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一个问题 民国王国维,辜鸿铭这些大师为什么这么尊崇清王朝,汉人不应该尊崇明这样的汉王朝吗?

回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光谱的一个重要侧面。王国维和辜鸿铭这两位大师对清王朝的推崇,以及将明朝视作“汉王朝”的提法,背后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考量。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去剖析。

首先,得摆脱一个简单化的二元对立。 将王朝简单区分为“汉”与“非汉”(比如满洲),然后据此判断是否应该“尊崇”,这种视角太过简单。历史人物和思想家的立场,往往不是基于民族标签那么简单的情感认同,而是基于他们对政治秩序、文化传承、社会稳定乃至个人命运的判断。

为什么王国维、辜鸿铭“尊崇”清王朝?

这两位大师对清朝的“尊崇”,并非是对清朝统治的盲目拥护,更多的是一种对一个已经存在的、延续了260多年的统治秩序的“留恋”和“怀旧”,以及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一种反思。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对“旧秩序”的留恋与对“新秩序”的疑虑:
王国维: 他的“古史观”和对“遗民”情怀的体悟,使得他对王朝的更替有着一种深刻的理解和一种近乎悲剧性的美学。清朝,尤其是其前期,在他看来代表了一种相对稳定和有序的时代。他作为晚清秀才,经历了科举的最后辉煌,见证了王朝的衰落和灭亡。他对清朝的感情,更像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眷恋,尤其是对那种尚存的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精神的怀念。他对辛亥革命带来的共和体制和整个社会的“革命化”感到不安,认为这是一种对“旧物”的摧毁,而未能建立起真正令人信服的新秩序。他晚年投湖自尽,也被许多人解读为他对无法接受的时代变局的一种绝望反抗,是对“旧我”的坚守。
辜鸿铭: 辜鸿铭更是将清朝看作是“中国文明”的最后守护者。他以其“通夷理人”的姿态,极力推崇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和“礼乐文明”。在他看来,满洲统治虽然在政治上是“异族”,但在文化上,尤其是在其统治后期,已经高度“汉化”,并且,更重要的是,清朝王朝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没有像西方那样被彻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所席卷。他痛恨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和“野蛮性”,认为清朝虽然有其弊端,但至少在维护中国传统的“精神之根”方面,功不可没。他所说的“尊崇”,更多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载体的尊重,而不是政治上的无条件效忠。他甚至在袁世凯称帝时也曾有过一些暧昧的态度,虽然最终因政局动荡而无法实现,但这恰恰说明他并非全然反对君主制,而是看重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

2. “汉化”概念的复杂性:
近代以来,“汉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地认为“汉民族”统治的王朝就一定优于被认为“非汉”民族统治的王朝。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王朝,包括唐、元、清,都存在着复杂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
王国维和辜鸿铭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民族”的理解,可能更多地偏向于对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文明模式的认同。清朝虽然是满族建立,但其统治的260多年里,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社会习俗上,已经与汉族文化深度融合,甚至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比近代以来迅速“西化”的社会更能代表传统的中国。

3. 对革命的反思与对“秩序”的强调: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也带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和文化失范。对于经历过太平天国、捻军等动乱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革命带来的混乱有着天然的警惕。
王国维和辜鸿铭对清朝的“尊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近代以来“革命”思潮的一种反思。他们更看重的是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以及それに伴随的传统文化价值的延续。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清朝的评价,是在对比了革命之后的混乱景象后,重新审视了旧王朝的价值。

为什么“汉人不应该尊崇明这样的汉王朝吗?”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有待商榷的。当然,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是尊崇明朝的,并且认为明朝代表了汉族王朝的某种高峰。但王国维、辜鸿铭他们不这么看,并非是因为他们“不应该”,而是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视角。

1. “明朝”并非都是美好的代名词:
明朝虽然是汉族建立的王朝,但其内部并非没有问题。例如,明朝的党争、宦官专权、海禁政策、闭关锁国等,都是其衰落和灭亡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角度看,明朝后期出现了一些思想上的禁锢,如“文字狱”,这与王国维和辜鸿铭所追求的某种精神上的自由和创造性是有距离的。

2. 历史叙事的重塑: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塑造一种有连续性的“民族历史叙事”。在这种叙事中,推翻“异族”王朝、恢复“汉族”统治,往往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和民族解放。
然而,王国维和辜鸿铭所处的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演变,他们更多地是从“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历史,而非仅仅是民族血统或统治者身份。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个王朝在维护中国文化传统、提供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

3. 选择性记忆与价值判断:
任何历史评价都是选择性的。王国维和辜鸿铭对清朝的“尊崇”,更多的是抓住了清朝的一些积极面(如前期的稳定、高度的汉化、相对的开放性),同时也在批判革命后的混乱。他们可能对明朝的一些弊端有更深刻的认知,或者对他们而言,明朝的某些特质并不符合他们所珍视的价值。

总结一下:

王国维和辜鸿铭之所以对清朝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尊崇”,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满清的“奴才”,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他们的立场,更多是基于他们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剧变、文化失落的深刻反思,是对一种稳定秩序的渴望,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珍视。他们将清朝看作是传统文明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虽然有缺陷,但在他们看来,其延续的传统价值和稳定性,可能比他们所见的革命后的混乱和西化更有意义。

而“汉人不应该尊崇明这样的汉王朝吗?”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衡量标准与一些更强调“民族血统”和“汉族中心主义”的观点不同。他们更看重的是“文明的传承”和“历史的延续性”,而非简单的民族标签。在他们眼中,历史的评价,不应仅仅停留在“谁是统治者”这个层面,而应深入到“这个统治者如何对待文明,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上。他们的视角,为我们理解近代知识分子的复杂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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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非常好。更准确来说,这个问题应该这么问:

为什么这些“大师”把汉人传统文化和满清捆绑?

我就拿辜这人举个例子吧,辜这人干了啥事呢?大概有这几个。

1,辜反对“全盘西化”,反对胡适,所以留了辫子。

2,辜反对满清政府对民间“横征暴敛”,加以讽刺。

实际上你也看出来了,辜的核心观点是啥呢?

1,把满清帝国和满清文化当作汉人传统文化的代表,高度捆绑。所以用“留辫子”表明他坚守汉民族文化,你反对辫子就是数典忘祖。

2,把“全盘西化”当作汉人传统文化的对立面。意思是你要么支持全盘西化,要么支持满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没第三条路。

3,辜反对的是具体的一个满清,因为认为这个满清统治残暴又无能。辜并不反对另一个和满清类似的普世帝国。再直白一点,辜只反对咸丰慈禧,不反对乾隆雍正,不反对剃发易服。

所以结论已经很明确了。

我反复说,满清治下,1644以后,特别是康梁以后,汉人意识形态就是两种思想观念的血战。其一是保皇党,其一是革命党。革命党就是反清复明的汉民族主义,直接承接会党和明朝。在民间,革命党是绝对优势的。但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革命党很不占优势。耕读传家,知识分子的爹甚至爷爷都是满清官僚,说自己爹和爷爷祖上是汉奸?自己学术圈里也大批满人旗人,说要把他们统统杀了?学术圈低头不见抬头见嘛,怎么好意思?

在保皇党内部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保守派”,意思是坚守满清版“传统”,捆绑汉人民族文化和满清,着重宣称爱国就是爱民族的“爱大清”主义。王国维和辜就是代表,和康有为提倡“保教”(儒家,捆绑儒家/汉人与满清一个套路)。另一派则投身激进主义,宣称满清落后是因为汉人落后,汉人应该改造自己放弃民族意识变成“新人”才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梁启超严复,乃至后来的胡适和新文化那帮人都是这个逻辑。

这两帮人有斗争,但更有合作。他们都爱满清国,都爱““““中国””””。都憎恨汉人民族意识,只不过分歧在策略上。前者认为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满清捆绑“传统文化”来捆绑汉人民族意识,才能让汉人爱清。后者认为应该消灭“传统文化”顺带消灭汉人民族意识,才能塑造“新大清”—中华民族也。

要记住,所谓“中华民族”“五族共和”本质上就是满化汉人为核心的新民族,是一种致力于彻底消灭汉人民族意识,把汉人历史当成新民族“史前史”,让“红汉人”历史开始于1840的思路。

辜为北洋服务,北洋本质上是满清看守政府,好比普京之于苏联,北洋致力于建设“没有满人当皇帝的满清”—也就是作为共和国的普世帝国。一方面,普京继承了苏联的国族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就好比北洋继承了满清消灭汉人民族意识,建立“大清人”意识的思路。另一方面,普京认为苏联治理的不好,导致“苏联人”建立失败,所以痛斥布尔什维克“分裂”国家”。北洋民国批判满清民族歧视不利于“五族共和”消灭汉人民族意识,异曲同工。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辜为啥要站满清了。一句话,辜和王都是祖传汉奸,效忠于汉奸看守政府(北洋),本身就敌视汉人民族意识,处心积虑试图捆绑汉民族民族意识/文化和满清好消灭汉人,不这么做才有鬼呢。你难道会问,为什么汪精卫要坚决主张中日提携么?没必要,他是汉奸,不这么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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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当时有一群激进的青年在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时清朝代表的就是旧文化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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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引用姚大力来说明文天祥反元只是忠臣孝子而与民族气节无关的,且不说如果只是忠臣,那么在宋帝劝降的时候,文丞相显然就应该投降。毕竟宁死不屈在这种时候俨然就成了背叛君主的行为。他的弟弟惠州知州文璧在崖山失败之后面对元兵围城的时候选择保全人民投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种投降与最后钓鱼城的投降显然没有本质区别,显然都是为了儒家的"仁"而不是"孝"。更何况姚大力引用宋史的"黄冠归乡"的造谣说法已经被古今许多士人学者所驳斥,现在还引用这样的说法显然就不正确了。

王辜二人的清国遗老行为(如果真的如同题主所说有的话。)本质上与对岸的皇民行为一样,都是久居殖民之邦而不自知或故意不自知的表现,而僻如章太炎孙文者则直接从儒家的华夷之辨出发,对大清表示反对,对明太祖表示赞扬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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