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的王爷可以以亲王的身份在朝中处理政事，而明朝的王爷只能被圈养？
明朝：藩王“坐拥”但“不得干政”的困境
明朝对藩王的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了巩固皇权和分封功臣。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肆分封宗室，但同时也对他们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核心理念是：
“亲亲”与“尊尊”的矛盾： 一方面要“亲亲”，即保障皇族成员的利益和地位，让他们享有封地、俸禄和仪仗；另一方面又要“尊尊”，即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防止藩王威胁中央统治。
对宗室力量的戒惧： 明朝建立过程中，朱元璋经历了“靖难之役”，深刻体会到宗室力量的潜在威胁。他的儿子们被分封到各地，拥有军权和民政权，虽然在朱元璋时期还能控制，但后来的藩王就成了潜在的权力中心。
“非不欲封，患其滋蔓”： 这是明代史家评价藩王制度时常引用的一句话，意思是“不是不想封王，而是担心他们势力膨胀”。因此，明朝的设计倾向于将藩王“养”起来，而不是让他们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
具体限制措施：
1. 不得干预地方政务： 虽然藩王拥有封地，但他们的封地往往是行政区域的划分，而非完全独立的王国。封地内的实际行政管理权，由朝廷任命的官员（如镇守太监、总兵等）掌握。藩王只能享有“食禄”，而不能实际管理百姓、征收赋税或调动军队。
2. 不得与地方官吏交通： 藩王被严格禁止与当地官员有过于密切的往来，更不能通过地方官吏来安插亲信或影响政事。一旦发现，就是严重的政治罪。
3. 不得参与军事：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明朝藩王除了极少数早期获得一定军权的例子外，绝大多数都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边镇总兵、卫所指挥使等军事要职，都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将领担任，藩王只能作为“仪仗性”的人物出现在军队中，但没有实际指挥权。
4. 迁往京师或指定地点： 随着时间推移，朝廷为了更好地控制藩王，逐渐采取将藩王迁往京师附近或允许他们集中居住的政策。这使得他们脱离了地方的实际环境，更方便朝廷的监视和管理。最终，很多藩王实际上被圈禁在自己的王府内，生活优渥但缺乏政治作为。
5. “不得干政”成为铁律： 朝廷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和监察机制，严密监控藩王的言行，一旦有任何“干政”的迹象，都会被严厉处罚。比如，明英宗时期就发生过不少藩王因为试图干政而被废黜甚至杀害的例子。
所以，明朝的王爷虽然顶着“王爷”的头衔，享有显赫的地位和富裕的生活，但他们的政治生命几乎是被阉割的。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花瓶”式的皇室成员，朝廷宁可他们安享荣华富贵，也不愿看到他们成为潜在的政治搅局者。
清朝：王爷参政的空间是如何打开的？
与明朝截然不同，清朝的王爷在朝中处理政事，甚至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背后是清朝统治者对皇权运作模式的调整和对宗室利用的考量。
满汉一体的统治策略： 清朝入关后，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需要吸纳汉族官员和士绅的力量来治理广阔的帝国。同时，为了巩固统治，也需要让汉族精英看到宗室并非完全排斥政治参与。而满洲王公作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更是被视为天然的政治参与者。
八旗制度的演变： 清初的八旗制度是其统治的基础。旗主就是王公，他们不仅是军事统帅，也是旗务的管理者。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包含了宗室参与政治和军事的基因。即使后来八旗制度的实际军事功能弱化，但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仍然存在，王公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议政王”制度的早期遗留和演变： 在清朝早期，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王公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和决策。虽然这种制度后来被军机处取代，但其精神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下来。王公们习惯于参与政治，并且皇帝也乐于利用他们的意见和影响力。
皇帝的需要与平衡： 皇帝希望通过宗室成员来平衡朝中的权力格局，尤其是平衡汉臣与满臣之间的关系。让亲王参与朝政，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成为皇帝的耳目，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分担皇帝的政治压力。
集权但又不完全孤立皇帝： 清朝皇帝虽然权力高度集中，但他们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决策和执行团队。亲王们作为皇族，对皇帝的忠诚度理论上更高，而且他们拥有政治经验和声望，可以成为皇帝推行政策的有力支持者或执行者。
清朝王爷参与政事的具体体现：
1. 参与军机处和内阁（初期）： 虽然军机处最终成为权力核心，但初期的一些重要决策，以及在军机处成立前，王公们往往是重要的决策参与者。他们可以被委以重任，参与军事指挥和重大政策的制定。
2. 封疆大吏与督抚的监督： 一些亲王会被授予“质子”的身份，或被派遣到各地，名义上是“督抚”但实际上是在监督地方官员。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的行政权，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震慑和政治影响。
3. 宗人府的管理： 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而府内的主事者往往是亲王或郡王。这让他们在管理皇族内部事务的同时，也拥有一定的政治话语权。
4. 封王制度的设计： 清朝的封王制度，如“铁帽子王”等，给予了他们世袭罔替的荣耀和待遇，但同时也让他们拥有参与朝政的“资格”。皇帝可以根据需要召见他们，听取意见，甚至让他们担任一些重要的监督或协调性职位。
5. “垂拱而治”的延伸： 清朝皇帝很多时候采取一种“垂拱而治”的策略，即自己掌握最高权力，但将具体的事务交给臣子（包括亲王）去处理和执行。这种模式下，亲王就成了重要的“辅政”力量。
总结一下明清两朝王爷政治参与差异的根本原因：
明朝： 核心是“严控宗室，防止威胁皇权”。通过剥夺军权和行政权，将藩王“圈养”起来，以求政治稳定。
清朝： 核心是“利用宗室，巩固统治”。在确保皇权绝对主导的前提下，让亲王参与政治运作，既可以平衡内部力量，也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和影响力来治理国家。
简单来说，明朝的皇帝害怕自己的兄弟们“造反”，所以宁可让他们成为吉祥物；而清朝的皇帝则更倾向于让他们成为自己手里的“棋子”，让他们参与进来，有助于自己更好地掌握全局。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统治者对政治稳定和权力运作的认知不同，以及历史经验的传承和演变。
网友意见
顺治时的王爷，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豪格等都是领兵大将，虽然多尔衮权倾一时，但也只是针对其他派系的王爷，矛头从未指向小皇帝顺治。
康熙时的王爷，无论是开始的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还是后来的福全、常宁都是带兵平定四方的大将。
雍正是近支亲王已经不领兵了，但平郡王还是当过大将军的
乾隆朝已经开始不用宗室领兵了。
后面虽然宗室领兵出征的不多，但是在政局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道光朝，鸦片战争中的奕山、奕经、伊里布、耆英。 咸丰的八大顾命大臣里，载垣端华都是王爷，肃顺是端华的弟弟。
综上，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为维护政权，在满族高层始终保持了比较高的团结程度，内斗烈度较低，对斗争失败者的处理一般也留有余地，所以宗室能够比较高程度的参政且受信任。
做官到了一定程度，能力什么还在其次，重要的就是要可信，对于上位者来说，底下人如果不可信一切都是零。
随便闲答一下，相当于给安国大将军作个补充。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明、清初期运作机制的不同，以及各自前期的历史惯性不同造成的。机制上是满清以异族身份主宰中央的同时继承了明代的地方政治系统，反而不怎么担心宗王贵族和地方势力勾结后尾大不掉。但并不意味着立有军功的远支宗室勾结后对主支产生巨大威胁的可能不存在，事实上这件事在之前辽、金、元几个征服者王朝中是大概率事件，而满清本身也不例外，只是一些偶发因素（真的要感慨运气在17世纪还是照顾满人的），最终导致小宗篡大宗并没有出现，从而避免了因为历史惯性大幅度削减宗亲权利行为的出现。
事情还是要从老奴说起，野猪皮晚年又是“杀无谷之人”，又是当众羞辱投降汉将，又因为偏爱阿巴亥把自己的大量牛录分给小儿子多尔衮三兄弟们，总之骚得很。
问：如何实现五年平辽？
答：给野猪皮续命五年，坐等后金自我崩溃
结果就是两白旗成了个历史遗留问题，即使雄才大略如洪太，分化瓦解、威逼利诱种种手段使尽，也只是确保了蓝、红对自己的忠诚，两白旗依然尾大不掉。到他死的时候，两黄的力量确实可以勉强压倒两白，问题是由于之前为了集权对蓝、红打击过狠，因此这两派内部不少人对帝系不满，豪格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退缩了，这种情况下又出了何洛会、谭泰两个二五仔，最后就是历史上那个妥协的结果。
然后纠正一个看法，即多尔衮没有野心或者没有力量夺取皇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问题。首先多尔衮没有野心？反正我是看不出他执政期间对帝系有什么尊重，摄政叔亲王甚至摄政叔父亲王这个称呼都正常，但内外行文用皇叔父摄政王并且不对顺治行臣礼，这不是一个自我定位为摄政的人该做的事。
那么是不是如泪大湿所言，是多尔衮没有力量夺取帝系呢，所谓有贼心没贼胆？我觉得也不是这样，事实上多尔衮担任摄政王后，不断通过打击异己，挖对方派系二五仔的手段，至迟到给豪格定罪的那一刻，多尔衮在政坛上已经大权独揽了。这也是个逐步的过程，由于弟弟多铎、阿济格出征顺利，建立起了多尔衮派系在军事上的威信，随后通过孤立济尔哈朗，逐步架空了他的辅政亲王，最后一步就是随便找了个理由（真的，豪格议罪的原因是手下人议功不实，屁大点事），把打了胜仗的豪格下狱处死。这还没完，多尔衮和孝庄有没有一腿正史无考，但他确实娶了豪格的妻子，老子不仅要弄死你还要给你带绿帽。
行事这么嚣张，我不觉得是不能控制朝局的表现，而且从力量对比上来看，两白的整体实力在豪格死后达到了顶峰，多尔衮本人是皇叔父摄政王，弟弟多铎是辅政德豫亲王，哥哥阿济格也是亲王，大学士刚林和亲信吴拜控制了行政系统，禁卫军则在二五仔谭泰的控制下，剩下几个实权宗王大部分都是郡王，威望无法和多尔衮三兄弟相比，这个局面你告诉我怎么输嘛？
那为什么最后没有篡夺皇位呢？答案其实颇不能为外人道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洲黄毛、人妻爱好者、朝鲜公主收藏家多尔衮，他，那方面不行！
多尔衮妻妾很多，却疑似仅有一个女儿，而他历史上那么残暴，我怀疑就是因为外表掌握的巨大权力和实际上身为男人那方面却不行这种矛盾下产生的人性扭曲和道德沦丧（暴论！）。但是没有儿子，不代表不可以传弟弟，他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多铎从江南回来后，他的职务是辅政裕德亲王，在权利顺位上名义排第三，实际排第二，类似赵光义的地位。不仅如此，多尔衮的养子也是保养的他的孩子，这样一旦多尔衮去世，多铎可以立刻从辅政亲王变成摄政王，不仅如此他的孩子还能实际上接收多尔衮的力量。这种情况下多尔衮之所以不像赵大一样立刻篡位，可能还是认为不需要像赵大外姓篡位那么急躁，而且多铎看着也年轻，过于操切反而会引起两黄残余势力的拼死反扑。
但第二个重要原因出现了，也算天道好还，多铎年级轻轻就暴毙而亡，而正如之前一篇回答所说的，多尔衮为了镇压山西起义，将硕塞、博洛、尼堪、满达海全部提拔为亲王，这样一来，朝堂上的政治力量完全失衡了，这就非常尴尬了。
而两白内部的问题也出现了，阿济格其实相对来说在三兄弟中比较疏远，多铎死后他当面指责多铎立功不实，葬礼上一度场面非常混乱。这一通折腾后，多尔衮只能重新布局，打击新封的几个亲王，最终博洛、尼堪被削爵，满达海罚银。最羞辱的，不是你不给，而是你给我后再拿回去，这顿操作一下子将外支宗室得罪光了。
因此，多尔衮因为山西起义和多铎去世导致的精神压力病倒去世后，两白内部就首先不团结。多尔衮幕府旧臣看不起阿济格，打算直接把多尔衮的养子多尔博扶成摄政王，他们作为摄政王的辅政大臣，实际控制大权，岂不美哉？而阿济格表示摄政王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对多尔衮幕府旧臣态度高傲。这个当口，济尔哈朗联手博洛、尼堪为顺治亲征站台，谭泰随风倒，结果帝系一下子就击垮了两白。最后结果是大清洗，阿济格被逼自尽，多尔衮旧臣多人被革职处死，二五仔何洛会被凌迟，谭泰被处死。
但是长远来看，这件事对满清还是有利的，避免了多尔衮死后局面演变成黄、白内战。设想一下多铎不死，靠着之前的权利顺位和比阿济格更强的号召力，两白势力将更加稳固；而对顺治为首的帝系而言，多尔衮之死是亲政的最后机会，必然会拼死一搏，这样，满清中枢在多尔衮去世后的权利斗争必然非常剧烈，演变成大规模内战也不是不可能，将给历史上的反清势力更多的机会。
不过，对多尔衮三兄弟而言，恶事做尽却只是为他人做嫁衣，子孙还被彻底踢出核心圈，不可谓不讽刺了。另一方面，山西人民的起义导致了清廷在爵位分配上的失衡，埋下了两白最终失败的伏笔，也不能完全说是天数如此。
顺治以后的局面，一是由于顺治亲政本身依靠了远支宗室的力量，二是之后宗室也是一代不如一点，三藩之乱时除了岳乐、杰书就没有能看的，各个是嘴炮王者，转进健将，对帝系的威胁也不大了，三是监视汉官的客观需要，因此宗室王亲还是继续发挥作用，不过也逐渐边缘化。
大明的问题安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核心还是老朱大清洗后，护卫本家的勋贵力量虚弱，朱允炆能力不足，最终发生了小宗篡大宗的事件，而且之后还出现了两次尝试，导致帝系认为宗亲不可信，最终导致了明代宗王力量在政治上的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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