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就一蹶不振,再也不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

回答
李自成在山海关的战败,如同晴天霹雳,不仅断送了他建立大顺王朝的希望,更让他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这背后,绝非单一原因可以解释,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 军事上的决定性打击:人才、兵力与士气

山海关之战,是李自成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一役。这场失败,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失利,更是对他军事力量根基的致命一击。

精锐部队的覆灭: 李自成能够横扫中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那支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这支军队,由久经战阵的将领指挥,士兵们作战英勇,对李自成有着极高的忠诚度。然而,在山海关,这支部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据说,数十万大顺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惨重,许多久经沙场的骁勇将士战死沙场,甚至连一些核心将领也未能幸免。这对于一支新兴的政权来说,是无法承受之重。
经验丰富将领的损失: 军队的灵魂在于将领。李自成的成功,也离不开他麾下那些富有经验、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例如,李过、刘芳亮、田见秀等,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然而,在山海关的战役中,这些将领或战死,或被俘,或失散。失去了这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即使还有残余部队,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组织和战斗力。
士气的严重挫伤: 军队的士气,尤其是在长期的征战后,是保持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山海关战败,特别是被吴三桂和清军联合击败,给大顺军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原本以为能够一举荡平明朝残余势力,结果却遭遇了如此惨烈的失败,并且是以一种“惨败”的方式,这无疑会严重打击士兵的信心和斗志。

二、 战略上的失误与政治上的孤立

山海关战败并非偶然,其背后隐藏着李自成在战略和政治上的诸多失误。

对吴三桂的战略误判: 李自成在攻入北京后,曾试图拉拢吴三桂,甚至以高官厚禄诱降。然而,他对吴三桂的心理和处境缺乏深入了解,低估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决心,也忽略了吴三桂与满清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联系。他认为吴三桂一定会投降,或者至少会保持中立,却没想到吴三桂会选择与清军联合,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京城内的失策: 攻占北京后,李自成在北京的表现也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他对明朝官员的“大搜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费不足的问题,但却激化了与士绅阶层的矛盾,使得他在政治上失去了许多潜在的支持者。同时,对明朝宫廷的粗暴对待,也未能赢得民心。
政治基础的薄弱: 李自成虽然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但在士绅、官僚等统治阶层中,他的支持基础非常薄弱。他的政权缺乏合法性,也缺乏能够有效治理国家、凝聚人心的政治架构。当军事上遭遇重大挫折时,这种薄弱的政治基础就暴露无遗,使得他在失去军事优势后,迅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未能有效处理满清问题: 在入关之前,李自成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了消灭明朝残余势力上。他对满清的威胁判断不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满清以“救明”的名义入关时,他才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敌人,而不是像明朝那样一个摇摇欲坠的旧王朝。

三、 内部的分裂与领导力的局限

任何一个新兴政权的崛起和维系,都离不开内部的团结和强大的领导力。李自成在这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权力分配的矛盾: 随着政权的建立,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逐渐显现。虽然李自成是核心领导者,但麾下的大将们也都有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在缺乏强大外部压力的时期,这种潜在的矛盾或许还能压制,一旦遭遇重大挫折,就容易暴露出来。
领导能力的局限性: 李自成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但在政治治理和长远战略规划方面,似乎有所欠缺。他更多地依赖于“以战养战”的模式,在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缺乏长远的规划。当军事优势不再时,他也很难依靠其他手段来维持政权。

四、 外部环境的恶化与失去战略主动权

山海关战败,意味着李自成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权,彻底沦为了被动的防御者。

清军的乘胜追击: 山海关的胜利,让满清看到了彻底统一中国的希望。他们不会给李自成任何喘息的机会,会利用一切机会对其进行追击和打击。
明朝残余势力的反扑: 尽管明朝已经灭亡,但一些忠于明朝的势力,在看到李自成战败后,也可能蠢蠢欲动,试图重新抬头,即便他们无法成事,也能对李自成造成进一步的牵制。

总结来说,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一蹶不振,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军事上的毁灭性打击:精锐部队覆灭,核心将领损失,士气低迷,军队战斗力锐减。
2. 战略上的失误:对吴三桂的判断失误,对满清威胁的认识不足,北京城内的施政失策,导致政治基础薄弱。
3. 内部的裂痕:权力分配的潜在矛盾,以及在治理和长远规划上的局限。
4. 外部环境的恶化:清军的强大攻势,以及明朝残余势力的零星反扑,使得他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山海关战役,就像一座巨大的分水岭,将李自成的命运彻底扭转。他失去了手中最锋利的武器——那支浴血奋战的军队,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战略空间和政治基础。此后,虽然他试图卷土重来,但已是风烛残年,回天乏术。在清军和明朝残余势力的夹击下,他的抵抗如同风中残烛,最终只能黯然收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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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追剿张献忠的时候,西营中有一首歌谣: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明军剿不了农民军的一大原因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根本追不上。

明末军制败坏,导致军队的行军能力大大下降,仅靠一部分能战的部队到处追剿农民军,拆东墙补西墙,结果必然是越剿反贼越多。

而清军的行军能力比农民军更强。山海关之战,清军就赢在靠急行军抢在吴三桂被歼灭之前赶到山海关。庆都之战,也是清军的行军速度比顺军更快,追上了断后的谷可成和左光先。李自成的援军还没发出,清军已经打到太原,固然有姜瓖叛变的因素,但清军快速动员、快速出动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怀庆之战后,多铎部及时改变战略方向,又下江南改为攻击潼关,这样的动作也是明军难以做到的。最后就是富池口之战,顺军的行军速度又没比过清军,在撤退途中被清军追上,导致大败。张献忠战死,也是因为清军突然兼程前进,速度大出他的意料,导致他没有准备。荆州之战前,勒克德浑部从北京跑到杭州,又从杭州跑到荆州,还保持部队的战斗力,这个水平也是明末的明军不可能有的。

还有一个原因让闯军原本的机动作战方式不能再用了,那就是绿营制度。明朝的时候,各地卫所兵自己不当流寇就不错了,所以中原大地任闯军驰骋,在前期的时候,只要避开明军的主力,一般的府城、州城也只能闭门自守,很少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后来能和明军打主力会战了,自然更不把明军的地方部队放在眼里。而清朝以大量绿营承担卫戍工作,极大地限制了闯军的运动战空间。

很多绿营在做明军的时候都是三流货色,比如说号称“汉将第一”的张勇,在左良玉麾下的时候,只是被李自成吊打的众多左镇将领之一,还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但是降清之后,他的军队得到了足够的粮饷供给,有清军的严格纪律约束,清朝也给了张勇与他的功劳相称的封赏,如果碰上张勇搞不定的敌人,还有八旗兵在后面压阵。于是,张勇部一下子从一支除了老百姓谁都打不过的三流军队,变成了能和刘体纯、贺珍、孙守法、米喇印、丁国栋、李定国等人正面硬刚,还经常打赢的强军。

这些绿营到处都是,使得闯军走到哪都会碰上难啃的硬骨头。就像荆州,这个地方卡住夔东和湖南之间的交通要道,清军没有多余的兵力保护这里,守将是顺军叛将郑四维。郑四维做明军的时候是纯正的垃圾,左良玉逃跑的时候都没带他,但是投降了大顺之后,他就能打得过左镇了。降清之后,郑四维因为杀害了大顺荆州防御使孟长庚,知道一旦大顺军打回来,别人尚可投降,他必死无疑,所以他比谁都卖力,清朝也给他足够的支持。李过多次进攻荆州,可是到最后也没打下来。

正是由于这些绿营兵,闯军在八旗兵疲劳不堪、北上休整的时候,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反攻,需要把戍守各地的绿营兵一股股敲掉,这就从闯军最擅长的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拼消耗。一旦开始拼消耗,清朝控制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片平原,闯军只控制湖广的几处偏远山区,那自然是不可能拼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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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后,组织了几场战役。

第一:撤出北京。

李自成兵败撤出北京,左光先与谷可成率部两万断后,五月三日在定州清水河与清军交战,谷可成被俘或阵亡,左光先在战斗中因马腿被砍而坠马折足,易马再战,不能骑,遂弃辎重而退入山西,与李自成会合。

第二:山西失利。

五月十日,清军恭顺侯吴惟华兵临大同。六月初六日,原大明大同总兵姜瓖率亲信将大顺军守将柯天相和张天琳杀死,投降清英亲王阿济格。李自成进入山西后,留明朝降将陈永福镇守太原,即返回西安。九月,清军围攻太原,大顺军坚守,相持不下。十月初,清军调来红衣大炮轰击城池,守将陈永福突围而走,重镇太原遂告失守。

第三:反击河南。

清庭入关后,除了占据北京附近外,还分遣士兵进占畿南、河南、山东一些地方。其中,祖可法出任河南卫辉的总兵,平定原武、新乡二县土贼。李自成的军队二万余人骚扰河南济源、怀庆,怀庆总兵金玉和战死,祖可法前去救援并且与李自成军力战。

顺治元年十月,多铎带孔有德、耿仲明等明朝降将2万南下,准备进军南京,平定东南。多尔衮到达河南时,接到战报,改变预定计划,先救怀庆,然后攻取潼关,与阿济格会师西安。多铎部清军进抵怀庆后,大顺军不敌,主动撤退。

第四:防御陕北。

十月,顺治帝在北京登基后,封阿济格为和硕英亲王,受命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满、蒙、汉军3万余,出山西进入陕西,追击李自成。

李自成部将高一功受命镇守榆林,李自成侄子李过受命镇守延安,与清军阿济格部恶战,牵制其南进。阿济格军入边墙后,命姜瓖统领明朝投降兵将围攻榆林,自己带领满、汉主力经米脂攻延安。南明史中记录:据尚可喜的叙述:“贼李锦据延安与肤施县城相犄角,王分兵围之二十余日,未下。王敕诸将佯攻肤施,而陰勒精兵薄延安城,猝用大炮击之,贼不支,遂宵遁。王与固山(指谭泰)分追,馘斩甚众,卤获其甲马器械不可胜计。”“冬十二月,克延安“。随后,阿济格率清军主力南下西安。

姜瓖于十二月三十日,统帅各镇官兵攻围榆林,次年正月十四日高一功突围而走(这时,多铎部清军已经占据潼关)。至此,陕北大顺军全部战败。

后来,李自成南下江汉,阿济格南下追击李自成,陕北的这支军队便向西转移,先到宁夏的惠安堡,会合了镇守甘肃、青海等地的大顺军党守素、蔺养成、贺兰等部,再由陕西汉中入蜀,顺长江东下湖北……

陕北之战期间,阿济格的兵力在八万左右,除了主力军外,还包含了姜瓖、唐通等投降军,而高一功、李过等兵力大概在三到四万,兵力远不如清军。

第五:潼关对峙。

十二月,多铎部由孟津渡过黄河,连破洛阳、灵宝等地。二十二日进抵潼关20里外立营,等候红衣炮。李自成获知清军将攻陕北的消息(大概十月时,阿济格已经展开对陕北的进攻)后,便陆续将军队北调,直至清军多铎部开近潼关时,才发现已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困境。于是临时决定由李自成亲自率军立即增援潼关。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大顺军主将刘宗敏先战,失利。次年(顺治二年,1645)正月初四日,刘芳亮领兵出战,又被清军击败;李自成亲自率领马、步兵迎战,多铎命令八旗兵全力反击,大顺军再次失利,步兵损失很多。初五、初六两天,大顺军连续利用夜间袭击清军营垒,都没有取得效果。初九日,清方红衣炮军到达;十一日,清军进逼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加强防守。清军先用红衣大炮轰击,随即大举进攻。在不利的情况下,大顺军仍然顽强拼搏,力图扭转战局,先派骑兵反击,又调遣部分兵马迂回到清军阵后突击,都被清军击败。(摘自顾诚南明史)

潼关战役持续了十三天,这是决定大顺政权能不能保住西北地区的关键一战。有人估算,潼关对峙时,多铎的兵力在六万到七万之间,而李自成方面的兵力在八万到九万之间。但是潼关地区狭窄,并不能像明清松山之战一样展开大规模的军团作战。

第六:大撤退。

正在潼关对峙时,清英亲王阿济格部大批军队已经进入陕北,尽避李过、高一功在延安、榆林英勇抗战,阿济格为了夺取西安,只留下大同总兵姜瓖率领一批明朝降将继续攻城,牵制陕北大顺军,自己却统领大军南下,向西安推进。在两路清朝大军的合击下,李自成被迫决定主动放弃陕西,另寻出路。十一日,李自成同刘宗敏、刘芳亮等率领来援主力奔回西安。十三日到达,当天就带领兵马、部分文职官员、家属和财物由西安经蓝田、商洛向河南撤退。十二日,清护军统领尼堪等领兵占潼关,大顺潼关守将马世尧率所部7000人降。这天晚上,马世耀派人秘密送信给李自成,请他回师潼关,密使被清军截获,第二天,多铎以打猎为名,把马世耀和他部下七千余名大顺军将士全部屠杀。

李自成在撤出北京后,组织了多次防御和反击,但都失败。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李自成失去了长城防线后,已无法在正面击败清军。尤其是潼关战役时,李自成及其部将必定奋力而战,只是潼关对峙,无力击退清军,他们为了保存实力,只好选择弃城而逃。另外,李自成战略多有失误,放弃山西而撤退到陕西,拱手让出山西。潼关之战时,江汉地区还有白旺集团军,他却没有调动这支军队北上救援。顾诚在《南明史》记载:”大约在三月下旬,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到达湖北襄陽一带。当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河南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陽、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兵员七万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这7万多军队,竟然在潼关之战时,没有支援李自成,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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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喘息的机会了。

明朝不是剿灭不了李自成等人,十八人的流寇怎么在大一统王朝下翻身?

实际上李自成,张献忠甚至时间更早的十八路流寇入凤阳,明王朝的实力依然可以按死这些人。

最关键的在于到了木匠的时候明朝财政已经彻底崩溃了。不要说基础官兵就是基础校尉都没有粮饷了。军屯已经彻底消失被文官和宗室侵吞殆尽。

全国财政甚至都不足应对努尔哈赤,需要增加辽饷应对。也就是说全国军费以及新增税赋只能维持山海关一线,而山海关方面的战略规划是最耗费财政的“建城”!想一路靠堡垒修过去!

剿匪军队不单欠薪几年,拉到战场还没有全额粮饷。这种情况下军队上到将领下到士卒都清楚,只要农民军不灭,自己还能吃口饭并能抢劫,同时一些某村县的小豪强还能威胁一下,军队从上到下还有机会吃饱饭,甚至给家中有些盈余。

在这样的财政背景下。换你我去也要养寇自重。真剿灭了农民军,还有饭吗?

大明能给军队士卒补足粮饷欠款?发放足额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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