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大一统的汉唐，为什么汉代征税和商业流通更多使用铜钱，而唐代是钱帛并行？
汉唐盛世，同为大一统王朝，但在财政和商业流通方面，税收的徴收方式和货币的使用却呈现出有趣的差异：汉代以铜钱为主，而唐代则是钱帛并行。这背后牵涉到多方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远非简单的历史巧合。
汉代：铜钱作为货币主导的时代
汉朝，尤其是西汉，经历了统一中国、确立中央集权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的基础相对薄弱，农业生产力是主要的经济支柱，商业活动虽然逐渐活跃，但与后来的唐朝相比，规模和复杂程度还有所不及。
统一货币的决心与实践： 汉武帝时期，推行“废郡国币，收效于郡国”、“禁郡国铸钱”等政策，将铸币权牢牢收归中央。在此之前，各地方诸侯铸造的货币五花八门，扰乱了市场。武帝统一铸造五铢钱，成为全国通用的货币。五铢钱铸造精良，重量适中，虽然有磨损，但其铜质保证了其价值的相对稳定。
农业经济的基础： 汉代的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口赋、田租）和徭役。这些赋税在征收时，虽然名义上可以用实物，但最终国家需要将其折算成统一的货币来管理和支出。铜钱作为一种便于携带、分割和计量的金属货币，在征收和储存上具有天然优势。
商业流通的初级阶段： 汉代的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长途贩运、远距离贸易的规模和成熟度，仍不如唐代。铜钱作为最基础的交易媒介，能够满足日常的小额交易和局部地区的商业活动。大宗商品的买卖，有时也允许使用金属（如金、银）或成匹的丝帛，但铜钱是流通最广泛、最普遍的支付手段。
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汉代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事（尤其是对匈奴用兵）、官僚体系的维持、兴修水利等。这些支出大多需要用统一的货币来支付，铜钱成为最直接、最方便的工具。例如，军饷、官员俸禄、工程款项，都可以用铜钱来发放。
铜的供应与铸造： 汉代对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有一定规模，能够支持五铢钱的铸造。虽然有时也面临铜料短缺的问题，但整体而言，铜钱的发行量能够满足当时的经济需求。
对“钱”的认知： 在汉代，“钱”的概念主要就是指金属铸币，尤其是铜钱。尽管也有金、银等贵金属作为大额支付或储藏手段，但就日常交易而言，铜钱的地位无可撼动。
唐代：钱帛并行的多元化金融体系
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商业贸易空前繁荣，对外贸易也日趋活跃，这为一种更加多元化和复杂的货币流通体系奠定了基础。
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 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城市如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人口密集，消费旺盛。手工业也高度发达，丝织品、陶瓷、茶叶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量巨大。这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催生了对更加便捷、更有效率的交易媒介的需求。
丝绸作为战略物资与大宗商品： 丝绸在唐代不仅仅是奢侈品，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出口商品。其价值高昂，生产周期长，但又相对便于运输（相比于大量铜钱）。作为一种国际公认的硬通货，丝绸在许多场合可以被视为一种“商品货币”。
税收的多样化与“租庸调制”： 唐代初期的税收制度“租庸调制”规定，租、庸、调三项税收，其中“调”就是用丝、麻等实物缴纳，尤其是用绢。这直接意味着国家在征税时就接受了实物，而这些实物（尤其是绢）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商品流通价值。
租： 粮食，直接是农业产品。
庸： 徭役，可以用折算成货币或实物来替代。
调： 丝、麻、布匹等实物，这是钱帛并行的重要税收来源。
“调”的征收，使得大量的丝织品直接进入了国家财政，而这些丝织品正是唐代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自然会在流通中扮演货币的角色。
铜钱的局限性： 随着商业的发展，铜钱也暴露出其局限性。
“瘦金”问题： 铜钱因为长期使用，会磨损变轻，价值下降，这被称为“瘦金”。
铸造量与经济规模的矛盾： 唐代虽然也铸造开元通宝等铜钱，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激增，对铜料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铜矿资源的有限性，以及铸造铜钱的成本，使得发行大量铜钱成为一个挑战。
运输不便： 对于大宗交易，尤其是长途贸易，携带大量铜钱非常不便且有风险。一匹绢或一匹布，其价值可能相当于数千甚至上万枚铜钱，但携带起来却容易得多。
丝绸作为“储值”和“大额支付”手段： 丝绸因为其价值稳定、便于储存和运输（相较于海量铜钱），在商业流通中承担了类似于现代大额支票或债券的角色。商人用丝绸进行大宗交易，或者作为财富的储存方式，都十分普遍。
“行用”与“不行用”的制度： 唐代法律也明确规定了某些场合下钱和帛的“行用”与“不行用”。例如，有些税收可以收绢，有些则必须收钱。商业交易中，钱帛都可以作为支付手段，但具体接受哪种，取决于交易双方的约定和当时的市场状况。
白银的流通： 除了铜钱和丝绸，白银在唐代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支付和储值工具，尤其是在大额交易和高层官僚的往来中。但与铜钱和丝绸相比，其流通的普遍性略有不及。
国家对货币的调控： 唐代政府虽然也发行铜钱，但对于丝绸等实物的流通，采取的是相对宽松或说顺应市场需求的态度。他们也意识到，过度依赖铜钱会限制经济的活力。
总结差异：
经济基础的差异： 汉代以农业为主，铜钱更适合其经济结构；唐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需要更灵活的支付手段。
税收制度的影响： 唐代的“调”直接以实物（丝、绢）征收，为钱帛并行奠定了物质基础。
商品本身的属性： 丝绸在唐代具有高价值、适度便携的特性，使其能够超越一般商品，扮演货币的角色。
货币政策的演变： 汉代更侧重于统一和铸造金属货币；唐代则在维持铜钱流通的同时，也顺应了丝绸等商品作为支付手段的趋势。
因此，汉代更多使用铜钱，是那个时代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和货币认知下的必然选择。而唐代钱帛并行的局面，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货币工具多样化需求的自然产物，也反映了国家财政和商业流通体系的成熟和复杂化。这两种货币流通方式，都深刻地影响了各自时代的经济面貌。
汉代：铜钱作为货币主导的时代
汉朝，尤其是西汉，经历了统一中国、确立中央集权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的基础相对薄弱，农业生产力是主要的经济支柱，商业活动虽然逐渐活跃，但与后来的唐朝相比，规模和复杂程度还有所不及。
统一货币的决心与实践： 汉武帝时期，推行“废郡国币，收效于郡国”、“禁郡国铸钱”等政策，将铸币权牢牢收归中央。在此之前，各地方诸侯铸造的货币五花八门，扰乱了市场。武帝统一铸造五铢钱，成为全国通用的货币。五铢钱铸造精良，重量适中，虽然有磨损，但其铜质保证了其价值的相对稳定。
农业经济的基础： 汉代的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口赋、田租）和徭役。这些赋税在征收时，虽然名义上可以用实物，但最终国家需要将其折算成统一的货币来管理和支出。铜钱作为一种便于携带、分割和计量的金属货币，在征收和储存上具有天然优势。
商业流通的初级阶段： 汉代的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长途贩运、远距离贸易的规模和成熟度，仍不如唐代。铜钱作为最基础的交易媒介，能够满足日常的小额交易和局部地区的商业活动。大宗商品的买卖，有时也允许使用金属（如金、银）或成匹的丝帛，但铜钱是流通最广泛、最普遍的支付手段。
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汉代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事（尤其是对匈奴用兵）、官僚体系的维持、兴修水利等。这些支出大多需要用统一的货币来支付，铜钱成为最直接、最方便的工具。例如，军饷、官员俸禄、工程款项，都可以用铜钱来发放。
铜的供应与铸造： 汉代对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有一定规模，能够支持五铢钱的铸造。虽然有时也面临铜料短缺的问题，但整体而言，铜钱的发行量能够满足当时的经济需求。
对“钱”的认知： 在汉代，“钱”的概念主要就是指金属铸币，尤其是铜钱。尽管也有金、银等贵金属作为大额支付或储藏手段，但就日常交易而言，铜钱的地位无可撼动。
唐代：钱帛并行的多元化金融体系
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商业贸易空前繁荣，对外贸易也日趋活跃，这为一种更加多元化和复杂的货币流通体系奠定了基础。
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 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城市如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人口密集，消费旺盛。手工业也高度发达，丝织品、陶瓷、茶叶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量巨大。这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催生了对更加便捷、更有效率的交易媒介的需求。
丝绸作为战略物资与大宗商品： 丝绸在唐代不仅仅是奢侈品，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出口商品。其价值高昂，生产周期长，但又相对便于运输（相比于大量铜钱）。作为一种国际公认的硬通货，丝绸在许多场合可以被视为一种“商品货币”。
税收的多样化与“租庸调制”： 唐代初期的税收制度“租庸调制”规定，租、庸、调三项税收，其中“调”就是用丝、麻等实物缴纳，尤其是用绢。这直接意味着国家在征税时就接受了实物，而这些实物（尤其是绢）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商品流通价值。
租： 粮食，直接是农业产品。
庸： 徭役，可以用折算成货币或实物来替代。
调： 丝、麻、布匹等实物，这是钱帛并行的重要税收来源。
“调”的征收，使得大量的丝织品直接进入了国家财政，而这些丝织品正是唐代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自然会在流通中扮演货币的角色。
铜钱的局限性： 随着商业的发展，铜钱也暴露出其局限性。
“瘦金”问题： 铜钱因为长期使用，会磨损变轻，价值下降，这被称为“瘦金”。
铸造量与经济规模的矛盾： 唐代虽然也铸造开元通宝等铜钱，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激增，对铜料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铜矿资源的有限性，以及铸造铜钱的成本，使得发行大量铜钱成为一个挑战。
运输不便： 对于大宗交易，尤其是长途贸易，携带大量铜钱非常不便且有风险。一匹绢或一匹布，其价值可能相当于数千甚至上万枚铜钱，但携带起来却容易得多。
丝绸作为“储值”和“大额支付”手段： 丝绸因为其价值稳定、便于储存和运输（相较于海量铜钱），在商业流通中承担了类似于现代大额支票或债券的角色。商人用丝绸进行大宗交易，或者作为财富的储存方式，都十分普遍。
“行用”与“不行用”的制度： 唐代法律也明确规定了某些场合下钱和帛的“行用”与“不行用”。例如，有些税收可以收绢，有些则必须收钱。商业交易中，钱帛都可以作为支付手段，但具体接受哪种，取决于交易双方的约定和当时的市场状况。
白银的流通： 除了铜钱和丝绸，白银在唐代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支付和储值工具，尤其是在大额交易和高层官僚的往来中。但与铜钱和丝绸相比，其流通的普遍性略有不及。
国家对货币的调控： 唐代政府虽然也发行铜钱，但对于丝绸等实物的流通，采取的是相对宽松或说顺应市场需求的态度。他们也意识到，过度依赖铜钱会限制经济的活力。
总结差异：
经济基础的差异： 汉代以农业为主，铜钱更适合其经济结构；唐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需要更灵活的支付手段。
税收制度的影响： 唐代的“调”直接以实物（丝、绢）征收，为钱帛并行奠定了物质基础。
商品本身的属性： 丝绸在唐代具有高价值、适度便携的特性，使其能够超越一般商品，扮演货币的角色。
货币政策的演变： 汉代更侧重于统一和铸造金属货币；唐代则在维持铜钱流通的同时，也顺应了丝绸等商品作为支付手段的趋势。
因此，汉代更多使用铜钱，是那个时代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和货币认知下的必然选择。而唐代钱帛并行的局面，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货币工具多样化需求的自然产物，也反映了国家财政和商业流通体系的成熟和复杂化。这两种货币流通方式，都深刻地影响了各自时代的经济面貌。
网友意见
（本文仅供参考，汉唐之间隔了398年、自汉初至唐末1109年呢，如有错谬欢迎指正）
先放我个人的观点：
汉初铸钱量是很大，但很多是民间和地方自行铸造的（文帝五年至武帝二十八年间的62年是不禁铸私钱的），造成了很多问题；
钱、金等货币不像布、帛、谷等实物一样能直接使用，铸钱需要占用很多劳动力，禁铸私钱需要占用很多行政资源，小民卖实物换货币会被商人剥削；
物价有较大变动时会出问题，物价涨则税收减、物价跌则税负增，而实物、货币并行的话是可以对冲；
不要高估古代的商品经济，学界主流认为当时钱、金等货币在日常生活的使用量是比较小的，货币主要用于大宗商品交易。
咱们把《汉书·志六·食货下》大体看一遍吧：
1 西汉实际上也是钱、金、布、帛、谷并行：
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而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2 要求限制货币、重视实物的呼声一直都在，例如说元帝朝的禹贡：
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
3 文帝朝放开铸钱禁令后，私钱泛滥，增强了地方诸侯王的实力、刺激了地方诸侯王的野心：
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到了东汉，按照《晋书·志十六·食货》和《通典·卷四·食货四》的说法，章帝朝一度“废钱”：
及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盐者食之急也，县官可自卖盐，武帝时施行之，名曰均输。”......遂用林言，少时复止。
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朝太复杂了，在此不详说了，总的来说是钱、金、布、帛、谷并行，而且是实物为主；
由于私钱难禁、官铸偏少，再加上物价常变、生产时匮、人力不足、豪强遍地，以至于经常废钱、只用实物，例如说曹魏：
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
到了唐朝，之所以钱、帛并行，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没有彻底放开铸钱禁令，大体看一遍《旧唐书·志二十八·食货上》，只是允许过地方自行铸造、应该是没有允许过民间自行铸造：
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
开元五年，车驾往东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江淮钱尤滥恶，有官炉、偏炉、棱钱、时钱等数色，璟乃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充江淮使。
开元二十二年，中书侍郎张九龄初知政事，奏请不禁铸钱......时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
其次是我国铜矿储量不丰富，自商周以来两三千年的开采、不断发展的冶铜手工业、对铜器消费的增长和积累等因素叠加到一起，导致唐朝出现了“铜荒”的问题：
《新唐书·志第四十四·食货四》
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
最后是从东汉开始，实物中的帛（丝织品）因为方便携带、价值较高，事实上成为了“新晋货币”。
以上种种，造就了唐朝“钱帛兼行”的局面。
PS：
事实上古人也知道货币比实物方便，汉唐之间的北魏、南梁等因为铜钱制乱，甚至尝试过大规模铸造铁钱以重建币制，以北魏为例：
《隋书·志十九·食货》：
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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