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直有人打着明朝的旗号造反，但是元末似乎没人打着宋朝的旗号造反，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现象。清朝末年，确实存在不少以“明朝”为旗号的反清复明运动，而元朝末年，虽然也有反抗统治的起义，但以“宋朝”为旗号的声势和规模相对较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 明朝与宋朝的“正统性”认知差异：
这是最核心的原因之一。
宋朝的灭亡与残存势力：
地理位置的割裂： 北宋灭亡后，赵构南渡建立了南宋。南宋虽然延续了百余年，但始终偏安一隅，未能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地理上的割裂使得宋朝的“正统性”在北方人民心中的印象相对模糊，尤其是经历了两代（金、元）的统治后。
文化与民族认同的转变： 蒙古人作为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其统治本身就带来了民族矛盾。然而，宋朝虽然在军事上弱于北方民族，但在文化、经济、制度上，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传承上，与汉族文化高度融合。但是，元朝的统治更加粗暴和直接，对汉族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压制，这使得一些汉族士人对汉族王朝的怀念更为强烈。
“正统”旗帜的稀释： 到了元朝末年，距离宋朝灭亡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亲历过宋朝统治的人已经非常稀少。虽然有文人墨客怀念宋朝的文化和繁荣，但这种怀念更多是文化上的追忆，而非政治上的直接诉求。以宋朝为旗号，对于普遍民众而言，其政治号召力已经不如一个刚刚被推翻、历史记忆相对更清晰的王朝。
明朝的灭亡与残存势力：
历史记忆的鲜活性：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的灭亡发生在距离清朝建立只有几十年（天启七年崇祯皇帝自缢，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很多经历过明朝统治的人还在世，或者他们的父辈刚刚经历过。明朝的制度、文化、官员体系都非常熟悉和亲切。
地理上的连续性： 明朝的统治范围几乎囊括了汉族王朝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中原地区。其灭亡也主要由于内部的农民起义（李自成）和外部的满洲入关，而非像宋朝那样被另一个少数民族王朝长期压制后才灭亡。这种连续性使得明朝的“正统性”在民间有着更强的基础。
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强化：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王朝，其统治初期面临着汉族士人和民众天然的反抗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反清复明”的口号，既是对汉族王朝的怀念，也是对异族统治的抵抗，具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号召力。
政治上的直接诉求： “复明”不仅仅是怀念一个王朝，更是推翻当前政权，恢复汉族统治的直接政治目标。这种目标更加具体、更具现实意义。
二、 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元末起义：
地域性分散和多元化： 元末的起义呈现出多点爆发的特点，例如红巾军起义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支，但内部存在多个派系和领导者，如韩林儿（小明王）、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等。
“宋朝”旗号的局限性： 虽然有些起义领袖可能在早期有过拥立宋朝宗室的举动，但更多的是以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为目标。当时的社会矛盾复杂，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对元朝腐朽统治的普遍不满。将诉求集中在“恢复宋朝”上，可能无法团结更广泛的民众。而且，一些起义领袖本身就有争夺天下的野心，将自己定位为“宋朝的继承者”可能会限制其政治空间。
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作用： 许多起义与宗教（如弥勒佛信仰）和民间秘密结社相结合，例如红巾军本身就带有宗教色彩，其旗帜和口号也多与宗教预言相关。这种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特定王朝的政治效忠。
清末起义：
“反清复明”的组织传承： 从清初开始，就有不少明朝遗臣和宗室成员组织抵抗，例如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的持续斗争。虽然这些政权最终失败，但“反清复明”的理念和组织方式在民间得到了传承，尤其是在一些秘密结社和士大夫群体中。
洪门等组织的推动： 像洪门这样的民间秘密结社，其宗旨之一就是“反清复明”，并且在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力。他们能够有效地组织和动员民众，并将“复明”的口号深入人心。
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认同： 许多遭受清朝打压的汉族士大夫，将明朝视为汉族文明的最后辉煌，他们通过著书立说、传播思想等方式，维护着对明朝的认同感，并将这种认同转化为政治上的反抗动力。
三、 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元朝末年：
制度的相对融合： 尽管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但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汉族的官僚制度，并且在经济上也有所发展。蒙古人的统治虽然引发民族矛盾，但其带来的“胡风”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一些汉族人对纯粹的汉族统治的界限感不如后来那样强烈。
外来文化的冲击与融合： 元朝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期，波斯、阿拉伯文化等传入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这种开放性和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纯粹的“汉族王朝”的排他性诉求。
清朝末年：
民族压迫的尖锐化： 清朝的统治虽然在某些方面比元朝更为深入和有效，但其民族压迫政策，如剃发易服、文字狱等，使得汉族民众感受到的民族隔阂和压迫感更加尖锐。这为“反清复明”的口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西方列强的介入：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将推翻清朝、恢复汉族统治视为民族自救的第一步，他们认为只有先清除内部的异族统治，才能更好地抵抗外侮。
革命思潮的兴起： 到了清末，孙中山等革命者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相结合，他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实际上是对“反清复明”理念的现代化和升华，并将其与建立共和制度的目标结合起来，吸引了更广泛的民众支持。
总结来说：
元末起义之所以不像清末那样普遍地打着“宋朝”的旗号，主要原因在于：
1. 宋朝的历史记忆相对模糊和遥远，其政治号召力不如刚刚灭亡的明朝。
2. 元末起义的组织者和目标更多元化，以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为首要目标，而非单纯的复辟。
3. 元朝的统治和文化融合，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使得纯粹的“汉族王朝”认同不如后来那样尖锐和凸显。
而清末“反清复明”的盛行，则是明朝历史记忆的鲜活性、清朝统治下的民族压迫、汉族士大夫的文化认同以及近代革命思潮的共同作用结果。简单来说，就是明朝离人们更近，更具代表性，而清朝的统治也更直接地激起了汉族民众对恢复汉族统治的强烈渴望。
一、 明朝与宋朝的“正统性”认知差异：
这是最核心的原因之一。
宋朝的灭亡与残存势力：
地理位置的割裂： 北宋灭亡后，赵构南渡建立了南宋。南宋虽然延续了百余年，但始终偏安一隅，未能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地理上的割裂使得宋朝的“正统性”在北方人民心中的印象相对模糊，尤其是经历了两代（金、元）的统治后。
文化与民族认同的转变： 蒙古人作为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其统治本身就带来了民族矛盾。然而，宋朝虽然在军事上弱于北方民族，但在文化、经济、制度上，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传承上，与汉族文化高度融合。但是，元朝的统治更加粗暴和直接，对汉族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压制，这使得一些汉族士人对汉族王朝的怀念更为强烈。
“正统”旗帜的稀释： 到了元朝末年，距离宋朝灭亡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亲历过宋朝统治的人已经非常稀少。虽然有文人墨客怀念宋朝的文化和繁荣，但这种怀念更多是文化上的追忆，而非政治上的直接诉求。以宋朝为旗号，对于普遍民众而言，其政治号召力已经不如一个刚刚被推翻、历史记忆相对更清晰的王朝。
明朝的灭亡与残存势力：
历史记忆的鲜活性：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的灭亡发生在距离清朝建立只有几十年（天启七年崇祯皇帝自缢，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很多经历过明朝统治的人还在世，或者他们的父辈刚刚经历过。明朝的制度、文化、官员体系都非常熟悉和亲切。
地理上的连续性： 明朝的统治范围几乎囊括了汉族王朝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中原地区。其灭亡也主要由于内部的农民起义（李自成）和外部的满洲入关，而非像宋朝那样被另一个少数民族王朝长期压制后才灭亡。这种连续性使得明朝的“正统性”在民间有着更强的基础。
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强化：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王朝，其统治初期面临着汉族士人和民众天然的反抗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反清复明”的口号，既是对汉族王朝的怀念，也是对异族统治的抵抗，具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号召力。
政治上的直接诉求： “复明”不仅仅是怀念一个王朝，更是推翻当前政权，恢复汉族统治的直接政治目标。这种目标更加具体、更具现实意义。
二、 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元末起义：
地域性分散和多元化： 元末的起义呈现出多点爆发的特点，例如红巾军起义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支，但内部存在多个派系和领导者，如韩林儿（小明王）、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等。
“宋朝”旗号的局限性： 虽然有些起义领袖可能在早期有过拥立宋朝宗室的举动，但更多的是以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为目标。当时的社会矛盾复杂，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对元朝腐朽统治的普遍不满。将诉求集中在“恢复宋朝”上，可能无法团结更广泛的民众。而且，一些起义领袖本身就有争夺天下的野心，将自己定位为“宋朝的继承者”可能会限制其政治空间。
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作用： 许多起义与宗教（如弥勒佛信仰）和民间秘密结社相结合，例如红巾军本身就带有宗教色彩，其旗帜和口号也多与宗教预言相关。这种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特定王朝的政治效忠。
清末起义：
“反清复明”的组织传承： 从清初开始，就有不少明朝遗臣和宗室成员组织抵抗，例如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的持续斗争。虽然这些政权最终失败，但“反清复明”的理念和组织方式在民间得到了传承，尤其是在一些秘密结社和士大夫群体中。
洪门等组织的推动： 像洪门这样的民间秘密结社，其宗旨之一就是“反清复明”，并且在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力。他们能够有效地组织和动员民众，并将“复明”的口号深入人心。
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认同： 许多遭受清朝打压的汉族士大夫，将明朝视为汉族文明的最后辉煌，他们通过著书立说、传播思想等方式，维护着对明朝的认同感，并将这种认同转化为政治上的反抗动力。
三、 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元朝末年：
制度的相对融合： 尽管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但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汉族的官僚制度，并且在经济上也有所发展。蒙古人的统治虽然引发民族矛盾，但其带来的“胡风”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一些汉族人对纯粹的汉族统治的界限感不如后来那样强烈。
外来文化的冲击与融合： 元朝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期，波斯、阿拉伯文化等传入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这种开放性和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纯粹的“汉族王朝”的排他性诉求。
清朝末年：
民族压迫的尖锐化： 清朝的统治虽然在某些方面比元朝更为深入和有效，但其民族压迫政策，如剃发易服、文字狱等，使得汉族民众感受到的民族隔阂和压迫感更加尖锐。这为“反清复明”的口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西方列强的介入：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将推翻清朝、恢复汉族统治视为民族自救的第一步，他们认为只有先清除内部的异族统治，才能更好地抵抗外侮。
革命思潮的兴起： 到了清末，孙中山等革命者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相结合，他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实际上是对“反清复明”理念的现代化和升华，并将其与建立共和制度的目标结合起来，吸引了更广泛的民众支持。
总结来说：
元末起义之所以不像清末那样普遍地打着“宋朝”的旗号，主要原因在于：
1. 宋朝的历史记忆相对模糊和遥远，其政治号召力不如刚刚灭亡的明朝。
2. 元末起义的组织者和目标更多元化，以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为首要目标，而非单纯的复辟。
3. 元朝的统治和文化融合，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使得纯粹的“汉族王朝”认同不如后来那样尖锐和凸显。
而清末“反清复明”的盛行，则是明朝历史记忆的鲜活性、清朝统治下的民族压迫、汉族士大夫的文化认同以及近代革命思潮的共同作用结果。简单来说，就是明朝离人们更近，更具代表性，而清朝的统治也更直接地激起了汉族民众对恢复汉族统治的强烈渴望。
网友意见
补充一下 @土豆烧牛肉贴木儿 太师的反元复金回答，也是惠宗朝的事情。
《元史·卷四十一·顺帝四》：
三月丁酉…辽东锁火奴反，诈称大金子孙，水达达路脱脱禾孙唐兀火鲁火孙讨擒之…辛酉，辽阳兀颜拨鲁欢妄称大金子孙，受玉帝符文，作乱，官军讨斩之…
同年同月同地域出现两起以“大金子孙”为旗号的反元叛乱，算是个奇迹了。
元末几乎所有起义军名义上都是红巾军旗下的，不管你是朱重八还是张士诚，红巾军就是韩宋王朝啊
首先，元末大造反，打的就是宋朝的旗号。题主你这连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
红巾军造反，推韩林儿为帝，国号宋。为何要推韩林儿为帝？为何国号为宋？因为传说，韩林儿是宋徽宗的九世孙。
早期红巾军里最厉害的刘福通，奉韩林儿为主。刘福通败亡，朱元璋又把韩林儿接过来，一直到朱元璋称帝前一年，韩林儿才被彻底抛弃。
这是元末的状况。
至于明末，反清复明，也就是一口号而已。除了张煌言、李定国等人，其他谁把明朝皇帝放在眼里了。郑成功也是个巨坑。
清末革命党里的反清复明也是在为“驱除鞑虏”的民族革命服务。
人们总是利用他人的情怀为自己争取利益，但在取得利益之后，情怀就是个笑话！
元末最大的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国号就叫【宋】，朱八八同志在称帝前还在底下打工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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