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宋沒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明朝却开始出现？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要理解为什么两宋没有催生出我们通常理解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明朝却开始显露端倪，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以及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有”与“无”的界定，而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演变过程。
首先，我们得说说两宋。
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商品经济极其发达，城市人口爆炸性增长，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宋朝的商业活力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
那么，为什么如此繁荣的经济却没有“长出”资本主义的“芽”来呢？这里有几个关键因素在起作用：
1. 皇权的高度集中与“重农抑商”的政策基调： 虽然宋朝商业发达，但其根本的政治逻辑依然是“重农抑商”。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其核心目标是维护王朝的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农业被视为国家的基础，是税收和人口的基本来源。商业虽然被允许发展，但始终处于一种被“管理”和“控制”的状态。政府掌握着盐、茶、酒等重要行业的专营权，并且会不时地对商业进行干预，比如“平准”、“常平”等政策，虽然有稳定物价、惠及民生的作用，但也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自由扩张和独立发展。而且，对商人的社会地位的限制依然存在，虽然不像前朝那样严苛，但商业活动的最终目的，很多时候还是为了“致富以供官用”或者获得一些社会地位的认可，而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生产的革新。
2. 缺乏对私有产权的绝对保障： 尽管宋朝商品经济繁荣，但私有产权，尤其是对财富的保障，并不像后世那样牢固。皇权至上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室或国家有权力征用或限制民间的财富。这使得大规模的、长期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变得有风险，因为你无法确定你的财富不会被朝廷以各种名义收归。这种不确定性扼杀了那种敢于冒险、大胆投资的商业精神。
3. 技术进步的局限性： 宋朝确实在技术上有许多辉煌成就，例如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指南针等。但这些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对生产方式的革新方面，相对有限。资本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生产力的飞跃之上，例如后来的大工场和后来的工厂制。宋朝虽然有“瓦子”、“勾栏”等服务业的繁荣，以及一些手工业作坊，但其生产组织形式仍以家庭作坊、小规模雇佣为主，尚未出现大规模的、集中的雇佣劳动和机器生产。缺乏将技术革新转化为大规模生产力提升的动力和组织形式。
4. 儒家思想对商业的复杂态度： 虽然宋代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商业活动的必要性，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富”的追求，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享乐，很容易被视为不义之财或小人之举。虽然也有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但整体而言，儒家思想中的“道义”和“名节”的观念，以及对“利”的警惕，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人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
5. 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和对外压力： 宋朝虽然经济强大，但军事上相对弱势，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战乱、岁币、以及对军事开支的巨额投入，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并且政府的资源分配往往会向军事和政治稳定倾斜，而不是完全放任经济自由发展。
再来看看明朝。
明朝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宋朝的经济基础，甚至有所发展。但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更多体现在几个新的变化上：
1. 对“商人”态度的微妙转变和民间经济活力的增强： 明朝初期，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商人的控制相对宽松了一些。虽然“重农抑商”的基调还在，但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商业对国家财政的补充作用。特别是到了中后期，随着白银货币化的推进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量商业市镇，如江南的松江、苏州等地，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出现了“机户”（即拥有织机和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的资本家）和“机工”（即出卖劳动力的雇主）的分工，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重要标志。
2. “一条鞭法”等税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明朝的税制改革，特别是“一条鞭法”，将过去的各项杂税合并为夏税和秋粮，并允许以货币（白银）缴纳。这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流通，也刺激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农民为了获得白银，不得不更多地进入市场去销售自己的农产品，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
3. 海外贸易的冲击与挑战： 明朝中后期，虽然官方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民间走私贸易和朝贡贸易依然活跃，尤其是在沿海地区。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欧洲商人大量流入海外。这种跨国贸易的扩大，以及白银的大量流入，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内部的商品生产，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
4. 私人资本的积累与生产组织的出现：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少数拥有大量织机、雇佣大量人手进行生产的“机户”。这些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人，而是开始投资于生产资料（织机），雇佣劳动力来创造剩余价值。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较弱，但经济上相互需要”的雇佣关系，以及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组织形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性特征。例如，江南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的兴起，就涌现出了一批这样的“机户”。
5. 思想上的松动与个体意识的抬头： 尽管儒家思想依然是主流，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出现了像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强调“致良知”，一定程度上也鼓吹了某种程度的个体价值和精神自由，这虽然不是直接的资本主义思想，但为商业精神和追求个人财富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些思想上的松动。
总结一下两宋与明朝的差异，用更接地气的语言来说：
想象一下，两宋就像一个极其繁华的集贸市场，里面买卖热烈，商品琳琅满目，大家都很会做生意。但这个市场的管理者（皇权）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市场的规则，他们知道怎么让市场运转起来，也知道怎么从里面抽成，但他们不太希望有人能在这个市场里建立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市场管理者之外的“大工厂”。一旦有人的生意做得实在太大了，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的整体秩序，管理者就会出来干预。而且，大家做生意的钱，很多时候是为了给管理者交税，或者买点地位，而不是为了“革新生产方式”本身。
而到了明朝，特别是中后期，这个市场管理者（皇权）的控制力稍微松了一些，或者说，他看到了让一些“大户”发展起来，也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比如更多的税收和更稳定的地方经济）。于是，就允许一些人手里积累了更多的钱，并且用这些钱去“雇人”帮自己干活，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去卖。这些人开始拥有生产工具（织机），并且付钱给别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去生产。这种“老板雇工人干活，挣的钱比给工人的工钱多”的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的雏形。当然，这还非常不完善，离真正的工业革命还差得很远，但它已经有了那种“钱生钱”、“生产资料私有”的苗头。
所以，不是说两宋经济不发达，而是说他们的经济繁荣是在一种更加“官主导”、“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但缺乏内在革新动力”的框架下进行的。而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发展，虽然也面临着很多限制，但在白银货币化、海外贸易的间接刺激以及税制改革等因素的推动下，一些民间力量开始尝试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尝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这其中的逻辑链条是：经济活力 → 财富积累 → 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 → 雇佣关系的出现 → 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和再生产 → 资本主义萌芽。 两宋在前面几步做得很好，但在最后几步，尤其是在生产组织形式的根本性变革上，受到皇权干预、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未能突破。而明朝中后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了这一步。
首先，我们得说说两宋。
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商品经济极其发达，城市人口爆炸性增长，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宋朝的商业活力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
那么，为什么如此繁荣的经济却没有“长出”资本主义的“芽”来呢？这里有几个关键因素在起作用：
1. 皇权的高度集中与“重农抑商”的政策基调： 虽然宋朝商业发达，但其根本的政治逻辑依然是“重农抑商”。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其核心目标是维护王朝的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农业被视为国家的基础，是税收和人口的基本来源。商业虽然被允许发展，但始终处于一种被“管理”和“控制”的状态。政府掌握着盐、茶、酒等重要行业的专营权，并且会不时地对商业进行干预，比如“平准”、“常平”等政策，虽然有稳定物价、惠及民生的作用，但也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自由扩张和独立发展。而且，对商人的社会地位的限制依然存在，虽然不像前朝那样严苛，但商业活动的最终目的，很多时候还是为了“致富以供官用”或者获得一些社会地位的认可，而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生产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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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儒家思想对商业的复杂态度： 虽然宋代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商业活动的必要性，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富”的追求，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享乐，很容易被视为不义之财或小人之举。虽然也有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但整体而言，儒家思想中的“道义”和“名节”的观念，以及对“利”的警惕，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人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
5. 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和对外压力： 宋朝虽然经济强大，但军事上相对弱势，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战乱、岁币、以及对军事开支的巨额投入，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并且政府的资源分配往往会向军事和政治稳定倾斜，而不是完全放任经济自由发展。
再来看看明朝。
明朝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宋朝的经济基础，甚至有所发展。但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更多体现在几个新的变化上：
1. 对“商人”态度的微妙转变和民间经济活力的增强： 明朝初期，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商人的控制相对宽松了一些。虽然“重农抑商”的基调还在，但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商业对国家财政的补充作用。特别是到了中后期，随着白银货币化的推进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量商业市镇，如江南的松江、苏州等地，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出现了“机户”（即拥有织机和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的资本家）和“机工”（即出卖劳动力的雇主）的分工，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重要标志。
2. “一条鞭法”等税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明朝的税制改革，特别是“一条鞭法”，将过去的各项杂税合并为夏税和秋粮，并允许以货币（白银）缴纳。这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流通，也刺激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农民为了获得白银，不得不更多地进入市场去销售自己的农产品，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
3. 海外贸易的冲击与挑战： 明朝中后期，虽然官方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民间走私贸易和朝贡贸易依然活跃，尤其是在沿海地区。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欧洲商人大量流入海外。这种跨国贸易的扩大，以及白银的大量流入，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内部的商品生产，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
4. 私人资本的积累与生产组织的出现：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少数拥有大量织机、雇佣大量人手进行生产的“机户”。这些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人，而是开始投资于生产资料（织机），雇佣劳动力来创造剩余价值。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较弱，但经济上相互需要”的雇佣关系，以及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组织形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性特征。例如，江南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的兴起，就涌现出了一批这样的“机户”。
5. 思想上的松动与个体意识的抬头： 尽管儒家思想依然是主流，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出现了像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强调“致良知”，一定程度上也鼓吹了某种程度的个体价值和精神自由，这虽然不是直接的资本主义思想，但为商业精神和追求个人财富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些思想上的松动。
总结一下两宋与明朝的差异，用更接地气的语言来说：
想象一下，两宋就像一个极其繁华的集贸市场，里面买卖热烈，商品琳琅满目，大家都很会做生意。但这个市场的管理者（皇权）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市场的规则，他们知道怎么让市场运转起来，也知道怎么从里面抽成，但他们不太希望有人能在这个市场里建立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市场管理者之外的“大工厂”。一旦有人的生意做得实在太大了，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的整体秩序，管理者就会出来干预。而且，大家做生意的钱，很多时候是为了给管理者交税，或者买点地位，而不是为了“革新生产方式”本身。
而到了明朝，特别是中后期，这个市场管理者（皇权）的控制力稍微松了一些，或者说，他看到了让一些“大户”发展起来，也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比如更多的税收和更稳定的地方经济）。于是，就允许一些人手里积累了更多的钱，并且用这些钱去“雇人”帮自己干活，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去卖。这些人开始拥有生产工具（织机），并且付钱给别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去生产。这种“老板雇工人干活，挣的钱比给工人的工钱多”的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的雏形。当然，这还非常不完善，离真正的工业革命还差得很远，但它已经有了那种“钱生钱”、“生产资料私有”的苗头。
所以，不是说两宋经济不发达，而是说他们的经济繁荣是在一种更加“官主导”、“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但缺乏内在革新动力”的框架下进行的。而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发展，虽然也面临着很多限制，但在白银货币化、海外贸易的间接刺激以及税制改革等因素的推动下，一些民间力量开始尝试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尝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这其中的逻辑链条是：经济活力 → 财富积累 → 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 → 雇佣关系的出现 → 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和再生产 → 资本主义萌芽。 两宋在前面几步做得很好，但在最后几步，尤其是在生产组织形式的根本性变革上，受到皇权干预、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未能突破。而明朝中后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了这一步。
网友意见
宋朝时间太短，两宋各自只有一百多年，南宋不用提了几乎一直在战争威胁下，北宋满打满算也不过160多年，几乎是刚刚发展到壮年就猝死了。北宋灭亡时是王朝寿命正好大概是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寿命。
简单的说，资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增殖，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增殖为生活的主要意义。
明朝的赋税较低，因此能放任民间商品经济发展最终萌芽出资本主义，另外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也有催生作用，白银作为优质货币，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宋朝赋税高、冗兵冗员多，贵金属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即使有点剩余资金，也会很快投入不动产或者换成贵金属沉淀下来而非投入生产以期增值，实际上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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