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代许多墓葬中会出现十二生肖的形象？
在浩瀚的唐代墓葬考古发现中，十二生肖的形象屡屡出现，它们或是描绘在壁画上，或是雕刻在石棺、墓门上，或是制成陶俑、金银器饰品。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何这十二种动物会如此青睐唐代墓葬，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涵？这背后，其实是一段关于信仰、民俗与权力交织的故事，是古人面对生死、寄托愿望的生动写照。
一、十二生肖的“前世”：从星占到十二时辰
要理解十二生肖为何能在唐代墓葬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得先追溯它们的“前世”。十二生肖，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星占学。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观察天象，并将某些星宿与动物联系起来，认为它们能够影响人事。例如，二十八宿中的“房宿”被认为是“兔”的象征，“尾宿”则与“虎”相关。这种将动物形象与天象、命运联系起来的观念，为十二生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十二时辰制。中国古代将一天二十四小时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对应两个小时，并以十二种动物来命名，即子时鼠、丑时牛、寅时虎……直至亥时猪。这种以动物纪时的做法，最早见于汉代，如《淮南子·天文训》中就有“日有十二时，昼有十二辰”的说法，尽管当时并未完全固定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十二生肖顺序，但已经显露出用动物来标记时间的概念。
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即天象变化与人间吉凶祸福息息相关，使得与天象、时间紧密相连的动物，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
二、唐代社会对十二生肖的热衷：信仰与文化融合的产物
唐代之所以成为十二生肖在墓葬中大放异彩的关键时期，与当时社会文化的特点息息相关。
1. 民间信仰的普及与演变： 到了唐代，十二生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民间信仰之中。人们相信每个人的出生年份对应着一种生肖，这种生肖的属性会影响个人的性格、命运，甚至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十二生肖的形象被认为是能够镇墓辟邪的。古人认为，在墓葬中放置与亡者生肖相关的物品，可以帮助亡灵在阴间顺利度过，抵御鬼怪的侵扰，保证魂魄的安宁。
2. 天文与历法的重要地位： 唐朝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设有专门的天文机构，如司天台。天文历法不仅关系到国家大事，如祭祀、农耕，也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十二生肖作为十二时辰的载体，本身就承载着时间流转的意义，与历法紧密相连。在墓葬中出现十二生肖，也可能是在象征时间的循环往复，或是在表达对亡者在来世继续“按照时辰”生活的期盼。
3. 宗教思想的渗透： 佛教在唐代盛行，其中一些观念也可能与十二生肖的图像学联系起来。例如，佛教强调轮回，生死循环的观念与十二生肖代表的时间循环有相似之处。同时，佛教中的护法神、十二神将等形象，也与动物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也为十二生肖在墓葬中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土壤。
4. 世俗化的装饰需求： 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日益丰富。十二生肖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形象特征，易于辨识和描绘，将其作为墓葬的装饰元素，既能体现亡者的生肖属性，又能增加墓葬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三、唐代墓葬中十二生肖的“功能”与“形态”
在唐代墓葬中，十二生肖的出现并非孤立的，而是承载着多重功能，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
镇墓辟邪与守护： 这是十二生肖在墓葬中最普遍和核心的功能。它们被视为守护神，能够驱赶邪气，保护亡者在阴间的安宁。例如，在墓室的四壁或墓门上绘制十二生肖，或者将生肖动物制作成陶俑，放置在墓葬的重要位置，都起到了“守卫”的作用。
象征时令与生命的循环： 十二生肖与十二时辰紧密关联，代表着时间的流转和生命的周期。在墓葬中出现，可能是在象征亡者生命的延续，或者是在表达对来世生命循环的期望。
记录亡者生肖与身份： 对于某些墓葬，特别是名人的墓葬，十二生肖的出现也可能是在隐晦地表明墓主人的生肖，以此作为其身份信息的一部分。
装饰与艺术表现： 随着唐代艺术的繁荣，十二生肖的形象也变得更加生动、写实，甚至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它们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或威猛，或温顺，或灵动，为墓葬增添了艺术的魅力。
四、不同墓葬中十二生肖的“身影”：
壁画： 在唐代壁画墓中，十二生肖常常出现在墓室的四周壁画上，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神兽一起，构成完整的墓葬神话图景。例如，宁陵、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等都有精美的十二生肖壁画。这些壁画中的生肖形象，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是唐代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
石刻： 在石棺、墓门、石碑等石质构件上，十二生肖也被雕刻得精美绝伦。它们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展现了唐代石刻工艺的高超水平。
陶俑： 许多唐代墓葬出土的陶俑中，也包含了十二生肖的形象。这些陶俑生动有趣，或骑乘，或站立，或与人互动，为我们展现了唐代人们对生肖动物的想象。
金银器与玉器： 贵族墓葬中，十二生肖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金银器、玉器的器物上，如十二生肖纹的项链、腰带扣等，体现了其尊贵和吉祥的寓意。
结语：
唐代墓葬中十二生肖的出现，绝非简单的装饰，而是古人对宇宙、生命、死亡观念的深刻反映。它们是信仰的载体，是文化的符号，是历史的见证。从星占到十二时辰，从民间信仰到皇家礼制，十二生肖在唐代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最终凝聚成在墓葬艺术中鲜活的生命，向我们诉说着那个辉煌时代的信仰、习俗与审美。当我们凝视这些古老的生肖形象时，仿佛能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感受他们对生生不息的追求，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期盼。
网友意见
生肖俑作为唐墓常见的明器之一，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目前发现来看，考古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大致有三个类型，分别是动物生肖俑、生肖首人身俑、人带生肖俑。动物生肖俑是写实的动物形象，见于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M10，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十二生肖俑。之后直到隋代，两湖地区墓葬中出现人形生肖俑，有生肖首人身俑和人带生肖俑两个类型。根据俑的姿势又有坐姿俑和站姿俑之分。
进入唐代早期，两湖唐墓延续了隋代墓葬中放置十二生肖俑的习俗，流行生肖首人身俑。其他类型消失不见。此时的生肖俑均为坐姿俑。身着广袖宽袍，胸下高束博带，多盘坐，双腿隐于袍下。双手置于胸前，多有执物。整体造型端正庄重，头、颈、身比例协调，制作细致。出土生肖俑的墓葬除两湖，四川万县、广州也各有一例。四川万县冉仁才夫妇墓出土的生肖俑，与长沙、岳阳所见形制基本相同。冉仁才墓埋葬时间为永徽五年（654），为初唐生肖俑提供了纪年依据。刘丰认为冉仁才归葬万州时途经岳州，生肖俑极有可能在岳州窑购入，与长沙、岳阳出土的生肖俑同为岳州窑产品（刘丰：《湘楚名瓷隋唐岳州窑青瓷》，《收藏》2018年4期）。
长沙、岳阳发现的生肖俑常常伴出人首鸟身俑、双首蛇身俑，如黄土岭唐墓、牛角塘唐墓、咸嘉湖唐墓、湘阴桐子山唐墓、岳阳桃花山M4等。冉仁才夫妇墓出土人首鸟身俑与这些墓所见相似，武士俑、文武吏俑与咸嘉湖唐墓同类器物几乎一样，年代应相近。耿超对人首鸟身俑做专题研究，表明唐代人首鸟身俑主要集中在唐高祖至武则天时期（耿超：《唐宋墓葬中的观风鸟研究》，《华夏考古》2010年2期）。长沙等地伴出的双首蛇身俑与山西长治上元三年（676）王惠墓、调露元年（679）王深墓出土的形制相近。笔者也曾收集各地出土双首蛇身俑材料，发现其流行时代主要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据此，我们推测长沙、岳阳等地出土生肖俑的墓葬年代应不晚于武则天时期。湖北武昌何家垅188号唐墓出土的生肖俑、男女侍俑及伎乐俑与长沙牛角塘唐墓、咸嘉湖唐墓、湘阴桐子山唐墓出土的相似，其年代亦相近。广州动物园M1出土生肖俑风格较为独特，为广东唐墓首次发现。俑身着圆领窄袖服，与两湖生肖俑差别较大，而与长沙出土男侍俑服饰相近。跪坐造型与岳阳桃花山M4、M12部分生肖俑相似，应是受到两湖地区随葬生肖俑习俗的影响。
大致在武则天后期，辽宁朝阳出现站姿生肖俑。朝阳黄河路唐墓生肖俑身穿窄袖长袍，腰下束带，双手握于胸前，足登靴，立于方形底座上。其服饰造型与同墓出土的男侍俑几乎一样，仅头部为生肖动物。该墓伴出的人首鸟身俑、人首鱼身俑、双人首蛇身俑、陶狮，与河北南和唐垂拱四年（688年）郭祥墓、元氏县大孔村吕众夫妇墓、安国梨园唐墓M4等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相近。其中，双人首蛇身俑的人首部分较这几座墓出土的更为简化，仅保留头部。黄河路唐墓生肖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生肖首人身站姿俑，与初唐两湖坐姿生肖俑迥异，与之后两京出土站姿生肖俑的服饰、造型也有差别，应是生肖俑由两湖影响至北方地区，与当地随葬墓俑相结合的产物。
北京姚家井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发现5件汉白玉石雕的生肖首人身站姿俑，发表者推测其年代在武则天时期。笔者认为薛氏任信州刺史应在神龙元年之后。薛氏墓志盖篆“大唐”，而非武则天时期墓志常见的“大周”或“周”。墓志盖周边刻宝相花纹，这一做法流行于玄宗及中唐时期。据此，笔者推测该墓埋葬年代应在神龙元年之后。不同于以往生肖俑均为陶瓷制，薛氏墓生肖俑使用汉白玉石应是就地取材，与当地出产汉白玉石有关。俑身穿交领广袖宽袍，双手拱于胸前，立于器座上。脖颈短而粗，头略向下垂，俯视前方。厚重端庄的风格接近两湖的坐姿生肖俑，是站姿生肖俑的早期类型。
两京地区出土生肖俑最早的墓葬，应是洛阳红山HM2026。由于缺少明确纪年材料，发掘报告将年代定为玄宗至代宗时期。徐斐宏重新进行出土器物比对，认为年代应在710年左右，不会晚于开元初年（徐斐宏：《略论洛阳红山HM2026出土的铁牛与生肖俑》，《四川文物》2020年3期）。该墓文官俑和武士俑分别与景龙三年（709）李嗣本墓、李延祯墓同类器物相似，男、女侍俑、陶狗、牛车、陶灶等见于偃师杏园盛唐墓葬。出土的生肖俑为典型的生肖首人身站姿俑。制作较为粗糙，俑身修长纤瘦，头部比例较大，与开元二十六年（738）李景由墓形制相近。垂首俯视的形象接近北京姚家井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出土的汉白玉生肖俑。由此推测，红山HM2026年代可能在睿宗到玄宗开元前期。
唐玄宗时期，随葬生肖俑的习俗在当时的政治中心两京地区大肆流行起来。这时的生肖俑均为生肖首人身站姿俑，着广袖长袍，作拱手直立状，不执物。风格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身材修长匀称，姿态悠闲随意，服饰飘逸生动，整体造型优美。两京出土生肖俑的纪年墓材料较多。长安地区发现最早的是开元二十四年（736）孙承嗣夫妇墓，洛阳地区最早的是开元二十六年李景由墓。纪年墓中最晚的是西安元和三年（808）朱庭玘墓。可知生肖俑的使用时间大致从玄宗开元年间延续至宪宗元和年间，其中以开元中后期、天宝年间最为集中。《唐会要》元和六年“四神十二时”的记载也从侧面证明了四神俑与十二生肖俑是元和以前唐墓最常使用的随葬明器。两京地区生肖俑形制较为统一，早晚局部造型略有差别。开元、天宝年间生肖俑多数脖颈较短，俑平视前方，或头微昂起。个别墓葬中龙、蛇、马、鸡等生肖脖颈较长，如孙承嗣夫妇墓、李元璥夫妇墓、辅君夫人米氏墓等。天宝年之后生肖俑数量减少，大多脖颈细长，俑头向上昂起，如清源县主墓、凉国夫人王氏墓、西昌县令夫人史氏墓、朱庭玘墓等。
两京地区随葬生肖俑的习俗还影响到新疆、广西等偏远地区。新疆博物馆收藏5件生肖首人身站姿俑，形制与两京地区生肖俑相似，明显受到长安唐墓的影响（周宁：《浅谈唐墓中的十二生肖俑——以新疆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生肖俑为例》，《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11期）。其中鸡俑和猪俑发现于阿斯塔那216号墓，该墓发现纪年文书中最晚的是“天宝十载”，由此推断墓葬年代应在天宝十年（751）之后。广西梧州木铎冲遗址M5出土的生肖俑及镇墓兽在本地罕见，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广东晚唐砖雕中。伴出的金银器、铜镜、滑石器等常见于两广地区中唐墓。
中唐时期，江苏扬州地区独树一帜，流行生肖首人身坐姿俑。高邮车逻唐墓、双桥公社唐墓、邗江杨庙唐墓、司徒庙唐墓等均出土成套的生肖俑。其中司徒庙唐墓生肖俑为三彩俑，其他几墓生肖俑也常与三彩器皿伴出。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扬州地区出土的唐三彩绝大多数属于中晚唐时期（朱江：《对扬州出土的唐三彩的认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扬州生肖俑形制与两湖相似，着广袖长袍，盘坐或跪坐。整体造型较两湖生肖俑更为清秀，部分俑脖颈修长，双手不执物，与两京相类。
唐宪宗元和以后，厚葬之风盛行，陶俑数量锐减。已发表的资料中，两京、中原晚唐墓葬均未发现生肖俑，仅在偏远的福建厦门市发现一例。下忠唐墓出土9件生肖首人身站姿俑，手工捏塑，质地极为松软，俑的面部及俑身服饰等制作粗略。
两湖生肖俑更多地反映出对隋文化的继承，唐代特征尚未形成。武则天时期生肖俑完成了由隋代特征向唐代特征的转化，并在玄宗时期达到鼎盛。这一演变与隋唐大一统后南北文化的融合、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中晚唐时期生肖俑更多地呈现出因循、简化的特点，生肖俑走向衰落，但墓葬中生肖文化的运用并未消失，其主体由陶俑变为墓志、铜镜等（陈安利：《古文物中的十二生肖》，《文博》1988年2期）。中晚唐墓志发现生肖题材较多，有生肖首人身、人怀抱生肖、人头顶生肖等多种形象，这也为五代两宋时期生肖俑再次兴起留下了火种。
（来源：文博在线平台微信公众号，作者/张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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