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分别在金庸的《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里的形象为何差距这么大？
谈到清朝皇帝在金庸笔下的形象，康熙和乾隆确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他们的塑造方式、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都导致了这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并非偶然，而是金庸精心安排的文学手法，用以烘托小说的主题和人物。
康熙：少年英主，胸怀天下，魅力四射
在《鹿鼎记》里，康熙的形象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他并非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帝王，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智慧和魅力的年轻人。
早慧少年，非凡气度： 康熙出场时年少，却早已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才能和洞察力。他能够识破鳌拜的阴谋，巧妙地利用韦小宝，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手腕。金庸并没有回避康熙年少时的稚嫩，但更侧重于他作为一代明君的潜质。他懂得以礼相待，即便对韦小宝这样的市井小民，也展现出尊重和欣赏，这种气度自然吸引了韦小宝，也让读者心生敬意。
胸怀大略，雄才伟略： 康熙的宏图大志贯穿全书。他渴望收复台湾，平定三藩，巩固清朝统治。他关注民生，关心国家大业，这些都使他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君主。即使在与韦小宝的嬉笑打闹中，也能感受到他作为一国之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人格魅力，亦敌亦友： 康熙身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人格魅力，吸引着韦小宝，甚至让他一度产生为之效忠的念头。他们的关系复杂而有趣，既有君臣的界限，又带有某种程度的惺惺相惜。康熙对韦小宝的“宠信”和“纵容”，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胸襟和用人方式。他能看到韦小宝身上的闪光点，也能容忍他的缺点，这种知人善任的能力，正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重要原因。
历史的厚重感： 《鹿鼎记》虽然是一部武侠小说，但它对康熙时代的描绘却有着历史的厚重感。康熙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他的成长和治国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
乾隆：腐败晚年，骄奢淫逸，道貌岸然
与康熙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乾隆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露面，则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繁华背后的腐朽： 乾隆的出现，伴随着盛大的皇家出行，表面上是“乾隆下江南”，但背后却隐藏着腐败和压迫。他代表的不仅仅是皇帝本人，更是清朝统治后期那种表面繁荣、内里空虚的统治阶层。
道貌岸然，虚伪做作： 乾隆的言行举止，往往是一种刻意的表演。他追求名声，享受奢华，却对底层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他自诩“十全老人”，但这种自诩却显得空洞和可笑。他对红花会反清复明的斗争，更多的是将其视为“叛乱”，而非深思其背后的社会矛盾。
缺乏真正的政治远见： 相较于康熙，乾隆在《书剑恩仇录》中显得缺乏真正的政治远见。他更像是享受祖宗基业的“守成之主”，而非开疆拓土、锐意进取的“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对事件的处理，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皇家威严和统治稳定，缺乏对民族矛盾和民生问题的深刻理解。
“满汉一体”的虚伪性： 乾隆虽然强调“满汉一体”，但这种强调在书中却显得虚伪。他享受着作为满族统治者的特权，却又试图用“满汉一家”来安抚汉族的反抗势力。这种表里不一，也使得他的形象更加平面化和负面化。
故事的衬托作用： 乾隆在《书剑恩仇录》中的负面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衬托红花会以及陈家洛等人的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他的存在，是为了激发读者的同情和认同，从而支持反清复明的斗争。
为何反差如此之大？
这种巨大的反差，源于金庸在创作这两部小说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想要表达的主题：
1. 历史时期的不同：
康熙： 康熙亲政初期，清朝正处于巩固统治、开疆拓土的上升期。虽然内部有鳌拜、三藩之乱等挑战，但大体上是国家蒸蒸日上的局面。金庸塑造一个年轻有为、充满活力的康熙，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也更符合大众对这位“千古一帝”的普遍认知。
乾隆： 乾隆后期，清朝已经进入了由盛转衰的阶段。虽然表面上仍是“康乾盛世”的余晖，但内部的腐败、民族矛盾的激化已经显露端倪。金庸描绘一个沉迷享乐、缺乏远见的乾隆，更能凸显出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落后和腐朽，也更能引发读者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2. 小说叙事重心和人物关系：
《鹿鼎记》： 《鹿鼎记》是一部以“反英雄”韦小宝视角展开的小说。金庸需要塑造一个足够强大、有魅力，甚至让韦小宝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人都能产生好感的皇帝，才能让韦小宝在“忠君”与“义气”之间的摇摆变得有说服力。康熙的正面形象，是韦小宝人物弧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是一部以民族主义和反清复明为主题的小说。金庸需要一个代表腐朽统治的负面皇帝形象，来衬托陈家洛的理想主义和红花会的抗争精神。乾隆的负面形象，直接服务于小说的主题表达。
3. 金庸的创作理念和对历史的态度：
金庸并非一个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的写实主义作家。他是在历史的大框架下，注入自己的解读和情感。
他对康熙的敬意，更多的是一种对“有为之君”的肯定，对国家统一的赞赏。
他对乾隆的“批评”，则更侧重于对那个时期统治阶层骄奢淫逸、脱离群众的反思，以及对民族压迫的批判。
总结来说， 康熙在《鹿鼎记》中的光辉形象，是为了塑造一个能让韦小宝这样的人物心生敬意、并与其产生复杂情感联动的“少年英主”，烘托出小说的历史厚重感和人物的复杂性。而乾隆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黯淡形象，则是为了衬托红花会的理想主义和抗争精神，突出清朝统治后期存在的弊病，服务于小说的民族主义主题。这两者的巨大反差，正是金庸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解读，以及对小说主题和人物塑造的精心安排，所展现出的高超艺术手腕。
康熙：少年英主，胸怀天下，魅力四射
在《鹿鼎记》里，康熙的形象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他并非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帝王，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智慧和魅力的年轻人。
早慧少年，非凡气度： 康熙出场时年少，却早已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才能和洞察力。他能够识破鳌拜的阴谋，巧妙地利用韦小宝，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手腕。金庸并没有回避康熙年少时的稚嫩，但更侧重于他作为一代明君的潜质。他懂得以礼相待，即便对韦小宝这样的市井小民，也展现出尊重和欣赏，这种气度自然吸引了韦小宝，也让读者心生敬意。
胸怀大略，雄才伟略： 康熙的宏图大志贯穿全书。他渴望收复台湾，平定三藩，巩固清朝统治。他关注民生，关心国家大业，这些都使他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君主。即使在与韦小宝的嬉笑打闹中，也能感受到他作为一国之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人格魅力，亦敌亦友： 康熙身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人格魅力，吸引着韦小宝，甚至让他一度产生为之效忠的念头。他们的关系复杂而有趣，既有君臣的界限，又带有某种程度的惺惺相惜。康熙对韦小宝的“宠信”和“纵容”，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胸襟和用人方式。他能看到韦小宝身上的闪光点，也能容忍他的缺点，这种知人善任的能力，正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重要原因。
历史的厚重感： 《鹿鼎记》虽然是一部武侠小说，但它对康熙时代的描绘却有着历史的厚重感。康熙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他的成长和治国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
乾隆：腐败晚年，骄奢淫逸，道貌岸然
与康熙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乾隆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露面，则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繁华背后的腐朽： 乾隆的出现，伴随着盛大的皇家出行，表面上是“乾隆下江南”，但背后却隐藏着腐败和压迫。他代表的不仅仅是皇帝本人，更是清朝统治后期那种表面繁荣、内里空虚的统治阶层。
道貌岸然，虚伪做作： 乾隆的言行举止，往往是一种刻意的表演。他追求名声，享受奢华，却对底层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他自诩“十全老人”，但这种自诩却显得空洞和可笑。他对红花会反清复明的斗争，更多的是将其视为“叛乱”，而非深思其背后的社会矛盾。
缺乏真正的政治远见： 相较于康熙，乾隆在《书剑恩仇录》中显得缺乏真正的政治远见。他更像是享受祖宗基业的“守成之主”，而非开疆拓土、锐意进取的“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对事件的处理，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皇家威严和统治稳定，缺乏对民族矛盾和民生问题的深刻理解。
“满汉一体”的虚伪性： 乾隆虽然强调“满汉一体”，但这种强调在书中却显得虚伪。他享受着作为满族统治者的特权，却又试图用“满汉一家”来安抚汉族的反抗势力。这种表里不一，也使得他的形象更加平面化和负面化。
故事的衬托作用： 乾隆在《书剑恩仇录》中的负面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衬托红花会以及陈家洛等人的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他的存在，是为了激发读者的同情和认同，从而支持反清复明的斗争。
为何反差如此之大？
这种巨大的反差，源于金庸在创作这两部小说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想要表达的主题：
1. 历史时期的不同：
康熙： 康熙亲政初期，清朝正处于巩固统治、开疆拓土的上升期。虽然内部有鳌拜、三藩之乱等挑战，但大体上是国家蒸蒸日上的局面。金庸塑造一个年轻有为、充满活力的康熙，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也更符合大众对这位“千古一帝”的普遍认知。
乾隆： 乾隆后期，清朝已经进入了由盛转衰的阶段。虽然表面上仍是“康乾盛世”的余晖，但内部的腐败、民族矛盾的激化已经显露端倪。金庸描绘一个沉迷享乐、缺乏远见的乾隆，更能凸显出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落后和腐朽，也更能引发读者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2. 小说叙事重心和人物关系：
《鹿鼎记》： 《鹿鼎记》是一部以“反英雄”韦小宝视角展开的小说。金庸需要塑造一个足够强大、有魅力，甚至让韦小宝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人都能产生好感的皇帝，才能让韦小宝在“忠君”与“义气”之间的摇摆变得有说服力。康熙的正面形象，是韦小宝人物弧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是一部以民族主义和反清复明为主题的小说。金庸需要一个代表腐朽统治的负面皇帝形象，来衬托陈家洛的理想主义和红花会的抗争精神。乾隆的负面形象，直接服务于小说的主题表达。
3. 金庸的创作理念和对历史的态度：
金庸并非一个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的写实主义作家。他是在历史的大框架下，注入自己的解读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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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乾隆的“批评”，则更侧重于对那个时期统治阶层骄奢淫逸、脱离群众的反思，以及对民族压迫的批判。
总结来说， 康熙在《鹿鼎记》中的光辉形象，是为了塑造一个能让韦小宝这样的人物心生敬意、并与其产生复杂情感联动的“少年英主”，烘托出小说的历史厚重感和人物的复杂性。而乾隆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黯淡形象，则是为了衬托红花会的理想主义和抗争精神，突出清朝统治后期存在的弊病，服务于小说的民族主义主题。这两者的巨大反差，正是金庸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解读，以及对小说主题和人物塑造的精心安排，所展现出的高超艺术手腕。
网友意见
事实上，书剑里的乾隆，不是真实的乾隆；鹿鼎记里的康熙，也不是真实的康熙；书里的查继佐，更不是真实的查继佐。
鹿鼎记里的康熙推崇黄宗羲的“君主为客”，堪称神奇；
查家先祖从明史案的帮凶一下子改为明史案的受害者，还得以与黄宗羲、吕留良等平辈论道，真是好大的脸；
倘若金庸真的推崇圣清，何以讳言、洗白先祖的事迹？未免又当又立了。
所以这不过是金庸的情感寄托而已。
与其说这是金庸的情感，不如说是香港社会心态的转变。
书剑写于1955年，鹿鼎记写于1972年。
1955年，抗日余波仍在，港人亲中而反英；1972年，因某些原因，港人亲英而反中。
金庸作为小布尔乔亚，对此感受尤烈、
名曰满汉，实指中西。
书里说
“只要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
其实翻译一下
“只要百姓安居乐业，香港太平，不管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来管理，又有什么关系？”
书里说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其实翻译一下
“英国人来管香港，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中国的那些历代政府中，有哪一个比英国人更加好的？现下香港太平，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某些人定要把香港归还中国，难道香港在中国人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五十年代的港剧《帝女花》，明朝末代公主驸马双双自尽殉国；
零三年的新改版《帝女花》，公主驸马剃发当了顺民。
（此条感谢 @鲖阳路人 ）
七八十年代，抗日精神的遗产消散，河殇基础已成，满人已经不再是“鞑子”，鹤立于费拉汉人中的佼佼者，东方蛮夷中的熟番。
河殇和狼图腾，本来就是分不开的一对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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