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曾说，李自成和太平天国失败是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两宋如此重视知识分子为何孱弱不堪？
要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重视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强大”。两宋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体现在了方方面面。首先，宋朝的科举制度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规模空前，而且更加注重公平和效率。无数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极大地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知识基础，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上升通道。文官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他们被赋予了很高的社会荣誉和政治权力，甚至拥有了对皇帝的“谏议”权，这在之前的朝代是难以想象的。
宋朝的文化繁荣更是举世瞩目。经济的富庶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印刷术的普及更是加速了知识的传播。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领域都涌现出大量杰出的人物和作品。那些“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士大夫们，他们所代表的知识群体，构成了宋朝社会的核心力量，也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然而，正是这种“重文轻武”的制度设计和文化导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埋下了隐患。
首先，“文以治国”的理念，在推行过程中，往往导致了对军事力量的忽视和削弱。 宋朝建立之初，正是因为吸取了五代十国的教训，深知武将专权可能带来的动乱，所以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有意压制武将的权力，并将军事指挥权牢牢地置于文官的掌控之下。这固然避免了军阀割据的风险，但也造成了军队的战斗力普遍不高，将领的军事素养参差不齐，缺乏有力的军事主帅来应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军事压力。当外部敌人来袭时，文官集团往往缺乏直接有效的军事应对经验，只能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文官体系去指挥，效率低下，甚至出现“重文轻武”导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窘境。
其次，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高度参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文官集团的势力过于庞大，内部派系林立，党争激烈，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能量。为了维护自身集团的利益，他们常常会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即使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也难以形成统一的共识和有效的行动。这种内耗，使得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显得软弱无力。
再者，“重文”的导向，也使得一些原本应该更加注重实际能力，比如军事、外交等领域的人才，可能因为缺乏“文”的头衔或背景，而被边缘化。 即使有能力，也可能因为不擅长官场上的“文章”或“门路”而难以获得晋升。这种对“文”的过度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才选拔的标准，也限制了国家整体能力的发挥。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宋的“重视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和文化上的推崇，而非真正将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能力，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能力。 知识分子本身，虽然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如果缺乏实战经验，对军事战略的理解有限，那么他们的“知识”就可能变成一种空谈，甚至成为阻碍改革和行动的绊脚石。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时，仅仅依靠“读书人”的道德说教和政治博弈，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两宋重视知识分子，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稳定，这是其历史的伟大之处。但这种重视，如果缺乏对军事力量的有效建设，缺乏对国家实际生存能力的关注，甚至因为制度设计上的偏差而削弱了这些能力，那么即使知识分子群体再庞大、再优秀，也难以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李自成和太平天国在政治制度和军事组织上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包括对知识分子的运用和整合，但将两宋的“孱弱”完全归咎于“不重视知识分子”与“重视知识分子却孱弱”之间的对比，或许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解读。两宋的“孱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历史因素交织下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了对知识分子的“过分重视”所带来的副作用。
网友意见
没文化又看不起人民起义运动的人最喜欢拿李闯、洪秀全出来说事，说他们的失败是因为农民局限性、是因为没有才能、是因为有神经病、是因为种种种种，实际上根本没有逻辑可言。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进入西安以后即开科取士，以扶风县举人张文熙为第一，高中者纷纷授府县官员，并且设立弘文馆，组织学士们草拟各类檄文，在宣传上攻击明朝罪恶，号召郡县归附。
湖广巡按御史李振声素有清名，被李自成俘虏后李自成亲自称呼他为大哥，以礼劝降，崇祯十七年任命其为工政府尚书。丁忧在家的吏部员外郎宋企郊被李自成多方寻求，后来官至吏政府尚书。崇祯三年举人喻上猷在崇祯十五年被李自成俘获，两年后便官职兵政府尚书。
攻破北京以后，李自成首先就是亲自出面与北京父老乡绅会面，一一解答他们的问题，抚慰缙绅疑虑，‘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北京各城郊父老两次与李自成相见，都传闻称李自成礼贤下士，身穿天蓝箭衣，同普通军官没有区别。
同时李自成并且下令文武各官员愿意为官的，新朝将挑选出合适的为官，不愿为官的听凭各自回家。并且开科取士，以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黎志陞为弘文馆大学士，入阁主持考试，题目为‘莅中国而四夷也’。
崇祯癸未科探花陈名夏经一个旅居北京的山西秀才推荐，被李自成选入弘文馆，陈名夏后来官至清朝的署理吏部尚书。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曹钦程素来名声不好，坐魏忠贤同党从天启七年就进了局子，李自成破北京以后依然给予官职，既往不咎。
崇祯十三年进士王泽尧不过是前明一密云巡抚，李自成破北京后授予顺天府尹官职，后来又升兵政府尚书。天启五年进士刘昌在前明是户部给事中，李自成授予他太常寺卿，后来顺治十五年他官至工部尚书。
后来的江左三大家之一龚鼎孳素来与农民军相对抗，是有名的清流，李自成入北京后依然没有找他麻烦，而是授北城巡视。崇祯十六年状元杨廷鉴任弘文馆编修，崇祯元年进士杨观光被李自成两次召见，促膝长谈，封礼政府侍郎。
天启五年进士项煜在前明是詹事府少詹事，被李自成授太常寺丞，因嫌官小而弃官投奔南明，崇祯七年进士王孙蕙被李自成授官长芦运使，吴三桂入关之后他逃回故乡，但死于途中。
这么多知识分子群英荟萃，加上策划天下频出大略的顾君恩，被郭沫若称烟幕的阴阳家之宋献策，传说中奇才的李岩和牛丞相等，李自成何来不重视知识分子一说？他收拢了相当一批人杰。
武将中来说白旺治军严谨声名在外，田见秀为人宽厚素来得人心，识大体血战湖南屈投南明的李过，一直抗清坚持到康熙二年，精忠报国死后因颇知爱民而被当地百姓自发祭祀的刘体纯等，哪个不是一时豪杰，独当一面，只因为各种因素累加而兵败了，便受到各种侮辱，说他们好色、贪财、无谋、短见等，将他们形容为一群弱智、一群屠夫。
刨了李自成祖坟的米脂县令边大绶，李自成都赦免了他。宋太祖赵匡胤却动辄殴打大臣以至于出现了大臣们不敢与他面谈而建议书面交流的奇景。
人嘴两张皮，拳打大臣的赵匡胤之宋朝成了尊重知识分子，赦免刨自己祖坟者的李自成成了嗜杀无谋的疯子。但李自成向来乐善好施，礼贤下士，崇祯年间传闻李公子仁义兵，百姓箪食壶浆以迎，这些东西为何无人传说？
文明璀璨的宋朝要绑架天下为他赵家做人质，多次杀害良将名臣保住他一家一姓的权威以至于中国无法伸张，崖山之时还拴着数万兵民替他家背水一战。李自成兵败退出西安时本该烧毁粮草、以免资敌，但西安父老向田见秀乞粮，顺军便留下粮食未曾烧毁，以至于清军得到西安存粮，能够继续追击李自成。
高下立分，不须饶舌。
这个…大家看过吴晗的《朱元璋传》（好像是这个书名）可能就会明白了。尊重知识分子只是表象，拉拢地主阶级才是实质。
比如朱元璋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去请刘基（刘伯温）出山？刘基代表的是当地（好像是青田？）名门望族。一般也只有名门望族才有可能培养出不事生产的知识人才。像刘基这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那更是不世出的人才。拉拢了刘基，也就把他身后的大家族给拉拢过来了。
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朱元璋身边的李善长。此人是明朝建立后以文职而封侯的唯一一人，但在最初投靠朱元璋的时候，李善长并未得到朱的重视。原因之一是李没有根基，只是流浪的文人。在朱的眼里，李当初只是一个打工的，直到有一次李善长搭讪了朱元璋，说出一番大道理（广积粮缓称王之类的话），朱元璋才开始重视李。
另一个例子，是明末的李贽。此人当官以后，其家族的人屡屡要求其帮助。当时人的观念中，可能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是常态。因此李贽往往感到不厌其烦，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当时世道就是如此（现在估计也是）。
所以答主以为，知识分子能否得到尊重，关键看你身后的基础。有家族和经济支持，你就是大儒，是人才，是香饽饽：否则你就是腐儒，是拖累，是凤凰男。大意如是。
矫情，往自己脸上贴金。李自成和太平天国都知道延揽人才，但是由于军事上的失败，拉拢不动。
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明初就已经成书出版，流传超过两百年，而各种评书段子早在元朝就已经脍炙人口。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影响自不必说，水浒传同样也是影响深远，明末起义军会师三十六大营、各路首领的绰号就是参考的水浒，太平天国攻克苏州以后，销毁了荡寇志的印版。除此以外还有大明英烈传、说唐等等，这些小说评书中都有军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主公出谋划策，诸葛亮、吴用、刘伯温、徐茂公等等人物形象都是深入人心的。
起事造反的，谁都想得到一个靠谱的军师，谁都知道军师都是读过书、满腹经纶的人，绝不可能会是打打杀杀的大老粗，哪怕是那种纯粹抢劫的土匪，手下也得有个狗头军师出主意、管账分赃的，所以一般都是对愿意服从且有点本事的读书人礼遇有加的。
闯王和太平天国，做大了以后更加感觉到缺乏管理地方的人才，对于读书人只会更加重视，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是因为做为曾经的底层人士，对一无是处的道学先生、高高在上的八股贪官们的无能和虚伪早就已经看透了。
李自成和太平天国都曾经搞过科举，都想招揽读书人。所谓拷掠读书人，是因为所谓读书人很多都是地方土豪，出于筹款需要或者干脆就是战场上的对手而不得不动手，比方说荡寇志作者、曾剃头这样的读书人。成吉思汗和清太祖对读书人杀戮更甚，清太宗重视延揽人才，可是几次入关作战，都是以杀掠为目的，根本谈不上重视读书人。
关键在于，李自成和洪秀全都是社会下层出身，眼界低，身边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军政团队。汉高祖往儒生帽子里尿尿，可是汉高祖起兵就得到了全部沛县基层官吏的拥护，后来又有灭秦声望却大得秦人民心，不缺行政人才；成吉思汗和清太祖更是有一个追随多年、一路经受血火考验的团队。
李自成进北京只是昙花一现，洪秀全始终没有打开被围困的局面，既然你军事上无法战胜对手，官僚或者说所谓知识分子谁会来投奔你？最多也就几个失意文人而已。
所谓重视知识分子，说白了，就是在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以后，对旧官僚暂时不计前嫌地拉拢，以最快速度稳定地方，建立起统治秩序，而这个过程其实并不难，因为他们会自动贴上门来。黄巢、李自成进京以后，前朝大官纷纷来降；蒙古打败金兵、朱元璋北伐成功、清兵入关以后，各种官僚士人也是纷纷来降。
而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白了，前朝旧势力，在军事上打开局面以后，自然会主动贴上来加盟新政权，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对此，当然要礼贤下士一番，当大局已定之时，就要把这些前朝亡国罪人找借口那个啥啥了，别让那些亡国罪臣把前朝积习带到本朝。
窝阔台汗、明太祖、多尔衮都是雄才大略之人，看到那么多前朝官绅主动投靠，自然不会拒绝，还要好生礼遇。但是对手的军事主力溃败、局面已经明朗以后，元世祖以蒙古色目人为正官、重用阿合马；明太祖屡起大狱，杀死几万人，还公然剥皮；清朝更是直接在直隶周边大肆圈地，把明朝旧官僚、太监、锦衣卫、宗室等各路权贵的田产大部分没收成为旗地，还大搞文字狱。
一边打压，另一边科举是必须的，想当官的韭菜是割不完的！让才能之士用尽青春岁月去钻研两千年前的故纸堆，磨平棱角，元朝不重视科举，寿命就短了很多。
李自成、洪秀全也想“重视知识分子”，可是军事上的失败，使“知识分子”自己根本不鸟他们，一度投靠也最终会叛离。而三大战役胜利以后，各路“民主人士”的选择很能说明问题。
宋朝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系统性的社会政治收买，让有家世、有田产、有抱负的人在吟诗作赋的道路上耗尽青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进体制，尽量不要造反。可是干部和事业编制乱招人，财政负担严重不说，很多没有业务能力但是擅长搞办公室政治的人不好好摸鱼，还要到处搞内斗，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和文官武将队伍的士气。
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个结论：以两宋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本就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知识分子 / 士大夫精英利益集团。
秦淮纵酒烟柳活塞，锦衣玉食四手联弹。铁打的士大夫精英流水的皇帝老儿。只要皇权对我们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好，只要我们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过的爽。“ 国家兴亡” 必须常挂嘴边，但让我们去牺牲？你们这群暴民。
“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 这句话的核心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阶级的自身利益，而非任何其他什么。
您要以为那是 “ 忧国忧民，家国情怀 ”，您是该有多幼稚。
近代亦然，典型如胡适及其同类。
今日亦然，典型如贺公知及其粉丝（但贺公知所属的当代中国法学界又特殊些，其追求已超越 “ 知识精英自己的利益”，直接追求 “ 我们法律专业的最大利益，我们精英阶级的最大利益 ”，类似士大夫们不再满足皇权下的琴棋书画锦衣玉食，直接诉求执政权力）。
一个冷兵器时代的国家政权，厚养、寄望、倚重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文人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利益集团，正是两宋孱弱、反复被艹的主要原因甚至唯一原因。
谭嗣同、林觉民、孙中山、宋教仁、陈独秀、李大钊、图书管理员当然也算 “知识分子”，但更准确说，他们是自古至今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利益集团的叛徒、叛逆，因为你从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丁点儿追求 “我们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自己的利益 ” 的痕迹，或者说他们是有民族责任感 + 又恰好具备知识的一流民族精英。
中国古代有几个政权是知识分子建立的呢？流氓或盲流或者说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们眼里的暴民建立的政权倒是有好几个。
李自成、洪秀全既非流氓，也非盲流，亦非权臣，更无被现代化思想加持的孙中山李大钊图书管理员的牛X，赢的正常（古典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的地主乡绅亲爹们统治的古典农业社会基层本就不堪一击），输的也正常。
“不重视知识分子”在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伪命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汉高祖刘邦，出身游侠，看不起儒生，在儒生帽子里撒尿。刘邦这是真的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怎么办呢？知识分子就竭尽所能说服刘邦重视。
刘邦不重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是要去。为什么呢？因为刘邦能够掌握政权。
历史上，孔孟周游列国，很多国君好像都欢迎他们，但实际又都排斥他们，他们还是要去，还要力争说服君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君掌握政权。
游说当权派，投靠当权派，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策略。为此有很多“辩证”的攻略技巧，比如欲拒还迎、欲擒故纵、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技巧了，与主题无关，不多说。
李自成不重视知识分子吗？重视。他做过很多礼贤下士的工作。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没来呢？不是知识分子没来，是李自成没有来得及站稳脚跟。所以知识分子想要投靠他，要么还没有走完“待价而沽”的阶段，要么还没来得及确认李自成赢了，要么就是刚刚跟了李自成，李自成却进入了超级低谷期，于是知识分子只好“另觅高枝儿”……
知识分子都是人，大量的知识分子就是大量的人。一些知识分子或许非常坚决的投身革命，一些知识分子或许非常坚决的投身反革命。一些知识分子投机心理非常重急于冒头，一些知识分子判断能力比较差仓促站队，但是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会考虑生命安全、政治前途。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会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仓促站队，除非他们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这直接造成他们不会轻易站队，加入新崛起的集团。
但是知识分子不会这么老老实实地解释，更不会说没有投靠李自成是因为他没赢。他们只能不解释，高深莫测装深沉，或者说李自成不重视，甩锅给失败者。于是自然形成了信息迷雾，将很多人蒙在鼓里。最后在很多人眼里，知识分子没有大量投靠李自成，是因为李自成不重视知识分子。高晓松不过是没有跳出信息迷雾而已，这样产生误解的人多的是。所以墨经里面会特别强调“别囿”。
太平天国比李自成还要特殊一点。太平天国本身具有过于强烈的宗教色彩。同时，在自身理论水平不够的情况下，急于对当时社会主流的儒家思想进行简单粗暴的对抗打击，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敌对心理，加重了知识分子的观望情绪，降低了自身吸引力。
至于两宋，两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管理混乱。所有那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归根结底一句话，其实就是“干不了”。两宋洗地的大部分理由，说白了就是“如何用委婉的方式将干不了说成是不能干”。比如说宋粉说的唐朝丢失产马地的言论。实际上宋初战马很多，宋真宗在吃了澶渊之盟这个个大羞耻之后还堂而皇之的说和平已然降临、果断裁减宋朝战马数量。这种情况下唐朝就是给战马吃了长生不老药都留给大宋也架不住宋朝这么瞎折腾。话说敌人未退出国土宋朝为什么会觉得可以裁减战马呢？这管理能力是不是有点太差了？宋朝和西夏搞边境摩擦，宋朝占据上风，宋军一再深入西夏境内，后来西夏人设伏杀了宋军将领。宋朝于是果断下令，不得报复，不得反击，不得越过边界河流。这样的管理能力唐朝的产马地留给宋朝也早晚得是西夏的。事实上唐朝重要马监沙苑监始终在北宋稳定控制之下。内地马监也都在宋朝控制之下。宋朝自己也说，他们府州等地也有好马。那就把好马拿来做马种改良啊？结果宋朝去云南买马。引进矮脚马果下马那不是毁自己的马种吗？宋朝自己把自己玩成这样，你就是换成武官政府也百搭。军政府没有战斗力的事情当今世界多的是，第三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军政府和文官政府轮流政变上台，然后都是一丘之貉，全都是瞎搞。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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