禁止地方当局自行发行货币和禁止使用外国殖民银行发行的钞票,宣布新的货币(铢、萨弄、萨丹)作为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同年还发行纸币,首先发行5铢、10铢、20铢、100铢和1 000铢面值的铢币。1908年11月,暹罗政府宣布加入英镑区并将暹罗货币改为金本位制。由于采取了上述的改革措施,使暹罗王国的财政收支情况渐趋好转,财政储备有所增加,在没有新增加任何税收的条件下,1892—1902年的10年间,国家的岁入从1 500万铢增至4 000万铢。1910年增至6 300万铢。

没有现代的公共债务制度,怎么样保证欧美资本可以有现实手段进行低成本、低风险投资呢?

没有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怎么样开拓广大的内陆市场呢?

没有受过教育、对现代社会并非一无所知的广大群众,怎么样雇佣可以胜任的劳动力呢?怎么样让人们接纳欧美的商品呢?

没有现代的司法制度,怎么样降低欧美外交官们处理民事商事纠纷的不便呢?

没有比中国土制军事供给所能满足的需求更大的军队,怎么样养活欧美的教官和军火企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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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是经济,是主要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就是以工商业代替农业,以工厂制造业代替田地耕种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所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所需要的资源侧重点也不同,农业社会十分看重土地,因为有土地才能耕种,才能强大,而资本主义社会注重市场,广阔的市场才能与资本、与大生产进行良性互动,资本必须流通,不然就会死亡。所以,在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是英国)兴起以后,它便开始在全世界寻找可供资本流通的市场。

中国,作为当时独一无二,拥有四亿人口的巨型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目标,因为这广阔的人口所拥有的消费潜力(换言之就是市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在一些尝试性的商品贸易失败以后,英国人找到了一个最适合销往中国的商品——鸦片。

但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一个在经济上足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国家,任何商品都无法让资本主义的英国通过商品贸易来赚取足够的利润,中英贸易中,在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中国也在向英国销售茶和丝织品,即使在鸦片的帮助下,英国在对中贸易中仍然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逆差。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使用了它能够想到的包括战争(鸦片战争)在内的任何办法,但是,中英贸易并没有像英国统治者们想象的那样,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

此时这些列强终于想明白了,在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推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产品是行不通的,必需让中国本身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

当然,这和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两码事。

帝国主义只是希望那些过于落后的国家至少进化成能倾销他们商品的市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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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帝国主义日益增大的胃口与清朝落后生产力停滞不前之间的矛盾;

毕竟封建地主只能依靠土地从农民身上剥一层皮;

旧时代资本家可以收购土地赶走农民盖好工厂,相较于地主生产力大大提高,然后把农民变成工人,既可以剥削工人的劳动时间,又可以在工人下班以后回到破屋再收割一波房租;这是两张皮;而帝国主义不但可以拿到本国的两张皮,还可以去抢别的国家甚至帝国主义的两张皮,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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