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自成欠了高利贷不想着好好打工还债上岸却琢磨怎么造反？
一、那个时代，“打工”并非“上岸”的坦途
首先，我们要理解那个时代“打工”的真实含义。虽然也有各种手工业者、小商贩，但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百姓而言，“打工”更接近于成为地主的雇农、官府的徭役，或者跟随军队做一些后勤杂役。这些“工作”的收入极低，且不稳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官员、地主以及自然灾害。
李自成最初的经历，正是这种底层生活的写照。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做过牧童，后来进入明朝军队当一名普通的士兵。士兵的生活有多苦？不仅是训练和打仗的危险，还有军饷拖欠、克扣更是家常便饭。许多士兵，尤其是低级士兵，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这种环境下，“好好打工还债”更像是奢侈的空想。即便他努力工作，微薄的收入也很难改变贫困的命运，更别提偿还什么“高利贷”（虽然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高利贷，但借贷普遍存在，利息奇高，一旦陷入便是深渊）。
二、社会的“高利贷”远比个人债务更可怕
李自成所面临的“高利贷”，更大程度上是整个明朝社会对底层人民的压榨。这种压榨体现在：
沉重的赋税徭役： 万历朝以来，为了应付辽东战事和国内的种种开销，明朝政府不断加重赋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地主阶层通过高额地租剥削佃户，而官府则通过各种名目继续搜刮。这些层层加码的赋税和徭役，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远远超过了个人借贷的范畴。
官员的腐败和敲诈： 明朝官场腐败严重，官员们利用职权巧取豪夺，对百姓进行各种形式的敲诈勒索。士兵身上的油水，往往被层层克扣，真正到达士兵手中的寥寥无几。李自成在军中，也亲身经历了这种黑暗。
自然灾害的侵袭： 明朝后期，小冰河期到来，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这些灾害导致粮食歉收，物价飞涨，底层百姓更是生计艰难。当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时，谈何“还债”？
可以说，李自成和他身边的许多人，他们面临的不是个人的债务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压迫是系统性的，不是个人努力就能摆脱的。
三、造反，是“绝境”下的“破局”之道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造反对于李自成和他的同伴们来说，与其说是“不想还债”，不如说是一种在绝境中寻找出路的“破局”方式。
生存的最后挣扎： 当生存空间被极端压缩，所有的合法途径都被堵死时，反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对于一个被军队开除、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士兵来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改变命运的机会： 造反并非只是为了逃避责任，它也意味着推翻现有秩序，建立新的秩序。如果能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新的统治者，摆脱过去的贫困和屈辱，成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人。这是一种对更美好生活的终极渴望。
同伴的呼应和鼓动： 李自成在军中时，就因为为人仗义、有胆识而受到许多士兵的拥戴。当他被裁后，许多同样处境艰难的士兵愿意跟随他。他的起兵，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对广大底层民众和士兵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和回应。
四、为何不“好好打工”？因为“打工”的“老板”就是压迫者
进一步来说，如果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打工”环境，李自成或许会选择用自己的劳力去谋生。但是，明朝的许多“打工”机会，其“老板”正是那个压迫他们的阶层。比如，为地主打工，就是为剥削者服务；在军队里“打工”，却连军饷都拿不到，反而被克扣。这种情况下，继续“打工”无异于饮鸩止渴，甚至是在为虎作伥。
李自成所看到的，不是一个能够让他通过辛勤劳动改变命运的平台，而是一个腐朽不堪、榨干民脂民膏的体系。他起兵造反，正是要推翻这个体系，而不再去为这个体系“打工”。
总结一下：
李自成并非一个简单的“欠债不还”的“老赖”，他是一个在极端贫困和社会压迫下，被迫选择反抗道路的普通人。他所面临的“高利贷”，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剥削，而非个人债务。造反对于他而言，是绝境下的唯一出路，是对摆脱压迫、改变命运的渴望，也是对一个腐朽政权的控诉。用现代的“打工还债”观念去套用李自成的历史选择，是简单化和脱离历史语境的。他所追求的，是那个时代下，底层人民最朴素的生存权和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网友意见
《大明律》明文规制：“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杖一百。”
李逵有句名言：“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就算《大明律》能够严格执行，这种利率同样很扯淡，农民种地能种出每年36%的利润？
根据康熙年间的《米脂县志》的记载，李自成从驿站下岗回家之后，“里中相推李自成为里长，使主征会自给”。
此时的李自成，承担是一个包税人的角色，这种人需要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李自成作为走南闯北的驿卒，又有勇力，又是本地人，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作为驿卒，经常需要和基层官府打交道，要不然他也不会认识艾应甲这种几代为官的乡宦。
作为里长，李自成负责代征本地的赋税，只要完成官府规定的额度，多收多少都是他自己的，收少了的话，要他包赔。
正常来说，包税人没有亏本的，都是本地的黑社会，从农民手上收钱还叫事吗？而且这种生意根本不需要本钱。可是李自成偏偏把这么好的买卖干赔了。
年轻时代李自成和很多天真的穿越者一样，竟然妄想在明末走种田路线，而且还敢贷款创业。
结果可想而知，赔得裤子都当了。
明朝百姓承担的赋税，从来都是不合理的。且不提士绅仗着他们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有很多办法偷税漏税，就算他们遵纪守法，照章纳税，他们交的那点税都是九牛一毛。明朝的正税也就将巴够在册人员的工资，其他用度开销，全都是靠潜规则来加派。
粮食征上来了，仓储费用从何而出？加派。
运输费用从何而出？加派。
一路上打点黑白两道的钱从何而出？加派。
官府派去下乡征粮的，都是不在册的临时工，他们的工资从何而出？自己想办法。
官府的税吏们靠潜规则弄钱的时候，是会找艾家这样四代举人的乡绅呢？还是会找那些无权无势的穷鬼呢？答案显而易见。
当年朱元璋制定制度的时候，这个税额是够用的，可是现在朱元璋已经死了二百多年了，大明朝还在按这个额度征税。加税是不可能加税的，朝廷里制定政策的都是地主出身，就算有“出身寒门”的，也有亲戚朋友当地主，谁会自己割自己的肉？
所以说，大明的税收根本就是个鸵鸟政策。我在制度设计上不加税，就可以假装没有税。朝廷都说没有税了，士绅又怎么可能交税呢？至于税吏们实际上从老百姓手里拿多少，“君子远庖厨”，装看不见就完事了，反正穷鬼们不是我家亲戚，让他们和那帮贱役随便折腾吧。
就算加上三饷，明朝的总税额也没有多少，大头都是征收过程中的费用。比如说作为朝廷重要财源的每年四百万石漕粮，士绅们基本上还是按照规矩缴纳自己的份额，但是在漕粮运输过程中，消耗的必要成本和经办人员的好处怕是要有四千万石，而这些肯定是不会让士绅出的，都是纳粮的老百姓和运河两岸贫民出。
本来应该和财主均摊的份额，现在全加在穷人身上，穷人怎么可能出得起呢？出不起怎么办？向老爷们借高利贷呗，说不定老爷还能大发善心，按合法利率借给你，年利率才36%。还不起也好办啊，有房的卖房，有地的卖地，实在啥也没有，那卖老婆，卖闺女，自己卖身为奴。
于是，就产生了那些有土地百顷、奴仆千人的大地主。
按照他们给自己家族规划的路线，结果就是一直兼并下去，直到把所有自耕农，甚至富农、小地主的土地都兼并掉，变成一个完全士绅土地所有制的“美好国度”。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
总是有人不识相，比如说双泉里的这个里长，就忒不识相。看看别的里长是怎么干的，刁民敢不交税，那就带人冲进他们家里见什么拿什么。再不交，把他家牛牵走，把他家女儿绑走。你李自成平时打架斗殴不是挺能的吗？怎么这会儿怂了？你那帮小兄弟，田见秀、刘宗敏、李过、高杰、李友，一个个不都号称英雄好汉吗？怎么现在全都蔫了？
结果李自成就这么黏黏糊糊磨磨蹭蹭，税也收不上来，欠艾老爷的钱也还不上。
艾老爷和县太爷一商量，这还得了？要是以后包税的都这副德行，我们这买卖还做不做了？这种人必须重拳出击才行。
按照《大明律》，欠债不还是要打板子的，最高可以打到六十板，这已经是极度偏向财主了，正常人谁也没练过金屁股铁裤衩，别说六十板，真要是往狠了打，十板就能要人的命。就算不故意加料，六十板打完也有出气没进气了。要是贿赂衙役，倒可以轻打，可问题是，要是有贿赂衙役的钱，直接还债不就结了。
艾老爷把片子递到县衙，县太爷当即把李自成抓来打板子，李自成也没话可说，大明的律法就是这么定的嘛。李自成毕竟过去做驿卒时也总和县衙门这些人打交道，多少有点交情，没被打得太惨。
但是，艾老爷和县太爷觉得还不够劲，这帮刁民天天看打屁股，早就习惯了，光打屁股没什么威慑力。于是，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
笞而枷诸通衢烈日中，列仆守之，俾不得通饮食，盖欲以威其众也。——郑廉《豫变纪略》
这可就不是《大明律》规定的刑罚了，让一个刚刚挨完板子的人带着枷跪在烈日下，还不许吃饭喝水，这摆明了就是要李自成的命，好警告其他人：敢欠艾老爷的钱就是这个下场。而且“执法”的人甚至不是官府的衙役，而是艾家的奴仆。
这时，李自成的乡亲同事也都来了，他们请求“移诸阴而饮食之”，老爷出出气也就得了，别真闹出人命来。但艾家恶奴的态度是“呵骂不许”。
这个时候，李自成的火气上来了，他不跪了，站起身来，踉跄两步，用刚挨完板子的屁股往太阳底下一坐：“老子就晒死在这里能咋地！”
当然不能真晒死，众驿卒、邻居也都怒了，砸开李自成的枷锁，带着他一起逃到了城外。但到了这一步，他们也没敢造反，而是躲在树林里，想等风头过去。
但这事是过不去了，很快，典史（原文是县尉，应该是用古代官职指代当时的官职，如同称知府为“太守”）带着一群衙役兵卒出来追捕他们。走到树林边上，典史也怂了，万一里面有埋伏怎么办？两下就这样僵住了。
这时天快黑了，李自成一伙饿得头晕眼花，实在没辙了，横竖是个死，干吧。于是他们“仗白梃一哄而出”。
白梃，也就是木棍。然而，手持兵刃的官兵衙役是什么反应呢？
县尉惊，坠马死，吏卒溃而奔，弓刀器械悉为其有。
捡起官兵扔得满地的武器，李自成他们终于明白了，官府也他妈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害怕他，他就是天，你不怕他，他就是屁。
连年荒旱，米脂本就民不聊生，李自成振臂一呼，一夜之间得上千人。随后开始抢劫富户，“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闯军三十三年的征战历程，就此开始。
南明最耀眼的巨星李定国，10岁就被亲爹卖给了响马讨生活。李定国为了扶明都把大哥孙可望的桌子掀了，您是不是还要问10岁的正太李定国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自杀，要给大明添负担？
李定国的大哥，西南根据地的建设者，狗罕见孙可望，12岁那年没了爹妈，去官府寻求帮助被老爷一顿板子打出来了。您是不是要问12岁的孙可望为什么不老老实实饿死，要给国家添负担？
这些日后割据一方的巨寇您可以说他们有野心，是借着天灾人祸火中取栗，那咱们把视角看到遭灾较少，地方秩序相对较为稳定的南方沿海地区，看看那里影响较小的贼民是怎么干的。
明末福建宁化县黄通领导的田兵起义，喊的口号口号是“较正斗斛，裒益贫富”“八乡均佃”。
啥意思呢？反对地主用二十升的大桶收租，“唱谕诸乡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老爷您少收四升的租，咱们继续老老实实当您的佃农。
田兵起义的另一个诉求是争取“永佃权”。
什么叫“永佃权”呢？老爷您爱土地兼并就土地兼并，我也不和您白话土地所有权，您只要让我继续在这块地上种地就行，我愿意给您交租当一辈子佃户。
大汉的起义军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直接要革了天子他爹的命。大宋的起义军喊“均贫富，等贵贱”，要实现今天还很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大清的起义军喊“平均地权”，最起码也想完成打土豪分田地的任务。
大明这田兵的口号都多卑微了，他们没追求推翻腐朽的大明，没指望拿回土地变回自耕农，更别说唠唠天子他爹的八卦了。只要老爷们愿意鞭子抽得轻一点，他们愿意继续当没有土地的佃户给老爷们交租子。
这点卑微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逼着人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去拼命。什么叫欲当奴隶而不可得？这就叫欲当奴隶而不可得。
这种问题我也能问出来一个，为什么东汉末年老百姓生了病不去三甲医院看病，而是找宣扬封建迷信的张角和张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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