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末江北四镇没能够像唐末藩镇那样抵挡满清割据一方？
一、 天时地利人和：唐末藩镇崛起的土壤与明末江北四镇的困境
首先要明确一点，唐末藩镇的崛起和明末江北四镇的处境，其历史背景和演变逻辑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唐末藩镇的“地利”与“人和”：
节度使的初始定位： 唐朝初年设立节度使，本是为了加强边疆的军事防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逐渐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衰弱，藩镇割据的根基就已埋下。
地理优势： 各个藩镇往往控制着重要的战略要地或富庶的地区，例如河朔地区（河北一带）的藩镇，由于靠近北方边境，军事力量雄厚，且区域经济相对独立，为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
军事力量的世袭与强大： 节度使的权力常常能够世袭，军队也逐渐成为其私人武装，对中央的效忠度下降。这些藩镇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且能够自行招募、训练和供养，军事实力的强大是其割据的基础。
政治裂痕与中央的无力： 唐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皇帝更迭频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藩镇节度使往往能通过贿赂、联姻等方式与中央的权贵勾结，甚至直接对抗中央的命令。
经济上的相对独立： 一些藩镇控制着重要的税收来源和贸易路线，能够自给自足，甚至发展出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使得他们不依赖于中央就能维持运转。
明末江北四镇的“困境”与“天时”：
“四镇”的性质不同于唐末藩镇： 江北四镇，其名称本身就带有“总兵”的官职属性，他们更多的是被中央政府委以重任的军事将领，而非拥有独立行政和财政权力的封疆大吏。他们的权力是朝廷授予的，其职责是守卫疆土，而非经营地方。
满清的强大外部压力： 与唐末面对的是内部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割据不同，明末江北四镇面对的是一个异常强大且目标明确的外部敌人——满清。满清不仅在军事上日渐强大，而且组织严密，作战勇猛，对明朝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使得四镇的首要任务是与满清作战，而不是向内争夺权力。
财政与后勤的依赖： 尽管四镇名义上掌握兵权，但其军饷、粮草的供应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中央政府。明朝中后期财政危机严重，中央政府无力提供充足的支持，导致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也限制了他们“割据”的可能性。一旦朝廷断绝供应，他们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中央的制衡与监督： 虽然明朝的中央集权有所衰弱，但与唐朝末年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制衡机制。朝廷会派遣监军太监，并且对总兵的任免依然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使得四镇的将领不敢轻易擅自行动，更不用说发展出独立于朝廷的势力。
“拥明”还是“自保”的矛盾： 四镇的将领，如孙传庭、曹变蛟等人，在明朝覆灭前，大多是效忠于明朝的。即使在明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标也是保护家族、个人以及尽可能延续明朝的统治，而不是建立独立的政权。
二、 将领的个人素质与战略考量
除了上述宏观环境的差异，将领个人的能力和战略选择也是影响因素。
唐末藩镇将领的野心与政治嗅觉： 许多唐末的藩镇将领，他们本身就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懂得如何利用中央的衰弱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并逐步实现权力扩张。他们的军事才能往往与政治权谋相结合。
明末江北四镇将领的局限性：
军事将领的职业局限： 明末的许多将领，尽管在战场上英勇善战，但他们更多的是纯粹的军事人才，在政治斗争和治国理政方面缺乏经验和远见。一旦脱离了中央的支持，他们难以建立起一套能够支撑独立割据的政治、经济体系。
忠诚与背叛的抉择： 在明朝灭亡的混乱时期，一些将领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例如，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选择，就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家族安危，投降了满清，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个人选择的动机，与唐末藩镇节度使的长期蓄谋和权力累积是不同的。
“宁为玉碎”的悲壮： 许多忠于明朝的将领，如孙传庭，在为明朝尽忠时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像唐末藩镇那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他们更倾向于“明亡则我亡”的理念，而不是在明朝覆灭后另立山头。
三、 军事制度的差异
明朝和唐朝的军事制度也存在显著差异。
唐朝的府兵制与募兵制： 唐朝初期的府兵制带有一定的民兵性质，但安史之乱后，府兵制瓦解，募兵制盛行。募兵制使得军队与个人将领的关系更为紧密，尤其是在地方化的募兵体系下，更容易形成藩镇。
明朝的卫所制与募兵制： 明朝初期实行卫所制，但后期卫所制腐败，军事实力的根基动摇，转而依赖募兵。然而，明朝的募兵制仍然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军队的调动和指挥权最终掌握在皇帝手中，这与唐朝藩镇的军权自主性有很大区别。虽然总兵手握兵权，但其权力仍然受到层层制约。
四、 满清的策略与军事优势
满清作为一个统一的、目标明确的军事集团，其作战方式和政治策略也与唐末的内部冲突不同。
军事上的优势： 满清军队经过长期发展，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严密的组织纪律以及高效的作战策略。他们能够通过集中优势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明朝的军事力量，包括边镇的军队。
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 满清非常懂得利用明朝内部的矛盾和人心的离散。他们通过招降纳叛、许以高官厚禄等手段，瓦解明朝的统治基础。江北四镇的将领，在面对满清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中央朝廷的腐败无能时，一些人选择投降，也与满清的政治攻势有关。
一体化的战争： 满清对明朝的战争是全国性的，他们并非在一个区域与某个藩镇对抗，而是要彻底征服整个中国。这种全面战争的性质，使得各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即便有心割据，也难以抵挡住满清的整体推进。
总结来说， 明末江北四镇未能像唐末藩镇那样抵挡满清割据一方，并非因为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面临的敌人性质、自身的制度约束以及将领个人的局限性，都与唐末的藩镇割据有着本质的区别。唐末藩镇是在中央集权衰弱的背景下，利用既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逐渐发展壮大并形成割据的。而明末的江北四镇，更多的是在外部强大敌人压境、中央政府无力有效支持的艰难条件下，作为朝廷的军事“工具”在进行一场输不起的防御战。一旦战争走向失败，他们缺乏独立的根基来支撑独立的势力。他们的悲剧，更多的是作为那个时代一群无奈的殉道者，在国家倾覆之际，或战死，或投降，或被清算，其结局与唐末藩镇的权力扩张逻辑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意见
一，江北四镇硬实力不行
江北四镇基本是降兵败将聚拢来的四个部队。里面夹有裹挟而来的普通平民。说是军队，不如说是流民大营
二，江北四镇内部松散
基本每个内部还有各种派系，四镇互相之间还有矛盾
三，江北四镇没有社会基础
江北四镇前期依靠明政府的财政物资，在拥立成功后渐渐跋扈，自己开始尝试独立，尝试控制地方。但是时间短水平低，所以与地方并没有多少联系。自然也得不到当地社会的支持。
四，存在时间太短
短短一年就分漰瓦解
因为他们不能割据一方，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抵挡清军。
什么是割据一方，那是财权军权都归藩镇所有这是朝廷认可的，也是藩镇实际上可以控制的，但是江北四镇不具备这个条件。
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四个人，都只是理论上是自己这支军队的首领而已。
黄得功手下的人中，翁之琪、邓林祖这些人或许是他的嫡系，田雄是宣府来的，马得功和黄得功一样是辽人，却并非京营出身，还有方国安之流，原本与黄得功八竿子打不着，南明朝廷成立之后才跑来合伙，水师力量更是全靠黄蜚、郑鸿逵他们。
高杰部下的李本深、胡茂祯是他背叛李自成的时候带来的，其他部下中，郭虎是陕北边军出身，李成栋出身于宁夏边军，但是长期在河南任职，杨承祖是罗汝才的旧部。
刘泽清之前在开封和李自成交手的时候，还只有三千人，顺军占领山东之后，各路残兵败将全都南逃跑到了刘泽清麾下，他才成了大帅。刘泽清逃跑前留下送死的柏永馥原本是辽东右营游击，大概率也不是他们的嫡系。
刘良佐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他手下连个有名气的人都找不出来，不过作为江北四镇中战绩最烂的一镇，其他三镇如此，他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史可法自己直辖的兵马，如刘肇基、乙邦才、李栖凤、张天禄等人，也是一帮小军阀拼凑起来的。像刘肇基这样的，本来只是个在家闲居的废将，史可法实在是没有信得过的人可用，才把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拉出来了，给他们番号编制，让他们招募军队，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如何不问自知。刘肇基、乙邦才比较有气节，能做的也只有带着自己的亲兵拼死而已，剩下那些本来就是人渣的自然毫不犹豫就投降。
简单来说，除了黄得功和刘良佐的少数嫡系人马是原本在安庆、庐州一带和张献忠作战的部队外，其他江北队伍都是被闯军打剩下的残兵败将，一路逃跑过来的，这帮人再招募一帮地痞土匪，裹挟壮丁，凑了几十万大军，这样七拼八凑到一起，才有了江北四镇。这样的军队，除了打老百姓还能干什么。后来镇压江南抗清活动的时候证明，李成栋、张天禄、杨承祖这些比较厉害的还擅长杀老百姓，刘良佐这个废物连老百姓都打不过。
江北四镇的四个大帅是最能打，在朝廷上说话最有分量的军阀，所以其他小军阀就跟着他们混饭吃。大家都是为了银子、粮食、女人，至于精忠报国，谁爱去谁去。这些人里有少数个人道德品质比较高的，黄蜚、程秀夫、吴志葵、翁之琪、诸葛晋明这些人，都愿意抗清，但愿意抗清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良心，而不是抗清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到了生死关头，良心这东西，原本就是少数人才有的奢侈品，没有金钱和权力的前景来支撑，岂能指望这些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军阀都靠良心去保家卫国。
朝廷给的饷不够，被大小军头分去了不少，大头兵岂能忠君爱国，抢地盘、抢钱、抢女人才是最要紧的。
所以，黄得功虽然自己不去屠杀老百姓，但是他手下的小军阀们去烧杀淫掠，他也管不了。和左良玉争地盘的时候，黄部兵马都打得不错，清军一到，除了少数嫡系之外就没人肯跟着黄得功拼命了。
所以，高杰在扬州城外杀人放火，残暴不亚于清军。高杰一死，他的麾下兵马不敢找许定国报仇，只能拿睢州的老百姓撒气，而且立刻一分为七，高杰的遗孀和儿子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南下时，高杰部的残兵想退到江南，江南的官员和守军怕他们过了江之后像在江北时一样劫掠，让郑家水师开炮轰击北岸来的船只，连士兵带难民打死上万人。
所以，刘泽清打着回山东祭祖的旗号沿途抢劫，清军一点没打，对打着明朝旗号的地方武装倒是重拳出击。仅仅面对准塔指挥的偏师，刘泽清的部队就吓垮了。他只能带着少数人下海逃命，在沿海的盐碱沼泽里躲了几个月，饿得受不了便投降了。
要搞军阀割据，首先要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其次要有盘根错节的军人集团，最后还要有合适饿政治环境。而江北四镇这些条件统统不具备，就是一群土匪聚在一起混日子。纵然其中有那么几个不是土匪的，在这种环境里也什么用处都没有。
成为军阀割据一方，必须要有三个条件：自成体系、上下一心、自给自足。
这四位没一个符合的。
高杰作为降将，部队成分里除了原来的闯军，还有西北、辽东的边军，以及在中原被打残的官军。成分够复杂了吧？
这还不算，就算是对于跟他一起反水的闯军，高杰也没有绝对控制力。因为闯军根本没来得及正规化，还是大大小小的流寇头目。比如，高杰投降时带过来的部队里，有高迎祥的旧部，还有罗汝才的旧部，每次出战，都得搞定这些头目。
所以，高杰一死，除了自己带过来的三千闯军直属部队，全特么跑光了。
黄得功部好一点，毕竟他在江淮地区驻守征战了十来年，手下大部分都是大明龙兴地区的江淮子弟兵。但是，仍然有一大批从北方跑过来的散兵游勇凑数。
至于刘良佐和刘泽清，这两个逗比只知道待价而沽，哪里有什么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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