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诚的《南明史》，清军入关南下时，战斗力十分高，而前期南明军几乎是一触即溃，这是为什么？

其实吧，南明早期，对阵的双方都是明军。清朝这边最能打的五大汉军：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都是关宁和东江出身，南明这边扬州殉国的刘肇基、永历前期的台柱李明忠也是关宁和东江出身。江北四镇之一的刘良佐，他兄弟刘良臣是汉军镶黄旗的，和孙定辽、张存仁、刘武元他们都是当年在大凌河投降的，什么李永芳啊，孟乔芳啊，投降得更早，派到山东的夏承德是松锦之战的时候投降的。南明这边的李成栋是西北边军出身，清军那边从闯军投降过来的董学礼、唐通等人也是西北边军出身，所以合流起来这个利索啊。南明这边的高杰、马进忠、金声桓、惠登相是陕西流寇出身，清军那边的白广恩、牛成虎也是陕西流寇出身。

论部队战斗力，其实明军和汉军旗、绿营也差不到哪里去，甚至比八旗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是明朝使唤这些部队的方式实在太差劲了。

第一，你得给钱啊。

明军给作战部队每年20两的军饷，临时征召的义兵每年12两。

清军把绿营分为守兵、战兵和马兵，守兵每年也是12两，战兵每年18两，马兵每年24两。

看起来，差距倒也不太大，问题是，大明不按时发饷啊。清军倒也不是一定就按时发饷，绿营欠饷的案例也非常多，但是毕竟没有明朝那么多，在军饷的保障上比明朝还是要强不少的。还有开拔费、杀敌的犒赏、死伤的抚恤等等，这些都是要钱的。武器、铠甲、马匹要钱，火器的弹药要钱，部队每天穿衣吃饭这都是钱。

然而，明末的财政就是个笑话，部队得到的经费少得可怜，还有层层盘剥。

以卢象升的奏折为例：

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往时见臣督临，犹跪路跪门，纷纷告讨。此番则皆垂首丧气而已。彼其心岂不甚苦，势岂不甚危，情岂不甚迫？盖知臣无以应之，讨亦如是，不讨亦如是，故付之含泪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觉泪从心底出也。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

清官带的兵尚且这样，贪官带的兵干脆就得卖儿卖女了。当兵的连吃饭都成问题，还打什么仗呢？总不能靠封建主义理想吧。

没钱给军队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明军普遍缺乏训练，因为训练也得要钱。最简单的，让士兵上操场跑两圈，就先得给他们喂饱了才行。人得吃粮，马要吃料，就像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在云南练兵的时候，先制定了食品供给标准，然后才能谈训练。

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支。马分三号，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

在这个供给标准下，西营可以做到三天一小操，十天一大操，像现代军队这样这样成天训练还是做不到，因为西营在云南这段时间虽然能吃饱，但仅仅是粮食的供应相对充足，肉和油脂的供应并不多。人在没有肉吃的情况下是很难连续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的，也只能三天训练一次，清军也大致是这个水平。西营已经是南明军队中的一流主力了，普通的明军很多连吃饭都成问题，因此训练很少，甚至有压根不训练的。

再有就是，训练还有其他成本。比如说士兵服装和鞋子的消耗就是一大笔开销，火器部队如果进行实弹训练，弹药的开销也是很惊人的。水师的话就更麻烦了，船只一出动，养护的费用能让人愁死。

在武器装备方面，没钱自然也不可能提高，清朝有的技术南明都有，但是南明方面既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也没有严格的监管纪律，刀枪、盔甲、枪炮、弹药的制造都很混乱。这里面还涉及经办人员对工匠的盘剥问题。根据沈颐仙《遗事琐谈》中的记载，张献忠原本就是个铁匠，在给官府打造军械的时候，“煤铁既少而陋规日增，工食克扣而限期日迫”。不仅材料不够，还得交回扣，不仅不给饱饭吃，催逼得还紧，结果就是“匠不堪命，因以倾家”，导致张献忠一怒之下投奔王嘉胤造反去了。关于张献忠出身的记载有很多说法，大部分都说不太清楚，所以这个不用较真，不过在明朝，这种官府压榨工匠的事情是普遍存在的。清朝对于工匠的待遇自然也谈不上人道，甚至有可能压榨得更狠，但是清朝的纪律更严格，管理更加高效，资金投入也多。清朝压榨工匠，能压榨出更多的武器装备，明朝压榨工匠，好处都让经办的官员胥吏分去了。

这样一来，很多明军的士气不高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了，肚子里没食，身上别说铠甲了，连可以御寒的衣服都没有。一边打仗，还一边担心一家老小明天吃什么，手中的刀又钝又锈，不知道能不能砍死人。回头一看，大帅的小老婆们穿金戴银，帅帐中歌舞升平，传来阵阵酒肉香气。换成是我处在这个环境，恐怕也会选择保命要紧。如果一支军队里有少数人当了叛徒，可能确实是这些叛徒的道德品质有问题，可如果一支军队绝大部分都当了叛徒，甚至出现南明弘光政权那种四五十万大军蜂拥投降，比对面的清军还多数倍的情况，那绝对是军队背后的朝廷有问题。

第二，赏罚要公平。

吴孔耿尚沈五人降清之后得以封王封公，孟乔芳以一介废将降清，靠军功做了陕西总督，加封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左良玉部下的总兵李国英降清之后，一路做到四川总督，也挂兵部尚书衔，这些都是大部分明朝武将想都不敢想的。南明到了永历时期，武将的地位大幅提高，也开始封王封公，但是文官甚至太监督师的规矩也依然还在。而在弘光时期，各地掌管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除了左良玉、郑芝龙二人之外几乎是一水的文官，马士英、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丁魁楚、越其杰等人掌握大权，还是维持着以文御武的格局。高杰死后，他的遗孀邢氏希望儿子高元爵能拜史可法为义父，不想却遭到了史可法的拒绝，让他去拜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义父。对于军阀来说，很明显投降清朝更容易出头。

《纪事略》中，记载了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说的一番话：“如朕微时，曾隶洪承畴标下吃粮，充一旗手，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辽时，朕年未弱冠，亦曾兵刃交接，斩首级十余颗，论起来也博得个一官半职。岂知对垒交锋处有我，叙功疏上无我。到得恩诏下颁，部议上陈，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到朕名下，不过同众兵分吃些牛酒。朕愤不过，所以自中牟县领着黄虎时起手，纵横天下，以至今日，抚有兹土，皆赖尔众将士戮力同心所致也。”

当然，清朝对待手下的将领也谈不上多么公平或优待，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绿营将领选择反正了。比如说李成栋，从南直隶投降开始，一路沿着东南沿海打到广西，镇压江南抗清运动，杀南明二帝，镇压岭南三忠，对清朝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然而仅得广东提督之职，而他的顶头上司佟养甲明明是和李成栋同一批投降的 ，可就因为他姓佟，是辽东佟氏家族的亲戚，他就可以一路跟在李成栋后面捡功劳，最后做了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土国宝仗着自己投降得早，就排挤苏松提督吴胜兆。金声桓和王得仁几乎替清朝打下了整个江西，结果金声桓仅得总兵，王得仁更是只授了个副将，因为投降得晚，还要受董学成等老资格汉奸的勒索侮辱。姜瓖靠出卖李自成给清朝立了大功，却没有得到升赏，多尔衮为了三百多个逃人逼死耿仲明更是神操作。

可惜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比如说李成栋，他反正归明之后，永历朝廷内形成了吴楚党争的局面，吴党以马吉翔、堵胤锡为首，依靠陈邦傅等广西军阀，楚党以瞿式耜为首，还包括何腾蛟留下的班底，依靠李成栋等反正的广东军阀，双方斗得不可开交。

其实，瞿式耜和李成栋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当年第一次桂林保卫战的时候，两人还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死敌。但是瞿式耜认为，不管李成栋有多大的罪过，毕竟现在他的军队在前线和清军作战，朝廷总该对他有最起码的支持。而且李成栋虽然人品低劣，他的义子李元胤却很有抗清的热情（后来兵败，被俘之后宁死不屈殉国），当时永历朝廷驻扎在肇庆，正是李元胤的防区，故而瞿式耜和李元胤合作频繁。吴党的陈邦傅等人原本都打算向李成栋投降了，李成栋反正之后，他们却想和李成栋争兵马抢地盘。但是，吴党中的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张孝起等人也都是很正派的（堵胤锡和朱天麟都病死在任上，王化澄、张孝起被俘后不屈殉国），只不过他们大都是支持联合闯军、西军的，而陈邦傅因为自己的兵马不是李成栋的对手，想拉拢张献忠旧部出身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及李自成旧部出身的李过、高一功、党守素等人作为自己的外援，两下这才凑到一起。而楚党中的蒙正发等人，是如今网上某些人的鼻祖，坚持认为大明什么都好，天底下一切的问题都怪流贼。即便闯军现在已经改编为明军，正在前线和清军浴血奋战，他们也照样在后方安全的地方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两党在朝廷里互相攻讦，因为朝廷在李元胤的地盘上，因此楚党得势。后来趁着李成栋在江西战死，朝廷迁到陈邦傅控制的梧州的机会，吴党向楚党大举反攻，逮捕了一批楚党骨干，陈邦傅甚至打算动用武力杀掉李元胤，吞并他的军队，彻底控制皇帝和朝廷。

然而，陈邦傅的兵马打不过李元胤，于是他向闯军的李过和高一功求援。李过和高一功在朝廷中的盟友是吴党的堵胤锡，陈邦傅平时对他们也十分巴结。而李成栋的部队与闯军一系的人马旧怨极深，李成栋是陕西的官军出身，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后来又调入李自成的死对头高杰麾下，和闯军作对多年。因此，陈邦傅认为请李过和高一功帮他杀掉李元胤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没想到，陈邦傅在闯军那里碰了钉子。李过的性格比较阴沉，只说了一句：“陈将军劝我劫驾，是终谓我寇也。”高一功的反应则激烈得多：“吾虽尝为巨寇，亦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不久李过病故，高一功与党守素率领五千军队赶往梧州护驾，虽然在派系上属于吴党，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对楚党落井下石，反而把被囚禁的楚党人员从牢中放出来，宣布双方结盟，并义正辞严地斥责吴党众人：“你们一个个都以忠臣和正人君子自诩，却召唤武将来朝中杀人，不知道文天祥、陆秀夫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高一功、党守素等闯军将领强行制止了永历朝廷的内讧，而且克制自己的言行，避免造成新的党争。高一功痛恨一个叫夏国祥的人，有人巴结高一功，要弹劾夏国祥，高一功却不同意，说自己作为武将不应该随便干预朝廷。不久清军进犯广东，高一功不计前嫌，与李元胤联合，拿出两万人的家底去增援广东，只是中途被陈邦傅阻击，军队又染上瘟疫，最终没能起到作用，广东沦陷，李元胤兵败殉国。

南明不是没有精兵，也不是没有良将，而是这些精兵良将背后没有一个好朝廷。每次不管是谁取得一点成就，一定会冒出一群人来扯后腿。

最神的操作是，在败退到缅甸之后，竟然还有人有闲心弹劾沐天波。

再看对面呢，其实清朝统治集团中也有很多的内讧，然而，他们内讧的烈度却比南明低很多，无论是早期的努尔哈赤杀褚英、舒尔哈齐，皇太极排斥三大贝勒，还是后来的多尔衮斗豪格，济尔哈朗斗阿济格，顺治清算多尔衮旧部，康熙除鳌拜，虽然统治集团的高层把权力的游戏玩个不休，但是对军队的损害却比南明小得多。

南明的武将取得了胜利，得不到朝廷应有的支持，而拖后腿的人也没受到应得的惩罚。崇祯时期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说左良玉，在崇祯朝后期各种卖队友，经常不战而逃，把自己的队友扔给李自成，然而他手下的兵马越逃越多，渐渐军阀化。崇祯虽然以杀大臣而闻名，对兵多将广的左良玉却不敢明正典刑，最后酿成了左军火烧武昌，举兵东犯，葬送弘光朝廷的恶果。弘光朝廷对于军阀的约束力更是几乎为零，不仅对刘泽清、刘良佐、左良玉这些叛徒约束不了，就连忠于朝廷的黄得功和高杰都不听朝廷指挥，肆意地纵兵抢掠，杀人放火，还互相火并，前往江北督师的史可法也只能和稀泥，无力约束。

相比之下，清军对绿营将领的约束就强得多了，绿营将领们要是还敢像在明朝时那样动不动就不战而退，清朝清算他们可不会留情。就算是满洲八旗，如果临阵怯战，也会遭到责罚。南明这边抗清的三大主力闯军、西军、郑军的军纪也都是十分严格的。闯军在李自成时期就规定，战场冲锋的时候“前者反顾，后者杀之”；明朝官军出身的张先壁被划入西营的序列之后，在保宁之战中临阵先逃，为了自己逃命又烧毁了浮桥，导致大批友军被困，遭到清军歼灭，孙可望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军法，将张先壁杖毙；刘文秀手下的一个士兵误杀了一个小孩，该管的军官打了这个士兵军棍，又赔了钱，在明末这样的时代，这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可刘文秀还认为判罚过轻，下令将杀人的士兵斩首，这个军官也被处罚；郑成功更是以执法严酷而闻名，就算是亲信大将，也照样处罚。闯军、西军、郑军的军纪有时甚至严格到不近人情、矫枉过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三支以流寇、海贼为基础组建的军队却拥有比正统明朝官军强大得多的战斗力。

第三，只有胜利才能带来胜利。

这个因素和前两个比相对次要，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很关键的。

自从1618年努尔哈赤犯边开始，明军一次次地反抗，一次次地一败涂地。为什么袁崇焕的宁远之战杀伤清军并不算特别多，还有觉华岛之败的大损失，然而却令他一战成名？这就是因为他在这场战斗中给明军建立了信心。在萨尔浒之战、浑河血战中，尚有很多明军能殊死抵抗，可是在广宁之战中，明军已经深信“女真满万不可敌”，面对汹涌而来的清军，他们连据守城堡抵抗的勇气都没有了，而宁远、宁锦的两场胜利，让明军又恢复了信心，确信了金兵还是有血有肉的人，喝多了也吐，挨打也疼。如果没有宁远、锦州城防战的经验，之后祖大寿在大凌河、锦州坚持守城到人吃人的地步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信心只能支撑明军凭险死守，并不能支撑明军去战胜清军。

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用一年的时间打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南京弘光朝廷的五大军头，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左良玉，再加上督师史可法，全都是和农民军交战多年的，对李自成的实力有很清楚的了解。所以一开始他们就认定收复北方是不可能的，南明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也就是南宋的局面。虽然这也是事实，当时的明军确实打不过清军。可是统兵的大帅将军们一上来就抱着这种胆怯退缩的想法，那就连南方这点地盘也保不住了。之前清军历次入关劫掠，再加上松锦之战的大败，已经打断了明军的脊梁，大部分的明军都根本没有和清军一战的勇气。

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南京朝廷居然提出了“借虏平寇”这样荒唐的政策，将北方的半壁江山拱手让给清朝，请清兵替他们消灭李自成。派去北京议和的左懋第其实是个主战派，却不得不执行这样的任务。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山东的抗清义军纷纷来和左懋第联络，问朝廷什么时候北伐，他们便要在敌后起兵响应，然而左懋第无法回答，只能唯唯以应。除了高杰的失败冒险之外，江北明军没有一支部队尝试北上收复山东、河南。

更讽刺的是，唯一一个敢出击的高杰，也是流寇出身。高杰是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是一起杀官造反同袍兄弟，后来因为和李自成的妾邢氏私通而投奔了官军。可是在南明的数十万大军坐视清军消灭李自成的时候，只有高杰这一支孤军北上河南，试图收复失地。尽管高杰因为叛徒出卖，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就被害了，但高杰努力了没成功是能力问题，刘泽清、刘良佐这些连尝试一下都不敢的人那就是态度问题了。更何况当时清军的主力都在陕西和李自成决战呢，山东和河南仅有少数绿营而已，而且遍地都是愿意接应明军的民间义军。

等到李自成和高杰都输了，清军大举进犯江南的时候，绝大部分明军都已经确信明朝失败无疑，几十万人一枪未发便投降了。也有少数人选择了拼死抵抗，刘肇基、乙邦才、黄得功、翁之琪、黄蜚、吴志葵、周之藩，他们的孤军奋战自然也不可能取得胜利。烈士的牺牲并没有激励到其他明军，反而让他们更加坚信清军是不可战胜的。

再看清军这边呢？通过一次次的胜利，他们在不断地建立信心，虽然在历次战争中，清军也经常出现伤亡很大的情况，但是毕竟绝大部分战役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们，每次劫掠都能满载而归。明军一旦剃头当了绿营，站在胜利者一边，士气立刻就不一样了，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杨承祖、马得功这些人的军队，一改换门庭，立刻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都是在投降之后立刻加入了对南明的战争，人员没有改变，装备也没更新，但是战绩立刻比原来做明军的时候上了一个台阶。固然是有多领了些军饷的因素，士气原因也是很主要的。被纳入清朝的军事体系之后，绿营兵受到的监督比原来做明军的时候更严格了，而背后有满洲兵压阵，更让他们有了信心，就算初战不利，只要请满洲太君来，肯定还是能打败他们的前同袍们的。明军对于绿营兵并不怕，能顶得住，有时候还能取胜，可满洲兵一来，立刻土崩瓦解。降清的左良玉部将徐勇是绿营中比较能打的，他也曾说：“逆贼畏满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云，何如满旗一旅也。”大家都是一样的明军出身，一边相信自己肯定能胜利，一边认为自己肯定打不赢，这仗还打什么。

但是，最先认清八旗兵本质的也是这些绿营，他们和八旗兵并肩作战之后，就发现他们也不过如此，大家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满洲兵也不见得有三头六臂。砍杀了一番明军之后，李成栋、金声桓、姜瓖、吴胜兆等人发现其实自己也是很强的，并没有比八旗兵弱多少。之前打不过清军，一来是因为没钱，二来是因为自己吓自己。而八旗兵被各地不断爆发的抗清起义搞得焦头烂额，义军虽然没有取得太大的胜利，但是零敲碎打，也给八旗兵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故而这些绿营军头觉得，明朝还是很有胜利的希望的，自己努努力应该打得赢清军，这才选择了反正抗清。

而明军真正建立信心的契机，还是李定国两蹶名王，整个南方得知这个消息都沸腾了，黄宗羲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湖广、广西、广东、江西四省原先被清军打散、躲入山中的明军残部纷纷下山响应。而清军也真的感觉到了恐惧，之前广东、江西、山西三大绿营反正，清军虽然兵力捉襟见肘，倾尽全力去镇压，但是也并没觉得这些绿营兵有多可怕，都是并肩作战多年的部队，知根知底。孔有德、尼堪被击毙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朝官员们“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武昌城中传言明军马上要杀过来，一夕数惊。李定国下令：“清兵二屠桂、粤，今其报仇时也，凡遇清兵杀无赦。”南方清军的反应是“一时清兵称滇、黔人为蛮兵，见旌旗即走”。“清闻定国威名股弁，命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星夜之荆州，且有弃楚、粤、桂、赣、川、黔、滇乞和之议。”

然而，紧接着就发生了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分裂，明军的胜利没有得到进一步扩大，在无休止的内讧中蹉跎了时间，给了清军喘息的机会。李定国两蹶名王成就的取得，靠的是大西军在云南苦心经营五年攒下的家底，如果短时间内不能迅速打垮清军，收复大片国土，建立政权，持续地动员新光复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仅凭云贵一隅是无法与控制大半个中国的清朝打持久战的。最终李定国兵败新会，明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再度丧失，从此之后，明军也再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老实说的话，1644年到1645年这个时间段，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确实都在北方。南明的台柱子江北四镇为首的是一个叫高杰的人，这个人就是李自成队伍里叛变的，是个见到李自成就脚底抹油的怂货，就这么个实力在南明都算出类拔萃了。你可以大体理一下思路：高杰见了李自成就满地跑，南明把高杰当成宝，高杰的一个部下李成栋对南明官军无人可挡，这等级压制可不是开玩笑的。

当时在南方的军队，除去张献忠的大西军暂且不论。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都是李自成的手下败将，李自成都输给了清军，你说他们会怎么想？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除了高杰和黄得功两个人（他们部下投降的也不少），其他的军头都是卖降恐后，除去缺乏气节外，现实原因是：确实打不过。

所以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清军击败了李自成→实力较强的军阀恐惧投降→清军收编了实力较强的军阀去打其余的南明官军→其他的南明官军更加打不过。这一切的根源当然就是清军在入关之初就联合吴三桂打崩了大顺军并穷追猛打，不给李自成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多尔衮的话倒没说错：“此兵（大顺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这种恶性循环直到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加入南明一方和郑成功接管家族势力以后才被打破。

当然，反过来说，南明对这种局面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换一个给力的政权的话（比如后来的隆武政权），还是有希望在清军彻底击败李自成之前（整整一年的准备期！）完成部队的整合并招募编练新的部队的，至少可以避免这种多米诺式的雪崩局面。可惜历史是没有给这种机会的。

如果你看的是顾诚先生的《南明史》那你大概只看了一点点，或者没看仔细。

顾诚先生多次在书中提到，满清军队战斗力并不强，在南方遭到激烈反抗的时候，北方的反抗也不应该忽略。印象中是下册第一部分，顾诚先生讲到的北方山陕河北山东地区的反抗斗争，都是小人物，和南明一个个大将军完全不能比，但是他们让满清很吃瘪，反攻成效明显，但是缺少配合，南明也没有足够重视。

所以顾诚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满清并不强，南明军队并不弱，但是南明内斗，根本无暇或者无意收复故土。

网上一说到这个话题就经常营造出一股北方饥民遍野而南方富得流油、歌舞升平的景象，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

从原始记载（明史五行志）来看，崇祯年间的大灾，南方其实一样受灾严重。

崇祯五年（1632），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
六年（1633），淮、扬洊饥，有夫妻雉经于树及投河者。
九年（1636），江西亦饥。
十年（1637），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
十二年（1639），两畿、山东、山西、陜西、江西饥。
十三年（1640），北畿、山东、河南、陜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
十四年（1641），南畿饥。

由此看，明末南方、江淮的饥荒程度其实一点都不逊色于北方，一共4次人相食记载（没记错的话），浙江就有一次，1639、1641年甚至连南京都在闹饥荒。此外，南京还几乎一直都在遭到蝗旱灾害，越接近崇祯末年越严重。

十一年（1638）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
十三年（1640）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陜西大旱蝗。
十四年（1641）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此外学术界还有一种说法是，干旱事件前期呈北旱南涝的格局，且旱区逐年向东、南扩大；1640年以后北方降雨增多，转变为北涝南旱。也就是说崇祯时期，总得来说北方旱灾饥荒确实更严重，但到了崇祯开始败亡的阶段，蝗旱之灾又开始往南方转移（五行志确实有记载）。

这种条件下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又突然集体投降清军，江南官绅更不好打了，若是临时征集队伍，营养状况都恐怕无法保证，自然与清军和边军战力有不小差距。清军在江浙和江西确实突破速度都非常快。

有意思的是对湖南和云南等地的饥荒受灾状况就确实记载较少（看来还真是已经变成湖广熟天下足了？也有可能是官史记载没怎么顾及到），这可能也是清军在湖南两广云南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一个原因。

带上云南

朱元璋15年基本统一南方，1年北伐，1年辽东，1年云南，算上加入义军开始，中间时间都算入战争期，也就（1352年-1387）共35年。

不带上云南

隋灭陈 3年（587-590）

宋灭荆南到吴越降（962-978）

明攻元，隋灭陈，在政治稳定，军事优势的情况下都是很迅速就解决了对面。

（这里隋灭唐修正下，因为打字的时候想到前面宋灭南唐结果就打成唐了。）

（因为被禁言了7天，收到评论也没法改正，也没法发私信告知，抱歉。）

所以清朝仅用一年（1645-1646）时间就打剩一个永历政权，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结果却花了更多的时（1645-1664）共19年才彻底拿下南方，其中作死成分不少。

（把时间延长到平台湾对比不合理，改为从44-83缩短到45年多铎南征到64年李来亨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