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方入主中原和日本侵华有什么区别，本质一样吗？秉信"清非中国论“的是什么成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信？

很多团结人在这句话都故意不提的事，那就是日本鬼子内藤湖南在二战时配合军部鼓吹侵华的理论恰恰是“元清正统论”（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甲午战争另一理论是元清非中国论），而且抨击汉民族自明后贬低蒙元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目的在于混淆概念，将日本人与中原周边长期杂居互相交流的少数民族混为一谈，通过确立元清的合法地位来为日本侵略中国找“合法先例”，这才是消磨中国人民抵抗意志的方法，所以在秉持这种反华立场的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的口中，不可能说出“元清非中国”的话，他们提出的理论恰恰与这句话对立。

而除了京都学派的学者宣扬这个观点以外，还有一位比较活跃的人物是秋泽修二。此人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分析中国社会构成，认为“集约形小农业”是中国专制集权的基础，因此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是必然的，只有在外力入侵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其实是魏特曼《东方专制主义》、费正清“冲击-回应”说是一路货，不过他说得更露骨一点，明确说明“日本皇军的武力”就是这股中国一直等待的外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于是理所当然地，他也招致了中国学者更强烈的批判 。

“皇军东亚史观”。早在1970年代，美国“新清史”领军人物之一欧立德（1968-）的日本老师冈田英弘（1931-2017）就致力于接续二战期间日本史学家的抱负重构世界史，其长达20年的史学建构在《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1992）中得到完整表述。

2010年，年届八旬的冈田英弘出版了《从蒙古到大清》，副标题“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续”明确刻画了从“新蒙元史”到“新清史”的史学路线。在冈田看来，重构东亚史的关键在于清除汉文明中心史观，建立“非汉中心史观”，即以蒙古帝国—满清帝国—日本帝国为主轴的东亚史观。

冈田英弘的史学抱负并不算新，皇军执政时期的日本史学界就有这样的抱负。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的军事行动激发日本汉学家要摆脱西洋人的世界史观念和框架，从东亚的地缘政治出发来重构世界史，因此可以称为“皇军东亚史观”。

宫崎市定（1901-1995）是这种世界史观的主要表述者之一，在他眼里，日本帝国与西方的交手堪比13世纪的蒙古帝国与西方的冲突，皇军的历史虽败犹荣。他在战后（1958）修改补充的《世界史序说》中说，战时的日本“过分急于追求表面的繁荣，缺乏内省，忘掉了应负领导东亚民众的义务，反而做出了压迫东亚民众的蠢事”。尽管如此，“好也罢坏也罢，应该做的事情大体上都做了。”

1937年，日本军部曾组织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学家们编写过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1944年出版，24万字，原稿100多万字），为日本吞并中国寻找历史经验。 对比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到，冈田英弘的新世界史绝非什么方法论上的“新”（所谓疑古的批判精神与世界史的比较视野），而是政治论上的复“旧”，让皇军东亚史观换了“新世界史”这件新衣。我们若以为这仅仅是所谓“史学方法”上的“新”，跟着“重新讲述”蒙元史或清史，这仅仅表明我们自己对史学太过缺乏政治意识。

晚近几年来，宫崎市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最走红的中国史通俗作家，其著中译本坊间已多达近20种，某些品种甚至有两个译本，堪称怪事一桩。毕竟，宫崎是当年日本军部主持编写《异民族统治中国史》时的主要写手之一。在此之前，为了提高侵华日军的政治觉悟，宫崎曾写过著名的政治史论《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1940）。这部小册子既是宫崎的处女作，也算得上是皇军东亚史学的开山之作。1960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将这部书作为反面教材译成中文，供业内人士看清政治敌人的面目，如今则有了全新的译本，并成为教育中国人的新颖史学教本，岂非咄咄怪事。

我们若以为宫崎在战后改掉了其史学写作的皇军习气，那就大错特错。1942年，皇军统治下的日本文部省为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施行历史教育，曾组织汉学家编写《大东亚史概说》，宫崎是主要写手之一。他在战后回忆说：按文部省的意图编的大东亚史，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因而它的范围包括印度以东，也就是亚洲大陆的东半部，而把日本放在像扇子轴的中心位置上，期望写成皇国文化的光芒向西普照那样的历史。

1947年，宫崎出版了《亚细亚史概说正篇》，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大东亚史概说》中他所承担撰写的部分，而这部文部省历史教科书因日本战败已经搁浅。

宫崎在皇军中服役“前后两年多”（曾驻扎上海），后游学美国和欧洲。1938年，他从法国游学回国时，日军已经夺取南京正向武汉进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宫崎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其主旋律唱的是：中国“文明”本质上病弱兮兮，总需要周边具有旺盛的“朴素”生命力的民族更换血液。无巧不成书，就在同一年，我国第一代世界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出版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

日本一直把元清视为成功的侵华案例，拿**团结说事、打政治正确牌的人是纯粹的坏

把元清入主中原跟日本入侵混为一谈的不是蠢就是坏

官方定调的阋墙燃萁？

蒙元和日本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客观来讲，元朝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残暴，对中国有弊也有利

蒙元给中国带来的，是自公元755年大唐安史之乱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统一。而且兼具唐代的开放，自信与宋代市民社会的前现代特征。除了儒学，喇嘛文化、伊斯兰、基督教文化与佛文化并兴，丰富多彩。还带来中国历史上最轻的赋税，最宽松的文化创作环境。

明太祖虽搞文化专制，思想控制，但在招谕蒙古人时，他竟然不惜痛批宋朝，而大赞元朝功德：“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天监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 即使对自己的臣民，他还多次在诏书中承认：“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生于元中叶，终于明初的浙江大儒叶子奇也盛称：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又说“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明末清初重量极史学家、著名学者谈迁竟然这样拿元代打脸明朝：

“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

一，蒙元统一中国，恰恰不是靠成吉思汗式的毁灭杀伐，蒙古人在汉人的抵抗下，方式方法做了重大调整：蒙古人的滥杀政策，在四川一脚踢到铁板上，钓鱼城之战蒙哥大汗以及一大批蒙古贵族、将领丧命城下，三个月强攻不克，顿兵挫锐，蒙军不得不带着失败的耻辱撤兵北返。

对待汉人的政策，蒙古高层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忽必烈为首的亲汉派最终占了上风，并且在几乎全是汉族士人组成的高级参谋班子辅佐下，击败了汗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大多数蒙古贵族，以及四大汗国中的三个汗国所支持的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儿子，奉行草原本位主义，阿里不哥周边，是一大批最正统的蒙古杀掠集团的头头脑脑，它们视忽必烈是蒙古人里的异端，是“勾结汉人”的家伙。

然而，正是凭借联合汉人，忽必烈轻易击败了阿里不哥集团。从此，忽必烈看到了汉文化的力量，更何况，阿里不哥虽被他击败，但西北仍有一个强劲的对手：窝阔台系的海都。他统治强大的窝阔台汗国，又联合了钦察、察合台汗国，他们声称忽必烈背叛了蒙古本族的游牧本性，时刻想把忽必烈赶下汗位。

所以，忽必烈在对南宋的战争中，经不起持久与消耗，采取了一种愿意同汉人互惠互利的战略方针，蒙古上层集团第一次改变了态度。忽必烈要求南征的主帅伯颜，效仿当年以宽和仁厚著称于史的北宋名将曹彬。整个灭宋之战，除了常州等极个别城市还存在蒙古式传统做风之外（三光），其他的都是以中国式儒家政权的作风收服了整个南方。特别是南宋首都临安是在几乎秋毫不犯的情况下和平占领的。

也就是说，除了蒙古早期屠过四川，建立 元朝后的蒙古，在统一其他广阔的南方地区时，其残酷程度，不仅远低于明、清，甚至低于以仁厚著称的北宋对南方的统一！

虽说曹彬下江南，被历代汉人士绅做为仁义之师的典范、标杆和称颂，实际上远不完美， 曹彬率军进入金陵时，入城之兵一样有不少杀戮之事，比如火烧升元阁的惨剧，一次就烧死避难的南唐士大夫、豪民富商以及他们的妇女眷属数千人。曹彬还在酒后，一怒杀了一批怀念故国的南唐的伎乐。

　　直到仁宗时，欧阳修还曾提到，金陵“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

以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相对于曹彬在金陵，元兵入临安才是真正的秋毫无犯。

至于说到民族等级的压迫，元朝对蒙古本族人，倒真未见得多好。蒙古人要负担沉重的兵役、站役，蒙古军人每逢出征，要自行筹备盔甲、刀箭、马匹。为此不得不将自己儿女贱卖给当地汉人居民。

（见《元史》：“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则卖妻子。戍者未归，代者当发，前后相仍，困苦日甚”）

　　元代汉人可以大量将蒙古老百姓贱买为奴，拉到沿海卖掉赚钱。延佑四年（1317）元廷在诏书中曾提到“蒙古诸部贫乏，往往鬻子女于市民为婢仆”，并多次重申“禁止回、汉人商人典买蒙古人为奴”（《元史》卷26《仁宗本纪》二）但这种重申根本没用，强调蒙古人等级优越，现实呢，蒙人却大批被汉人弄成奴隶，趋势还愈演愈烈，元英宗时，官府不得不开设“宗仁卫”来从汉人、回人手里收养赎回的蒙古子女，结果开办不到一年，就收养超过一万户之多！需要去汉、回手里赎的又有多少？自忽必烈开始，因为对汉人轻税，元政府经费一直很紧张，到中叶早就入不敷了，最后只好停办，干脆一拍屁股不管了！

　而汉人本身，却享受极低的赋税，更没有什么兵役负担。这从我国各地方保存下的方志记载上，都证明这一点，比如浙江宁波、杭州等发达地区，一亩田的年税额，竟然只有三升！而苏州、常州、松江、无锡等苏南地区，就更是轻傜薄赋，竟然成了后世明代士绅最羡慕，最向往的时代。

　这恐怕是当时整个蒙古世界里，只有中国地区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可作比较的的是统治伊朗的伊儿汗国，对当地人的剥削竟达到收获量的三分之二，相当于中国暴秦时代的“太半之赋”。

不要说横向相比，就是纵向比，元代汉人赋税之轻，也是历者无比的。明末士人，谈到元代还不忘夸一句：“前元取民最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明代最繁荣的万历时代，江西官方修成的《南昌府志》卷三《舆地类。风俗》称，南昌地区在元代“赋役轻省，民庶而富，礼义之俗不因时变，学者留意经史”

　而谈到明代本朝却一片灰暗笔调：

“赋重役繁，富者贫，贫者无以为生，大多忍饥寒以支礼义，细民终岁不知盐肉之味”

-----------如此盛赞前朝生活水平，狠狠打脸本朝的官修地志，在中国几千年史上怕也是罕见吧！

而且，蒙古、色目人在中国南方居住的极少，对汉人根本谈不上构成什么压迫。比如南京（当时叫集庆府），元代有22万户居民，而蒙、色人仅仅14户！在元代新兴的江南大城市松江（今上海松江），因出现一名色目女性，竟引发满街士民聚众争相围睹一看稀奇的事。

其次是文化认同，元朝行中国之礼乐，定都于中国北京，兴中国文教。实际上将社会主动纳入了华夏文明的轨道上。

一般的我们都知道元朝是唐季以来对科举限制最多，甚至长时间不开科举的朝代。但这不等于蒙古人不尊重文教，不重视读书人。蒙古统治者在自身适应儒化的同时（从皇帝到贵族，大量蒙古人拜汉人名士为师），对汉人儒户、士人的徭役全部免掉，并且严禁县乡胥吏打扰他们。又复兴学校，在南方各地到处兴建学府。官办的州学县学，以及鼓励和支持私人办学。许许多多的学者，被礼聘到新建的气派官学里，做学官、教谕。即使不愿与元政府合作的士人，也可以选择私人的书院去做山长，自由的讲学，在学子们面前，抒发自己的胸襟。要知道，元朝建了2万多座州县官学，还有私人捐资建立的400多所书院，足够容下所有怀才不遇，胸中不满的士人。

季羡林曾赞叹，元代在中国古代文化教育领域有特殊贡献，在死板的四书五经的学习科目之外，发展了天文、历算等科技教育，创立了诸路阴阳学、社学，官学、书院之多，甚至超过了两宋的时代。元代对学术、文学创作、言论、戏曲小说的宽松、开放政策，是后来明清罕见的，也许只有北洋时代尚可一比。儒士们免去了政治、经济上种种后顾之忧，不论是不是遗民，皆受到官府的尊敬，优待，又不搞思想禁锢，使华夏文明重获生机，又无旧宋党争伐异之顽疾。

这很是打动了一批人，汉族士人最终在道统上完全认可了元朝。

　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宋朝遗民舒岳祥。

　　在元朝灭宋时，他从心里是抗拒、仇恨、恐惧新王朝的，宋之亡，他倍感失落，痛苦，耻辱。但随着元政府开始推行的一系列宽和、积极的政策，一座座华丽的学宫拔地而起，兴儒学，重礼教，一个胡人皇帝的元朝，居然在弘扬汉文化方面比大宋干得更起劲！

普罗大众人，则“赋税甚轻，徭役极省”（明代首辅大臣朱国桢谈元）。特别是江浙之人，过去“以苦宋（朝）公田之累”，而今到了元代，却“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

当周边的百姓、乡邻们都免除了过去的欠租、重役，从城市到农村，一个崭新的画卷刚刚展开，面对一派百业复兴的面貌，舒岳祥也不能不被感染，心灵的坚冰开始慢慢融化。

“时事传来日日新，信疑相半向谁询?”----在生机勃勃的新环境氛围包裹下，处在心灵孤岛上的舒岳祥也开始徘徊和纠结起来。

不光是南方，哪怕是深受战火荼毒的华北，也是开始了复兴。比舒岳祥小11岁的北方士人陈草庵，在散曲中欢快的歌颂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牧笛声里牛羊下，茅舍竹篱三两家。民，田种多；官，差税寡”。

山东人杜仁杰也在散曲中羡慕起庄稼汉，“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似乎和平与欢快驱散了所有的乌云，舒岳祥从原本的消极厌世，对前朝感情难于割舍，转而希望摆脱困境，有所作为，重新充满期望，也有一种不想掉队的急切：

“百年犹有四十在，须见升平作幸民！”

还有王应麟，宋亡后，他隐居宁波，不与世人相接。但因为官府的种种礼遇，负担上的优免，最终受邀，出席了官府新建立的庆元府州学的落成式，并为之撰写《重建州学记》。文中改以元世祖至元年号，采用新朝纪元，算是对新朝表现出某种政治认同。

有元一代士人，在宽松与优遇下，尽情的沉浸于“玉山雅集”、“西湖梅约”的聚会生活，以及对文学戏曲的创作中。

当然，汉人知识份子，也有拒绝的自由。那位坚定的宋之遗民郑思肖，一辈子大骂蒙元，骂得极其恶毒，元政府根本当空气，最后郑先生太太平平活完一生，以寿终！

还有谢枋德，反元言词激烈，在元政府百般拉拢江南士人的时候，他出来大叫“江南人才仕元可耻”。元廷还是以礼相待，各种利诱，被他拒绝。又强请到大都，他先是哭拜前宋皇太后的陵、和宋帝居住的方向，恸哭再拜，接着又绝食而死，元政府始终不用刑律，还算是尽了礼数。

这要是在清朝，嘿嘿嘿。。。。后果你会懂的。

不过，元朝也不是完全没有因诗入狱的事，比如元代唯一的一起“诗祸”梁栋提诗案。梁栋本是南宋进士，“平生好吟咏”，宋亡后流落江苏，身为江南遗民，他依然高调，动辄指点江山，针贬时弊。因在镇江茅山提诗，被仇家诬告为“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告到官府。经过层层上报，有关方面真的把梁栋关了起来。如果细查，会发现梁栋的祖上三代都是金国的官员，因讨厌蒙古的统治，逃到了南宋。梁栋又成了南宋进士，真要上纲上线，资深的反元份子这顶帽子恐怕逃不掉。

更可恶的是，眼见梁栋入狱，有些人为了邀功讨好，特地将梁栋在茅山上题写的诗句的墙壁整块凿下来，充作“罪证”，密封好了北运大都。眼看久陷囹圄的梁栋将凶多吉少。

没想到的是，礼部的终审裁决却是：“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而且，哪怕真的就算大骂朝廷，”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梁栋无罪释放，可以继续享受他那纵情山水，诗酒逍遥的生活。

“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庙堂有如此的容人之度，不正是儒家们所渴望的仁政吗？这也是元亡之后，江浙成为元遗民重地的原因。元代对士人的胸襟，不要说明清，恐怕连风雅仁和的宋代都难相比。

这与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以自身为本位，将中国当成劣等民族加以凌辱、践踏，对中国从种族到文化加以鄙视，将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远远凌架于中国之上的日本侵略者，有根本区别。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认同，南宋、金末的南北文化衰败、保守枯燥的风气得以扭转，诗风文风的风貌一转为自信、自豪、华丽，创作者们认为自己处在强大的时代，只有汉唐才可一比。

二，蒙古因它早期的征服、杀戮最终遭到汉人的彻底清算。元末红巾军、明朝开国大军，作为汉人的部队，毁灭性打击了蒙古势力，并对蒙古老家进行了一次次犁庭荡穴的报复，所做所为，等于将蒙古人当年对汉人在内的各族做的事，在蒙古人身上回敬了一遍。

看看汉人对蒙古各汗庭、京城的扫灭记录：

大翰耳朵(明军一次)

哈拉和林(明军两次)

元上都(红巾军、明军各一)

元中都(红巾军一次)

元大都(明军一次)

应昌(明军一次)

北元达延汗时期威宁海汗帐被明军攻破一次

蒙古人被虐得比宋朝首都被人攻陷两次还悲催几倍

据萨冈彻晨所著 《蒙古源流》一书，元末，“四十万蒙古人中,得脱者惟六万,其三十四万(皆)被

好吧，我就又蠢又坏地秉持“元清非中国论”。

因为我本人太蠢，所以始终无法在逻辑上肯定元清是中国——注意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异族政权，而不是现代蒙古和满族同胞。

如果只以结果论定元清算是中国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南宋和蒙元，大明和满清就是不同的统治集团争夺政权的内战咯——不然无法定性啊。

总不见得，这两场战争一开始南宋和大明是正义地反抗异族侵略，不过当两者敗相一露，那就成了邪恶的分裂集团——成王败寇也不是这个成王败寇法啊。

既然是内战，那宋末三杰和明末阎应元，郑成功，李定国等等不过就是蜀汉姜维那种愚忠“孤臣孽子“罢了；反过来，张弘范，洪承畴和三顺王这些历史人物才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

果然啊，评论区有人说我是“刻舟求剑”，古代中国人不懂现代民族主义——这种说法不值一驳，举个例子洪承畴他妈也是古代人，为毛不认自己这个“民族英雄”的儿子呢？

古代中国人确实不懂民族主义，不过他们懂华夷之辩——而且他们还有廉耻。

所以最符合逻辑的答案就是这三者都是异族殖民政权，区别就在于，我大清成功将近三百年后失败了，我大元成功将近百年后失败了，小日本压根没有成功。

哦，政治不讲逻辑，只讲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出于政治需要只讲中华民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凯撒归凯撒，希罗多德归希罗多德。

从历史角度来看，华夏文明在中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期，表现在精英阶层的堕落和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僵化，最终造成崖山陆沉和甲申天变的华夏族两亡天下——元清是否是中国并不是要点，重要的是元清加速了华夏文明的衰退。

而在第三次的时候，华夏文明触底反弹，原因有点讽刺，因为其无论是理论层面和技术层面始终无法自我革新，不得不主动西化。

因此当时中国整体上拥抱了现代民族主义，一部分精英采纳并本土化了马克思主义，这才团结了整个中华民族，并且和全世界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站在一起进行抗战，从而免于第三次亡天下。

最后回答一下，为什么我会坚持“元清非中国论“？因为我太坏了，记仇心太强。

我这种老家伙，可是从上个世纪拨号上网时代就和河殇派，狼图腾，酱缸流等等逆向民族，乃至种族主义者一路战过来的。

河殇派说汉族这种农耕文明活该落后——对了，《河殇》还是CCTV播放的呢，要是官方言论可以拿来作为史学证据，那我们就要信这一套？

狼图腾说汉族就应该被游牧民族混血，注入狼的基因。

酱缸流说中国人（汉族人)都是丑陋的。

反正我和这帮家伙战斗过之后，一听到元清立马就有过敏反应——哦，当时他们叫我毛左余孽，还给我预定了通州的电线杆。

对了，我们还见识过辫子戏占据荧幕，三十五事件，上海闹市区满街小白帽做礼拜，贴吧天涯袁毛大争论等等等等——哎，当时能当皇汉，我还觉得挺光荣来着。

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小朋友没经历过这些事情也许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孤臣孽子不好当，跟着主流正统的声音一起喊类似“元清是中国“这种政治正确的高调容易也轻松的多啊。

不好意思，我老了，腰杆和三观一起“僵化”，恐怕是没有这个荣幸和总路线一起摇摆了。

就是不知道新一代左派小将们给老夫预定电线杆的话，能不能进五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