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偏偏是李自成和洪秀全这些没有雄才大略的人发展起来了？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也触及了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层面：为什么在动荡的年代，一些看起来并非“雄才大略”的领导者，反而能汇聚起巨大的力量，甚至掀起改朝换代的大浪潮？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把时间拨回到李自成和洪秀全所处的时代，仔细瞧瞧他们崛起的土壤，以及他们自身的特质。
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大前提：历史从来不是由“最优秀”的人单方面书写的，而是由“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时机”抓住“最合适的机遇”才得以推动的。 李自成和洪秀全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并非是因为他们“没有雄才大略”，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恰好具备了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一些特质，并且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给了他们机会。
一、 时代背景：腐朽的体制与遍地的民怨
要理解李自成和洪秀全的崛起，首先要看他们脚下的土地。
明朝末年的李自成： 晚明的社会状况，简直是乌云密布。政治上，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皇帝怠政，整个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腐败不堪。财政上，国家税收枯竭，军费开支巨大，百姓被层层加码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天灾更是雪上加霜，旱灾、蝗灾、瘟疫轮番上演，使得原本就民不聊生的百姓，更是陷入绝境。
在这种环境下，人心思变。统治者无能，百姓活不下去，自然就会有人揭竿而起。李自成的起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同干柴遇火，迅速蔓延。他不是第一个造反的，但他是那个在合适的时间点，以合适的方式，聚集起最多力量的。
清朝中期的洪秀全： 太平天国运动的背景，同样是清朝统治的弊端日显。虽然清朝初期和中期有过“康乾盛世”，但到了后期，社会矛盾也逐渐积累。土地问题依然严重，八旗制度的腐朽，官场的贪腐，民族矛盾（虽然表面上是“满汉一家”，但潜在的压抑是存在的）等等，都为动乱埋下了伏笔。
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的入侵，特别是鸦片战争，更是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这种外部压力，加上内部的社会危机，使得一部分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恰恰迎合了当时一部分对现实不满、又渴望变革的群体，尤其是那些对传统儒家思想感到失望，或者被西方传教士思想所吸引的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
二、 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并非“无能”，而是“契合”
现在来看李自成和洪秀全本身。说他们“没有雄才大略”，其实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评价。如果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代入他们所处的环境，就会发现他们身上具备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能力”。
李自成：
“领袖魅力”与“基层经验”： 李自成出身贫苦，做过驿卒，深知民间疾苦。他作战勇猛，能和士兵同甘共苦，这种“跟群众站在一起”的姿态，是他最核心的领导力。他不像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他懂得如何鼓舞士气，如何组织一群饥寒交迫的农民去打仗。
“灵活的战术”与“适应性”： 他的军事生涯，就是一部不断适应和学习的历史。从最初的流寇，到后来发展出“八旗式”的组织和战术，他能够根据对手和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他并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以实用主义为导向。
“政治嗅觉”与“权力整合”： 虽然他可能没有系统的政治学理论，但他懂得如何团结起不同的起义队伍，如何吸引那些对朝廷绝望的官员和士人加入。他颁布的“均田免赋”等政策，虽然是为迎合农民，但也确实切中了当时社会的核心矛盾，能够迅速赢得民心。他能够从一个普通士兵，最终成为一股能够攻入北京的强大力量，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手腕。
洪秀全：
“宗教感召力”与“思想创新”：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本土的平等、大同思想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信仰体系。这种体系，对于那些在战乱和贫困中感到无助的人们来说，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和希望。他宣扬的“天下乃天父天兄所造，无论何人皆系手足之情，一律平等”，直接挑战了封建等级制度，具有极大的革命性。
“坚定的信念”与“意志力”： 面对强大的清朝军队，太平天国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洪秀全本人始终保持着对“天命”的信念，并以此来激励部下。这种精神上的领导，有时比战术上的精妙更为重要。
“组织动员能力”： 他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基层的小队到高级的将领，层层负责。他将信徒们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制定律法（虽然有些严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三、 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时势造英雄”： 很多时候，历史的进程并非由某个“完人”来主导，而是由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一些关键人物前进。李自成和洪秀全恰好出现在了明末和清中期的社会危机爆发点，并且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反抗压迫、改善生活——产生了高度的契合。
“踩准节奏”：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发展到拥有百万军队、定都南京，是因为它在一个清朝统治相对疲软、但社会矛盾又已经尖锐到无法调和的时期爆发。李自成同样抓住了明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无力镇压大规模起义的时机。
“对手的失误”： 官逼民反，官府的腐败和无能，也为他们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如果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有效应对民怨，能够及早改革，也许就不会有李自成和洪秀全这样的起义领袖站到历史的舞台中央。
四、 为什么“看起来”没有雄才大略？
这里可能存在一种误解。我们对“雄才大略”的定义，往往是建立在现代历史学的视角，甚至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评判的。比如，我们可能会期望一个领导者像刘邦那样能知人善用，像朱元璋那样有系统性的治理能力，或者像毛泽东那样有深邃的战略思想。
但李自成和洪秀全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所要面对的群众，他们的“才”，更多体现在：
与底层民众的沟通能力： 他们能说服一群没有读过书、只会种地或当兵的农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生存和应变能力：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能够组织队伍，获取补给，躲避官兵的追剿。
精神的领导力： 在缺乏物质保障和明确制度的情况下，他们能用信念和理想去凝聚人心。
可以说，他们没有发展出长远的、能够建立稳固王朝的“雄才大略”，这可能是导致他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他们能够发展起来，并深刻影响历史，恰恰是因为他们具备了那个时代、在那个情境下，能够吸引和组织起最大规模的民众的力量。
总结来说，李自成和洪秀全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并非因为他们“没有雄才大略”，而是他们恰好成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能够抓住最关键矛盾、最能够获得底层民众支持的“合适的人”。他们的“才”，体现在了与时代的契合，以及在混乱中凝聚人心的能力上，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对“伟大君主”的定义。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危机的爆发点。
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大前提：历史从来不是由“最优秀”的人单方面书写的，而是由“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时机”抓住“最合适的机遇”才得以推动的。 李自成和洪秀全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并非是因为他们“没有雄才大略”，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恰好具备了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一些特质，并且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给了他们机会。
一、 时代背景：腐朽的体制与遍地的民怨
要理解李自成和洪秀全的崛起，首先要看他们脚下的土地。
明朝末年的李自成： 晚明的社会状况，简直是乌云密布。政治上，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皇帝怠政，整个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腐败不堪。财政上，国家税收枯竭，军费开支巨大，百姓被层层加码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天灾更是雪上加霜，旱灾、蝗灾、瘟疫轮番上演，使得原本就民不聊生的百姓，更是陷入绝境。
在这种环境下，人心思变。统治者无能，百姓活不下去，自然就会有人揭竿而起。李自成的起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同干柴遇火，迅速蔓延。他不是第一个造反的，但他是那个在合适的时间点，以合适的方式，聚集起最多力量的。
清朝中期的洪秀全： 太平天国运动的背景，同样是清朝统治的弊端日显。虽然清朝初期和中期有过“康乾盛世”，但到了后期，社会矛盾也逐渐积累。土地问题依然严重，八旗制度的腐朽，官场的贪腐，民族矛盾（虽然表面上是“满汉一家”，但潜在的压抑是存在的）等等，都为动乱埋下了伏笔。
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的入侵，特别是鸦片战争，更是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这种外部压力，加上内部的社会危机，使得一部分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恰恰迎合了当时一部分对现实不满、又渴望变革的群体，尤其是那些对传统儒家思想感到失望，或者被西方传教士思想所吸引的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
二、 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并非“无能”，而是“契合”
现在来看李自成和洪秀全本身。说他们“没有雄才大略”，其实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评价。如果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代入他们所处的环境，就会发现他们身上具备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能力”。
李自成：
“领袖魅力”与“基层经验”： 李自成出身贫苦，做过驿卒，深知民间疾苦。他作战勇猛，能和士兵同甘共苦，这种“跟群众站在一起”的姿态，是他最核心的领导力。他不像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他懂得如何鼓舞士气，如何组织一群饥寒交迫的农民去打仗。
“灵活的战术”与“适应性”： 他的军事生涯，就是一部不断适应和学习的历史。从最初的流寇，到后来发展出“八旗式”的组织和战术，他能够根据对手和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他并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以实用主义为导向。
“政治嗅觉”与“权力整合”： 虽然他可能没有系统的政治学理论，但他懂得如何团结起不同的起义队伍，如何吸引那些对朝廷绝望的官员和士人加入。他颁布的“均田免赋”等政策，虽然是为迎合农民，但也确实切中了当时社会的核心矛盾，能够迅速赢得民心。他能够从一个普通士兵，最终成为一股能够攻入北京的强大力量，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手腕。
洪秀全：
“宗教感召力”与“思想创新”：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本土的平等、大同思想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信仰体系。这种体系，对于那些在战乱和贫困中感到无助的人们来说，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和希望。他宣扬的“天下乃天父天兄所造，无论何人皆系手足之情，一律平等”，直接挑战了封建等级制度，具有极大的革命性。
“坚定的信念”与“意志力”： 面对强大的清朝军队，太平天国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洪秀全本人始终保持着对“天命”的信念，并以此来激励部下。这种精神上的领导，有时比战术上的精妙更为重要。
“组织动员能力”： 他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基层的小队到高级的将领，层层负责。他将信徒们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制定律法（虽然有些严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三、 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时势造英雄”： 很多时候，历史的进程并非由某个“完人”来主导，而是由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一些关键人物前进。李自成和洪秀全恰好出现在了明末和清中期的社会危机爆发点，并且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反抗压迫、改善生活——产生了高度的契合。
“踩准节奏”：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发展到拥有百万军队、定都南京，是因为它在一个清朝统治相对疲软、但社会矛盾又已经尖锐到无法调和的时期爆发。李自成同样抓住了明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无力镇压大规模起义的时机。
“对手的失误”： 官逼民反，官府的腐败和无能，也为他们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如果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有效应对民怨，能够及早改革，也许就不会有李自成和洪秀全这样的起义领袖站到历史的舞台中央。
四、 为什么“看起来”没有雄才大略？
这里可能存在一种误解。我们对“雄才大略”的定义，往往是建立在现代历史学的视角，甚至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评判的。比如，我们可能会期望一个领导者像刘邦那样能知人善用，像朱元璋那样有系统性的治理能力，或者像毛泽东那样有深邃的战略思想。
但李自成和洪秀全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所要面对的群众，他们的“才”，更多体现在：
与底层民众的沟通能力： 他们能说服一群没有读过书、只会种地或当兵的农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生存和应变能力：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能够组织队伍，获取补给，躲避官兵的追剿。
精神的领导力： 在缺乏物质保障和明确制度的情况下，他们能用信念和理想去凝聚人心。
可以说，他们没有发展出长远的、能够建立稳固王朝的“雄才大略”，这可能是导致他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他们能够发展起来，并深刻影响历史，恰恰是因为他们具备了那个时代、在那个情境下，能够吸引和组织起最大规模的民众的力量。
总结来说，李自成和洪秀全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并非因为他们“没有雄才大略”，而是他们恰好成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能够抓住最关键矛盾、最能够获得底层民众支持的“合适的人”。他们的“才”，体现在了与时代的契合，以及在混乱中凝聚人心的能力上，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对“伟大君主”的定义。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危机的爆发点。
网友意见
搞建设和搞破坏是不一样的！
搞建设要谋定而后动，要筹划万全，一个小瑕疵就可能功亏一篑。
搞破坏则则更多的需要胆量，敢耍赖撒泼，敢杀人放火，只要敢，搞破坏比搞建设更容易出名。
举个例子，我等凡夫俗子，一辈子兢兢业业未必能够上个头条。
但是你只要敢，杀父杀母，再把同事老师剁掉几个，立刻就能上头条 。
李自成和洪秀全，都是破坏得多，建设得少。李自成在山海关一战失利就再无机会，为什么？因为他的部队在北京城的所作所为还不如清兵。为何如此？因为李自成根本就没有好好经营自己的地盘，所谓“闯王来了不纳粮”说白了就是抢大户，抢大户也没问题，关键是你只管抢却不参与地方的重建，不重新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秩序。破坏了地方经济以后，让更多人变成流民，而后被胁迫着流民跟着起义军继续搞破坏。这种方式看着声势浩大，但大户的钱也有限。当流民越来越多，天下糜烂，抢大户也无法养那么多流民的时候，起义军就只能去抢普通人，结果就是民心尽失。李自成据说是被农民给用锄头砸死的，可见他失民心到了何种程度。
洪秀全的情况也类似。占领南京以后，太平天国形成了割据，开始尝试着经营江南地区。太平天国总体做得比李自成要好，好歹还尝试了一下搞搞建设。但是其制度从经济生产，外交，内部稳定，文化建设上都连清政府都不如。内部的争斗都变成了白热化的自相残杀，太平天国里的两极分化和高层的骄奢淫逸比清廷不知严重几何。太平天国的制度没有任何优越性，所以最后人心尽失。洪秀全也只能自杀了事。
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罢，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人民宣泄不满的一个出口。当人民心中充满怨气，谁越会搞破坏谁就会获得更多支持。但是评判一个政治人物的终极标准永远都不是他搞破坏的能力，而是他搞建设的能力。搞不好建设，迟早会被人民和历史给抛弃。李自成和洪秀全的历史评价也会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回归到24史的评判标准中去。
对了，再习惯性地黑一下某大国的某建国同志。大家想想他是建设得多还是破坏得多？
因为“群雄”主要就是这些你认为没才略的人啊。。。
明朝那些有可能当地方群雄的人一般都很忠于崇祯，与农民军交战到底，最后被李自成打败身死，然后李自成攻城略地，势力自然就发展起来了。《明史》里面因与农民军交战身死的总督（4人）和巡抚级别的地方大员（9人）都并为两传，所以这方面并不难统计。所以以三国游戏的角度，李自成至少相当于杀死了明朝4个军团长和6个州刺史。
总督：
- 傅宗龙，三边总督，1641年项城之战被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击败，为李自成军所杀；
- 汪乔年，继傅宗龙任三边总督，1642年襄城之战被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击败，为李自成军所杀；
- 杨文岳，保定等地总督，1642年朱仙镇之战被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击败，为李自成军所杀；
- 孙传庭，兵部尚书，保定等地总督，1643年潼关被李自成攻陷，为李自成军所杀。
巡抚：
- 宋一鹤，湖广巡抚，1643年李自成军破承天府，自杀；
- 冯师孔，陕西巡抚，1643年李自成军破西安，自杀；
- 林日端，甘肃巡抚，1643年底李自成军破兰州，为李自成军所杀；
- 蔡懋德，山西巡抚，1644年李自成军破太原，自杀；
- 卫景瑗，大同巡抚，1644年李自成军破大同，自杀；
- 朱之冯，宣府巡抚，1644年李自成军破宣府，自杀；
- 陈士奇，四川巡抚（死时已被去职），1644年张献忠军破重庆，为张献忠军所杀；
- 龙文光，四川巡抚（继任陈士奇），1644年张献忠军破成都，为张献忠军所杀；
- 刘之勃，四川巡按，1644年张献忠军破成都，为张献忠军所杀。
以上总结起来，为张献忠所杀者确实远少于李自成，而且官职重合，所以张献忠最后就得了四川。
话说回来，个人认为，宋太祖以来强干弱枝的改革、地方文武的相互制衡等，还有科举制的深入，到后来效果还是越来越明显的。汉末、唐末的群雄割据，其实就是一大批州刺史、州牧、节度使自己都反了，然后大批地方知识分子也自然而然的投靠了这些人。后来这种情况就较少出现了，包括太平天国、捻军时，好像也从没听说清朝那个总督、巡抚主动起事或者投向太平军。反倒是清末一废科举，武昌起义后各省立马就都自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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