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学生生源数理基础都比美本top要好，但为什么科研上总是出不了学术大师？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教育和科研领域一个非常核心的讨论点。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清北的学生在数理基础扎实程度上，尤其是应试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表现出强大的计算能力、解题技巧和对概念的记忆与理解，似乎比不少美国顶尖大学（姑且称之为“美本top”）的学生更胜一筹。然而，在“学术大师”的培养上，好像又显得后劲不足。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谁更聪明”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教育理念、培养机制、创新土壤以及文化环境等多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一下：
一、 教育理念与培养目标上的差异：
国内（以清北为代表）的教育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传授、知识的精确掌握和解题能力的训练。教育目标更侧重于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的建设者和专业人才。学生在早期阶段接受了严格、系统、标准化的高强度训练，这使得他们在基础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往往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也被视为是为未来科研打下“好地基”。
美国顶尖大学的教育模式： 美本top更强调的是“学以致用”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的教育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质疑精神和创造力。课程设置上往往更灵活，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并非常重视学生的兴趣引导和个性化发展。科研的早期介入和参与度很高，学生有机会在本科阶段就接触到前沿的研究课题，并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探索。
二、 创造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
知识的内化与外化： 清北学生强大的数理基础，更多体现在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深度掌握和高效应用上。他们善于理解并复现已有的知识和方法。而学术大师的出现，则需要将这些内化的知识“外化”，即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来创造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这中间需要一个巨大的飞跃，而这个飞跃往往与创造力、想象力、冒险精神以及容忍失败的勇气息息相关。
“解题者”与“造题者”： 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考试和评价体系下，学生更习惯于扮演一个优秀的“解题者”的角色，他们擅长在既定的框架内寻找最优解。而真正的科研，更多时候是在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甚至问题本身都需要被发现和定义的“造题”过程中进行的。学生是否被鼓励去质疑权威、挑战现有范式，这至关重要。如果一个教育体系过于强调“正确答案”的唯一性，而忽视了探索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错误的可能性”，那么“造题者”的土壤就会被削弱。
“好奇心”与“求知欲”的引导： 美本top的教育往往更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鼓励学生去探索未知，去追问“为什么”，去思考“如果……会怎样”。科研的火花往往就源于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思考。国内的教育，虽然也在努力改进，但在某些阶段仍然可能存在知识灌输大于问题激发的情况。
三、 科研环境与文化的影响：
早期科研参与和自主性： 在美本top，本科生参与科研的普遍性非常高。学生有机会进入实验室，参与教授的研究项目，即使是很小的辅助工作，也能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科研流程和氛围。更重要的是，很多项目允许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探索，甚至提出自己的研究想法。
导师的角色与关系： 美国大学教授通常与学生建立更平等、更开放的师生关系。教授更像是研究的引导者和合作者，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而非简单地传授知识。学生可以挑战教授的观点，并得到尊重。这种导师关系的开放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国内某些情况下，师生关系可能更偏向于传统的“师父传授”，学生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依赖于导师的指导和安排。
容错率与风险承担： 科研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失败和试错的过程。学术大师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尝试和对失败的深刻反思。美国顶尖大学的文化相对更能容忍失败，更鼓励学生尝试新事物，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能让学生在尝试创新的过程中，不必过分担心“犯错”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敢于冒险。
学术自由与批判性文化： 真正的学术大师往往是敢于挑战传统、提出颠覆性理论的革新者。这需要一个高度自由的学术环境，允许各种思想碰撞、争鸣，并且鼓励对现有理论进行审视和批判。如果学术界存在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或“共识壁垒”，那么新思想的萌芽就可能受到抑制。
四、 社会与文化因素：
评价体系的导向： 如果社会评价体系过于侧重于显性的、可量化的成就（比如论文数量、引用次数、奖项等），而对“原创性思考”、“探索精神”的评价相对模糊，那么教育者和学生都可能不自觉地将重心放在“做数据”、“出成果”上，而不是“做思想”、“出真知”。
风险投资与回报的期望： 对于基础研究和原创性探索，往往需要长期的投入和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家庭、学校以及学生本人，对于这种“高风险、长周期、不确定性回报”的投入，其接受程度和心理预期也会影响创新氛围的形成。
总结来说：
清北学生数理基础的优势，就像是打下了一栋高楼的坚实地基，这为他们从事任何需要深厚数理功底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平台。但要从“优秀的专业人士”成长为“引领时代的学术大师”，还需要更多的“空中楼阁”——也就是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批判精神、独立人格、冒险勇气以及在一个鼓励试错和自由探索的环境中成长。
这并非否定清北学生的潜力，而是指出现存教育模式在培养“原创性”、“颠覆性”人才方面可能存在的挑战。教育改革一直在进行，包括增加本科生科研机会、鼓励跨学科学习、改革评价体系等，这些都在努力弥补潜在的短板。当这些优秀的数理基础与真正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以及适宜的科研环境结合时，我们自然会看到更多从中国顶尖学府走出的学术大师。
这个问题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基础是根基，创新是枝叶，而土壤和阳光则是环境和文化。只有当这些元素都协调发展，才能孕育出参天大树。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谁更聪明”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教育理念、培养机制、创新土壤以及文化环境等多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一下：
一、 教育理念与培养目标上的差异：
国内（以清北为代表）的教育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传授、知识的精确掌握和解题能力的训练。教育目标更侧重于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的建设者和专业人才。学生在早期阶段接受了严格、系统、标准化的高强度训练，这使得他们在基础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往往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也被视为是为未来科研打下“好地基”。
美国顶尖大学的教育模式： 美本top更强调的是“学以致用”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的教育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质疑精神和创造力。课程设置上往往更灵活，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并非常重视学生的兴趣引导和个性化发展。科研的早期介入和参与度很高，学生有机会在本科阶段就接触到前沿的研究课题，并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探索。
二、 创造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
知识的内化与外化： 清北学生强大的数理基础，更多体现在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深度掌握和高效应用上。他们善于理解并复现已有的知识和方法。而学术大师的出现，则需要将这些内化的知识“外化”，即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来创造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这中间需要一个巨大的飞跃，而这个飞跃往往与创造力、想象力、冒险精神以及容忍失败的勇气息息相关。
“解题者”与“造题者”： 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考试和评价体系下，学生更习惯于扮演一个优秀的“解题者”的角色，他们擅长在既定的框架内寻找最优解。而真正的科研，更多时候是在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甚至问题本身都需要被发现和定义的“造题”过程中进行的。学生是否被鼓励去质疑权威、挑战现有范式，这至关重要。如果一个教育体系过于强调“正确答案”的唯一性，而忽视了探索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错误的可能性”，那么“造题者”的土壤就会被削弱。
“好奇心”与“求知欲”的引导： 美本top的教育往往更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鼓励学生去探索未知，去追问“为什么”，去思考“如果……会怎样”。科研的火花往往就源于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思考。国内的教育，虽然也在努力改进，但在某些阶段仍然可能存在知识灌输大于问题激发的情况。
三、 科研环境与文化的影响：
早期科研参与和自主性： 在美本top，本科生参与科研的普遍性非常高。学生有机会进入实验室，参与教授的研究项目，即使是很小的辅助工作，也能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科研流程和氛围。更重要的是，很多项目允许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探索，甚至提出自己的研究想法。
导师的角色与关系： 美国大学教授通常与学生建立更平等、更开放的师生关系。教授更像是研究的引导者和合作者，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而非简单地传授知识。学生可以挑战教授的观点，并得到尊重。这种导师关系的开放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国内某些情况下，师生关系可能更偏向于传统的“师父传授”，学生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依赖于导师的指导和安排。
容错率与风险承担： 科研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失败和试错的过程。学术大师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尝试和对失败的深刻反思。美国顶尖大学的文化相对更能容忍失败，更鼓励学生尝试新事物，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能让学生在尝试创新的过程中，不必过分担心“犯错”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敢于冒险。
学术自由与批判性文化： 真正的学术大师往往是敢于挑战传统、提出颠覆性理论的革新者。这需要一个高度自由的学术环境，允许各种思想碰撞、争鸣，并且鼓励对现有理论进行审视和批判。如果学术界存在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或“共识壁垒”，那么新思想的萌芽就可能受到抑制。
四、 社会与文化因素：
评价体系的导向： 如果社会评价体系过于侧重于显性的、可量化的成就（比如论文数量、引用次数、奖项等），而对“原创性思考”、“探索精神”的评价相对模糊，那么教育者和学生都可能不自觉地将重心放在“做数据”、“出成果”上，而不是“做思想”、“出真知”。
风险投资与回报的期望： 对于基础研究和原创性探索，往往需要长期的投入和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家庭、学校以及学生本人，对于这种“高风险、长周期、不确定性回报”的投入，其接受程度和心理预期也会影响创新氛围的形成。
总结来说：
清北学生数理基础的优势，就像是打下了一栋高楼的坚实地基，这为他们从事任何需要深厚数理功底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平台。但要从“优秀的专业人士”成长为“引领时代的学术大师”，还需要更多的“空中楼阁”——也就是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批判精神、独立人格、冒险勇气以及在一个鼓励试错和自由探索的环境中成长。
这并非否定清北学生的潜力，而是指出现存教育模式在培养“原创性”、“颠覆性”人才方面可能存在的挑战。教育改革一直在进行，包括增加本科生科研机会、鼓励跨学科学习、改革评价体系等，这些都在努力弥补潜在的短板。当这些优秀的数理基础与真正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以及适宜的科研环境结合时，我们自然会看到更多从中国顶尖学府走出的学术大师。
这个问题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基础是根基，创新是枝叶，而土壤和阳光则是环境和文化。只有当这些元素都协调发展，才能孕育出参天大树。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因为二战后期清华生源没有美国那里来自德国的教授源好。
实际上美本也没出几个学术大师，多数大师是外国本科美国博士。
再有就是学术圈“大师”三分靠自己七分靠圈子捧，你混不进圈子里人家不引你，你就不是大师，比如悲催的schmidhuber，都被逼成祥林嫂了。。。
笑死我了
按照现在的科普水平，包括我在内的知乎网友也不知道什么是大师啊
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土木、机械、cs这些学科近20年（1940年以后出生的，爱因斯坦牛顿以及钱学森等老一辈大师咱就别提了）都有哪些大师，他们本科是哪里毕业的，博士导师是谁，现在从事的是什么小方向，提出了什么理论，发表过什么论文你知道么？不上百度，不用web of science搜论文能说出来吗？
我相信相当一部分的知乎网友不知道，当然知道的朋友大概率也不会下“咱们出不了大师”这类搞笑的结论。
还是那句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就怕这些既去不了清北，对美本的情况不清楚，又对这些科学连基本了解都没有的人，一拍脑门就煞有介事的说“为什么xxx没有大师？”
不觉得挺搞笑的吗？
何恺明，贾扬青，陈丹琦，杨植麟，黄高，朱俊彦，金驰，范楚楚，李纪为等清北杰出学子表示不服。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之前中国人没赶上 上一波 学术浪潮的爆发，入场的时候重要的工作都被做完了，只能做些拾人牙慧，修修补补的事情，自然出不了学术大师。
深度学习这波学术浪潮中国人赶上了，马上就涌现出一大批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随手post几首模型写的诗吧，反正文章已经accept了，美国的学校不可能做得出这种东西。
模型输入只有title。
比特币
外挖无穷洞,机神犹未休。
卡中窥币影,池里验沙流。
屡载吸金主,孤深渍盗求。
方知区块链,本是古来游。
夜过虹桥机场
卢浦斜晖里,西楼醉客行。
影侵双塔晚,灯落一城明。
空客还频顾,航灯未可惊。
空留城市夜,月映水帘星。
排队购房作
向晚万人候,售楼幢馅齐。
验资堪买主,瞧室亦堪栖。
回柱瞻佳处,连楼仰远姿。
殷勤申买者,莫待扣扉期。
论资本主义
若为自由故,如今逐利逃。
入城操法律,两股战空槽。
漂白藏珠玉,欢呼夺锦袍。
管窥矜势利,夸视堕尘劳。
印度疫情
孟买有妖巫,尚冠蛮布服。
烧香礼佛牙,蹋木叶求妇。
一日数惊风,恒河无定主。
国人厌苦音,请为神哀哭。
十七孔桥
设水架飞梁,无波常稳定。
开间不碍船,纵广唯通马。
坡岸利行车,斜弯防堕屋。
有碑横截流,倒影入苍壁。
藏头诗
安克雷奇中美会谈
特务狂声振,朗官降虏庭。
普天皆窃笑,攻守几无惊。
入市商人拜,国殇将士迎。
会同诛狡寇,世界定清明。
清北学生出国以后，不说成大师，起码成为一流学者，那例子太多了。。。
如果在国内，当然难度就大一些，但是近几年怕也不少。
科研这东西，基础当然是一方面，学术成长过程中环境的影响很重要，当然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近些年来，我国硬件好转不少，软环境差一点，主要是人和人之间关系还是太复杂。
答案已经在你问问题的方式里了。知乎跟美国人比学术的时候，永远只敢提“数理化”、“中小学时候打的数理基础”、“高考数学比SAT数学难”。你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然后永远只拿这一个方面来比，拿自己的长处赛别人的短处。这不是说明你自己心里门清自己的短处有哪些吗？
别再黑中国的基础教育了……在工科发展上，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是世界第一牛逼的，没有之一。
我就不明白，中国的教育明明是研究生院拉垮了，为什么总有一堆人想把问题扯到基础教育上面？
然而这几年研究生院也开始起来了，估计10年后都没必要出国读advanced degre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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