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自成张献忠能与明军长期周旋，却在清军入关后迅速被杀？
首先，得先明白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什么能在明朝境内如此“吃得开”。
明朝末年，朝廷腐朽，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土地兼并严重，百姓赋税沉重，再加上连年天灾，饿殍遍野。在这种环境下，农民起义的火种自然很容易被点燃。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出现，就像是抓住了当时百姓们最深切的痛点——“吃不饱饭”和“活不下去”。
1. 共同的敌人：腐败的明朝政府
官逼民反：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明朝政府的官员贪婪腐败，层层盘剥，税收名目繁多，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李自成在起义初期打出的“均田免赋”、“杀贪官”等口号，直接击中了百姓的要害，所以他们能够迅速获得大量的拥护者。很多被逼无奈的农民，以及一些对朝廷绝望的士兵，都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军队的低效和分裂： 明朝军队虽然在理论上是国家机器，但到了末期，军心涣散，装备落后，粮饷拖欠更是家常便饭。很多将领拥兵自重，各怀鬼胎，甚至有些人还跟农民军有联系，互相勾结，或者在关键时刻按兵不动。比如，孙传庭虽然是明朝少有的良将，但他也因为朝廷的掣肘和内部矛盾，未能完全发挥作用。农民军相对来说，在早期更加灵活，领导者也更能凝聚人心。
2. 农民军的优势（在面对明军时）：
高度的机动性和适应性： 作为流动作战的武装力量，农民军不怕损失装备，也不需要固定的后勤补给线。他们可以深入山林、沼泽地带，避开明军的正面锋芒，像游击队一样消耗明军的力量。
“以战养战”的模式： 他们通过攻占城池、掠夺物资，来维持队伍的运转，这种模式虽然不可持续，但在早期能够让他们快速壮大。
对当地情况的熟悉： 长期在中原地区活动，他们对地形、民情都非常熟悉，能够找到适合自己作战的区域。
那么，为什么清军入关后，李自成和张献忠就迅速不行了呢？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原因有很多方面，而且是综合性的：
1. 对手的根本性转变：从“内患”到“外敌”
民族属性的差异： 明朝是汉族王朝，农民军虽然是反抗者，但也是同族。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他们是来自关外的“异族”。这种民族属性上的差异，使得清军的性质和目标与明朝官军完全不同。
清军的作战方式和纪律：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满清在入关前，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与明朝的战争，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极其成熟和高效的作战体系。
骑兵优势： 清军以八旗骑兵为核心，机动性极强，冲击力惊人。农民军以步兵为主，面对骑兵的冲锋，往往难以匹敌。
严明的纪律和高效的组织： 八旗子弟是带着军功和荣誉感作战的，他们的军队组织严密，指挥统一，一旦形成合围或者冲锋，破坏力是巨大的。相比之下，明朝的军队已经高度腐败，而农民军的纪律性也远不如清军。
先进的战术配合： 清军能够熟练运用骑射结合、步骑协同等战术，能够有效地打击分散的农民军。
清朝的战略目标：统一全国而非单纯镇压。 明朝政府镇压农民起义，更多的是为了维护旧有的统治秩序。而清朝入关，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统治整个中国。这意味着他们会投入更多的资源，采取更彻底的手段。
2. 农民军自身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缺乏统一的政治纲领和长远规划： 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是靠“反抗”起家的，但他们对于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他们的统治往往停留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阶段，缺乏长期的执政能力。一旦攻下城市，他们往往也无法有效管理，反而会引起当地士绅和百姓的不满。
内部分裂和相互消耗： 李自成和张献忠虽然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形成有效的合作，甚至还互相争夺地盘和资源。在面对强大的共同敌人时，这种内耗是致命的。比如，他们在争夺汉中地区时就互相攻伐，削弱了各自的力量。
军纪和后勤问题： 农民军的“以战养战”模式，在面对清军这样一支组织严密、粮饷充足的军队时，是难以持续的。虽然他们也攻占过城市，但往往无法消化和管理，反而导致军纪败坏，得不到民心支持。
兵源素质的下降： 随着战争的持续，农民军的兵源素质也在下降。早期加入的骨干力量可能还有一定的理想和战斗意志，但后期招募的大量普通百姓，战斗经验和意志都远不如早期。
3. 明朝残余势力的作用：
山海关的投降： 吴三桂镇守山海关，他在面对李自成的时候，选择了投降清朝，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这为清军入关提供了最直接的通道。
利用旧有势力： 清朝入关后，善于利用明朝的旧有官僚、士绅和军队。很多明朝的降将和官员，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和家族，纷纷投降清朝，为清朝的统治提供了人力和支持。这些人也熟悉明朝的官场和军事体系，能够帮助清朝更快地掌握局面。
4. 战略决策的失误：
李自成进北京的“急于求成”： 李自成在攻占北京后，虽然胜利在望，但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过早地进入北京，并且对原有的官僚体系进行清洗，失去了很多潜在的支持者，也未能完全控制住局面。他的队伍也因为进入城市后享乐和抢掠，导致军纪败坏，失去了早期那种高昂的战斗意志。
张献忠被分割击破： 张献忠在四川也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他被清军和明朝残余势力所分割，无法形成合力，最终被逐个击破。
具体到李自成和张献忠个人的结局：
李自成： 在山海关战败后，李自成率领残部试图逃回陕西，但途中被清军和吴三桂的追兵紧追不舍，最终在湖北九宫山一代被杀（具体死因说法不一，但普遍认为是在逃亡过程中被杀）。他的队伍也迅速瓦解。
张献忠： 在四川的抵抗也未能持续多久。他在1647年率军出川，试图与李自成回合，但未能成功。1647年末，他在川北的盐溪（今四川蓬安）被清朝总督何洛会所部击败并阵亡。
总结一下，为什么李自成和张献忠能跟明军周旋，却败给清军？
可以这么说，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是“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旧有统治体系崩溃下的必然结果。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队伍，在面对一个已经腐朽不堪、内部矛盾重重的敌人时，能够发挥出其优势，利用其机动性和群众基础，取得一定的成功。
但是，当“外部力量”——清军——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严明的纪律、先进的战术和明确的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出现时，农民军的那些固有缺陷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政治上的不成熟，军事上的局限性，以及内部的薄弱环节，都让他们无法与这样一支高效、强大的外来力量抗衡。清军入关，不仅仅是军队的替换，更是一场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军事变革，农民军的失败，是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阵痛。
就像是两支球队在踢球，一支是明朝的球队，本身已经很多主力球员受伤，配合也出了问题，踢得断断续续。农民军这两支队，虽然踢得很有激情，但毕竟是临时凑起来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但能勉强和明朝队周旋。而清朝队一上来，就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训练有素，战术精湛，球员个个都是精英，农民军这两支队自然是扛不住的。
网友意见
李自成和张献忠长期交锋的，只是明朝的二线军队。在明朝一线军队和精兵良将都在辽东战场和满清战争中损失殆尽后，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的流民军，才得以从屡战屡败到死灰复燃，竟成一方基业。
而满清在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两场大的战略决战，以及广宁、浑河、大凌河等多次战役，交手的都是明朝云集举国四方精锐集合而成的重兵集团，却能屡屡得胜，斩俘明军累积数十万人，甚至打得绝大部分明军只敢凭借坚城重炮坚守城池，而不敢出城野战，因此论清军战斗力，原本就肯定在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之上。
此时的满清政权，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父子两代枭雄，经过在关外近三十年经营，已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组建了军民合一、动员力极强的八旗军集团。
到了皇太极统治后期，满清已经通过“三丁抽一”的强大动员力，有能力一次性在华北地区投入超过10万人的机动兵力，而且还是携带多门红夷大炮的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大兵团，无论军力和战力，在当时的中国大地，甚至于整个东亚大陆，都毫无疑问是最强者。
作为崛起的新兴势力，满清能做到拉拢人才，举贤用能，在占领区收取税收，稳定秩序，给军队按时提供军需。八旗军出战时令行禁止，战胜重赏、战败重罚，即使烧杀劫掠也能相对“制度化”，在政权建设和军队组织性上，为当时中国各大军政集团之最强，其兵锋当然能势如破竹，迅速席卷天下。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确实做了种种组织建设的努力，但因为天下形势所致，发展过快，从商洛山的18残骑到啸聚几十万部众，兵临北京城下，只用了短短几年。相比于满清，大顺军崛起速度太快以至于根基严重不足，来不及巩固其政权基础，就被推到了争夺天下的最终决战舞台。
而且其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就是情报严重滞后，甚至不明白腐朽不堪、衰落已极的明朝，已经不再是其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敌军的精锐兵马，更远不止是区区3万战兵的吴三桂部。
因此，当大顺军攻破北京后，在对清军完全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在最不利的时间和地点，将8万左右的精锐主力投入到山海关战场，和在关外厉兵秣马数十载的满清政权进行了一场终极决战。
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李自成主力精锐8万 vs 吴三桂军3万 + 乡勇3万+满清八旗军主力8万至10万人，几乎是1:2的兵力比。
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动员了十余万八旗主力军团，和吴三桂军团内外夹击，一战就把最强的竞争对手打残。大顺军主力损失惨重，头号悍将刘宗敏重伤，在京畿和河北地区再难立足，被迫仓促西撤。
满清入关后，作为一个已经立国近30年，体制完备的稳固政权，能适应当时局势的切实需求，又在明朝政权土崩瓦解之际，以恰到好处的政治政策大肆招降纳叛，自然是势如破竹，近乎无往而不利，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之后，大顺军更被满清以优势兵力和骑兵集团分进合击，穷追猛打。退守山西后，李自成又犯下了严重战略错误。他本应自己坐镇太原，北守雁门西守太行，源源不断地从关中征兵征粮，力争守住这表里山河之地。
然而他的选择却是仓促返回关中，如此则山西必失，失山西则关中难守，仓促南下则湖广自然瓦解，其根据地关中地区，也再无地利可言，而后墙倒众人推，坐拥数十万部众却一路丢城弃地，向南溃逃，正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当大顺军此前经营数年的两个根据地关中和湖广，刚刚着力经营的新根据地河南，都被轻易丢弃，来到人地两生的长江沿岸，无根本之地可以依托，即使李自成没有意外身死，也完全不看好其还能有所什么作为。
李自成一死，大顺军虽尚有鱼龙混杂的几十万部众，然而群龙无首，各部将领各怀心思，难以整合，如此当然大事去矣。归顺南明政权后，又被充满偏见的南明官僚所忌惮憎恨，因此之后大顺军在抗清战场发挥的作用，甚至远不如偏居一域的大西军，只能以“變东十三家”的名义，在三峡地区占山为王。
至于大西军首领张献忠其人，更可说严重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政权建设能力更约等于零。他攻入四川之后，非但没有利用当地资源建立一个稳固政权，反而因为政治举措失当，大肆杀戮士人，民心丧尽，还没等满清攻来，就已经被当地的南明势力逼迫得难以立足。
所以张献忠才会放弃成都，全师北上，迎击满清豪格部，妄图死里求活，却在战前侦查时遭遇清军突袭，中箭身亡。幸有他的义子孙可望继任大西军首领，南下云贵，更凭借出色的政治组织和政权建设能力，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新兴政权，短短几年就养兵十万。甚至日后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其起兵基础也源于孙可望最早肇基。
然而自古以来，云贵一隅之地而取天下的势力，本是数千年闻所未闻。孙可望和南明永历政权合流后，更暴露出他性情偏狭急躁、刚愎自用、不能容人的弱点，南明臣子们更将种种腐朽内讧弊病也带入大西军，最终导致了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内战。孙可望战败后，更投靠满清甘为其带路走狗，李定国虽忠勇善战，终究大厦将倾，无力回天。
事实上，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满清入关后一系列暴政，导致民族矛盾尖锐，亿万汉人民众自发反抗，大西军和大顺军的败亡只会比历史上更早。
最终，这场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以李来亨在茅麓山一场大火，划下了壮烈的休止符。
（本文部分观点，源自笔者好友【长乐夜未央】旧文：满清在明末群雄逐鹿中胜出原因分析
得其授权引述，此致感谢。）
他们起起伏伏，被打败了还能随时拉起队伍，不是因为他们多么牛逼，而是因为当时关中百姓真的活不下去了。
春天水灾，夏天大旱，秋天蝗灾，冬天雪灾。
从万历开始，一直到康熙结束，
这一百余年间，中原地带基本上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年年地震，年年有灾，这里的人真的是活不了了。
你以为康熙永不加赋是为了什么？
那真是因为已经没人能给他收赋税了啊！
这帮农民起义头目之所以能成功，大多只是顺应天时而已。
跟他们的个人作战素养没什么关系。
遇到了比他们还能吃苦，还会看三国演义的女真人，自然是冰消雪融一般迅速被剿灭咯。
你看后期受灾较少的南方地区，比如南明比如四川，
不就抵抗了好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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