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清朝和沙皇俄国同是封建国家，清朝任人宰割，而沙皇却是列强？

因为沙俄距离欧洲近，就这么简单。

彼得和康熙继位时的俄国和中国差距并不大，但俄国北在波罗的海被瑞典挤压，南在黑海被奥斯曼挤压，地缘压力巨大，非但没有出海口，还被隔断在边缘之地。他去西欧溜了一圈，又发现敌人科技经济政治制度都比自己先进太多，想想大动乱还没过去多久，心里这个虚啊，赶紧改革。要没这么大外部压力，他急啥？而且就算他有这心，没有大北方战争的外力来压制内部矛盾，也不见得改得下去。

这就是需求决定动力，有需求才能办事，否则就算你想，你也没法说服统治集团同意你做。中国处于东亚半封闭地缘，不管谁上台，已经走下坡路的蛮族都无法从根本上威胁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王朝，文化更是被中原文化碾压，谁当中原统治者都不具有大刀阔斧改变旧制的需求。

从时间线看，清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建国的时间很接近，国力差距不大，打了一仗俄国人也没占到便宜；然而同样在两百年时间里，沙俄因为地缘紧邻，不得不和欧洲人、土耳其人死磕，危机感十足，不断学习，在激烈竞争中前进，清朝却因为地理隔离没有列强为敌，压根就没有改革进取的需求，等到19世纪中叶列强打过来，清朝已经处于历史周期律下衰落的暮年了。

到了此时，一个衰落的朝代，如垂暮老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恰如16世纪末要指望留里克王朝建立俄罗斯帝国的霸业，那不是扯谈吗？罗曼诺夫王朝到了19世纪后期也垂老了，除了吃老本欺负更落后的清朝，也丧失了活力。19世纪后期沙俄比清朝厉害，是沙俄先吃了五个馒头而清朝一个没吃，至于为什么没，只是地缘决定了清朝很安全，根本没有吃的需求罢了，雪上加霜的是清朝对蛮族的统治又很好，唯一能威胁的北方蛮族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就更躺平了。

说难听点，乾隆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好大喜功到处开疆拓土，已经是反常理的强迫型人格了。嘉庆年间发生天理教杀进皇宫乱砍的奇葩事件，从根子上就是清朝高层实在是太安稳了，和养废的猪没什么两样。

这简直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典范。敌人没了，你自己也就废了。人类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都是需求驱动的。有需求你不一定做得好，没有需求你一定做不好。

等到了风烛残年，想折腾也折腾不了了。同样以克里米亚战争和火烧圆明园这两次惨败为起点，沙俄和清朝虽然底子相差很大，但国运走势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短暂回光返照后就螺旋坠落。农奴制改革救不了沙皇，洋务运动也救不了清朝，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你二十岁有心的话可以夜夜双飞，到了六十岁，吃个血管扩张剂强上也没用了，不但秒射还一周缓不过来，磕多了还得猝死。

这就是人有生命周期，国一样也有。为什么被赶出波罗的海以后沙俄又打回来，克里米亚之后却是日俄战争和一战的惨败直至亡国，二十岁和六十岁之差罢了。中国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刚好压在工业革命之前两百年，以至于列强实力强到足够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华帝国恰恰处于历史周期律的暮年，基本丧失内生造血的能力，只能苟延残喘到死，这只能说时间没安排好，运数如此了。

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就是推翻旧政府，换新的鸡血政权上去。解决不了老人的问题，就把老人解决掉，人类从来都是这么个新陈代谢的规律，这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个正面参照就是日本，德川幕府也是垂垂老矣，但日本完成了倒幕运动，开启明治维新。这就是新陈代谢的范例。历史不是没给过你机会，如果太平天国趁着列强来袭两面夹击，打赢战争，或许中国有机会往穷人版沙俄的方向发展，虽然底子比沙俄差得多，搞成列强难度很大，最起码能止跌回温，但给你机会抓不住，反而自相残杀自废武功，怪得了谁呢？

其实在康熙三征噶尔丹这个节点，即17世纪中后期，清俄两国的陆军军力是不相上下的，清、俄、土耳其，是当时世界上三大陆军强国。非要排出个名次的话，应该是土、俄、清，但差距很小。

下面我说说理由。

不要相信现在电视剧中所谓入关后八旗堕落、绿营为主的说法，顺治朝对俄战争、多铎远征喀尔喀、康熙打雅克萨，三征噶尔丹、驱准保藏，清初几乎所有对外战争，主力军都是八旗。

关于八旗与辽东军的渊源、早期八旗的盔甲、装备，我之前的文章都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今天讲讲八旗军的人数和火器。

清军入关前满洲八旗牛录总数是318个，一牛录人丁标准是300人，按照这个标准计算，那么满洲八旗总兵力应该是9.54万人。

然而，以上情形只是满编情况下的数据，事实上，绝大多数牛录是不到300人的，少的甚至100人也可编成一牛录。事实上，在顺治元年这个节点，满洲八旗合计兵丁只有55330人，这其中还包括老头、小孩和伤残者。所以说，多尔衮带走的三分之二满洲兵总数只有3.7万人。

再看看蒙古八旗。蒙古八旗与满洲八旗不同，其标准的牛录人丁是200人左右，且有大量牛录只有百人，甚至不足百人——称为“半牛录”。在顺治元年，八旗蒙古有牛录119.5个，共计有丁28780余人，其三分之二也只有1.9万人。

最后是汉军。

汉军情况比较复杂，其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佟氏兄弟所辖的汉军，大多是原辽东军投降过来的，约有一万人；二是跟着三顺王投降过来的，其中孔有德部投降时约有三千人，耿仲明投降时约有两千人，尚可喜投降时约有两千人。

之后，又陆续将投降的、俘虏的汉军编入，到崇德七年，汉军八旗约有兵丁3.3万人。

也就是说，多尔衮这次带出去的军队满打满算，即为3.7万满八旗、1.9万蒙古八旗和3.3万汉军，合计约为8.9万人，除去老弱病残，也就8万人左右。在山海关又接收了吴三桂的辽东军精锐4万人，入关军队总数约为12万人，此为八旗野战精锐，在山海关大战中还死了不少。

入关后，清军又大量收编了原明朝军队，多铎的南下军团从北京出发时仅为两万骑，还没到南京就整编了原明朝军队24万人，即：

“刘良佐、李本深等总兵级别二十三个员、监军道二员、副将四十七员、参将、游击八十六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

之后，清军又陆续收编了大量民军、明军，在顺治亲政这个节点，清军总兵力达到60-80万人，但这些军队的战斗力与八旗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八旗军之所以我称之为“野战兵团”，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虽然八旗军是一支多兵种混成部队，即以满人为主的重甲步兵、以蒙古人为主的骑兵和以汉旗军为主的火器兵、重炮兵，但八旗军作战基本是全员骑马机动。

像顺治朝的中俄乌扎拉村之战，清军出动600人，马匹就带了上千匹，还有上千名达斡尔人帮助运输物资。

像康熙第一次征伐噶尔丹，按每名士兵配备一名民夫、四匹马的标准，组成庞大的运输队，备有运粮大车6000辆，随军运送粮食、器材。

能让十几万人连同作战物资全部骑马机动，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罕见的，除了清、土、俄之外其他国家想都不要想。

二、八旗军不是冷兵器军队，他们的火器水平相当高。

满文老档记载，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就成立了专门的火枪部队，即为鸟枪军。这种特种部队各个旗都有，组成为100名八旗军和20名奴仆，拥有43支鸟枪，22门小炮，4辆盾车。

不仅队伍专业，在技战术上，八旗的火器部队也更高一筹。下面这段来自徐光启的吐槽。

“如近攻辽阳东门，贼（后金军）来止七百人，车载大铳，我川兵千人逆之。贼发虚铳二次，我兵不损一人，因而直前搏战。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我兵存者七人而巳。夫假铳诱敌近而后发，则势险节短，此用器要术，臣尝密与诸将吏言之，不谓贼巳暗合，患皆在于怯也。若我兵则初见敌尘便巳发铳，无一中者，敌近则委而去之，两者巧拙何如也。”

翻译一下就是：后金军队700人对抗川兵1000人。后金军先是放了两轮空炮，川兵一看没有伤亡，就列阵向前攻击。等到达距川兵20-30步的距离时，后金军的火器齐发，川兵就只剩下七人了。

徐光启总结，明军怯战，看到后金军向前进攻就开枪、开炮，完全不顾对方是不是在射程以内。而八旗火器手可以在距离敌军只有二三十步的时候齐射，这时效果就很好了。这也从侧面说明八旗兵有更稳定的心理素质以及严明的纪律。

除了技战术优势，后金军火器部队的重甲也占了很大的便宜。

明朝火枪手没有盔甲，就特别害怕近身，所以喜欢搞三段射击和远距离射击。而八旗鸟枪手身披40斤棉甲，推盾车的人更是身披两层棉甲。明朝火器低劣落后，无法打穿八旗兵的重甲，即便是偶尔破甲，也是仅伤皮肉而已。

正所谓：

“满洲的兵，马箭是最厉害的，且云拾的满甲一副，抖出铅子升许，此等好甲鸟枪亦不能透。”

这种火器优势在八旗军队获得了红衣大炮之后更为明显。

所谓红衣大炮，其实在明朝时被称为“红夷大炮”，这种炮的原型是十六世纪中后期发明于欧洲的一种长身管、纺锤形结构的前膛加农炮，通常作为舰炮使用。

（兴城古城上的红衣炮）

明朝末期，郑成功他爹郑芝龙多次在东南沿海与荷兰海军及东南亚海盗交战，击沉数艘荷兰海军三桅军舰（后来大名鼎鼎的风帆战列舰前身）。后福建当地渔民将沉没的军舰舰炮打捞，明朝官员将其与本土制作的弗朗机对比，发现其射程、威力都要强很多，于是开始仿制。因荷兰人在当时被明朝称为“红夷”，即红头发的夷人，所以将该炮命名为“红夷炮”。

由于冶铁技术不过关，明朝的仿制之路问题不断，造出来的大炮质量不过关，动辄炸膛。无奈之下，明朝以涨租金威胁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让他们代工制作大炮，并派出官员进行监造。

第一批代工制成的红夷大炮，就在宁远之战中发挥极大威力。后来在宁锦之战中，红夷大炮再次发挥巨大威力。

认识到红夷炮的威力后，皇太极开始积极招募人才仿制。先是孔有德投诚，孔有德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于是，在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到崇祯十二年，清军已经拥有60门自制的红衣大炮，在松锦之战发挥极大战力，特别是在攻城战役中。

入关后，铁矿充足，清朝进一步加强了火炮制造。单康熙一朝，所造的红衣炮就达905门，重量在250千克以上的为重炮，有201门；其余为250公斤以下的为轻炮，有704门。而17世纪初期欧洲的陆军强军瑞典军队，在战斗中使用的铜制团属火炮280千克，在人家那已经属于重炮了。

这种炮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不落后，欧洲人直到18世纪末期都在使用这种舰用滑膛炮，直到19世纪早期才将其淘汰。

其实除了清朝自己造的，明朝友情提供的火炮也不少。

松山之战中，清军缴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中，清军缴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中，清军缴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中，清军缴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仅仅这四战，清军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

当然，明军的火炮除了红夷炮和大样弗朗机，其他火炮大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除了自己造，朝鲜也给了不少。顺治朝对沙俄用兵的混同江口、牡丹江口两战，朝鲜均派火枪手直接参战，这两战清军均取胜；康熙二十八年，朝鲜一次性进贡火枪两千杆。

在康熙三征噶尔丹的这个节点，清军的火器综合装备率已经超过了50%，可动用的野战兵团在15万人至20万人之间。

说说沙俄。

其实呢，17世纪的沙俄军队，也是冷热兵器混合使用的军队。

1630年，沙皇仿照瑞典军队的编制，试验性质的组建两个新的军团。在每个军团中，首次使用“连”这个编制，代替了原来的“百人长”。每个军团拥有8个连，每个连由120名火枪手和80名长矛手组成，军团长的军衔为上校。

为什么要有长矛手呢？答案是防备对方的骑兵冲击。

其实呢，直到1500年前后，西方的火器使用率和火器质量才开始超越他们东方的老师。当时标准的开枪流程是这样的：

“先用火药瓶往枪口倒入推进用的火药，再将用纸或布包着的弹丸从枪口塞入，并用长条细棒将弹丸推入，接下来把导火用的火药倒在枪机中的火皿上，把火盖盖上。当要进行射击时，把火盖掀开，瞄准后扣下扳机火绳会接触火皿而将导火药引爆，导火药的爆炸会立即引爆推进药而将弹丸射出。”

通俗点理解就是，找一个一端封闭的铁管，先倒火药，再装杀伤的弹丸，材质通常为铅，然后扣动扳机引燃火药。

以上过程，没有3-5分钟搞不定。而且当时的火绳枪装添麻烦，射程近，威力小，准头差。没准你一枪没打中，对方骑兵的长矛、马刀已经朝你脑袋招呼过来了。

而防御骑兵冲击最古老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长矛。相信看过《指环王》、《勇敢的心》的朋友都应该清楚。

（俄军的装甲长矛手）

在17世纪中期以前，沙俄军队装备的火绳枪被称为“皮肖火绳枪”（PISHAL）。这种枪重量在6kg-8kg之间，口径在14mm-18mm之间。说得太复杂大家也不懂，通俗点说就是这是一种又笨、又重的枪。以至于开枪的时候需要找个东西支撑，这个支撑架被称为巴迪什长柄斧（Bardiche）。

这种大斧头斧刃呈新月状，是15世纪到17世纪在东欧平原很流行的一种破甲长斧，作为火枪的补充。其实真到了战场上，打一次仗能开个四、五枪就不错了，很多时候俄国士兵还是得抡大斧头。

然而，这种大斧头虽然看起来很唬人，但真到了近身肉搏时，笨重、难用，一斧子抡下去砍不到对方，基本很难再抡第二轮。但是因为它比传统的长剑造价低廉且不需要精细保养，所以才普及地如此之广，波兰、瑞典、俄国人都在用。一直到18世纪，波兰步兵才彻底放弃了大斧子的配置。

（现代俄国人的cosplay）

当时的俄国军装也不统一，部分士兵身穿俄罗斯传统的卡夫坦制服（KAFTAN），类似中国的长袍，像现在加长版的风衣。夏天戴科尔帕克圆锥帽（KOLPAK），严冬时则用沙普卡（SHAPKA）皮帽，脚穿传统马靴，大致形象如上图。

部分俄军身披中世纪欧洲常见的盔甲。但是这种盔甲重量较重，加上枪的重量，加上大斧头的重量，再加上弹药的重量，基本达到了一个正常人所能负荷的极限，自17世纪中期之后，这种盔甲步兵就不常见了。

哥萨克的装备与俄正规军差不多，因为他们的火器大部分是俄国官方提供的。他们的装束更是花样繁多，有的是鞑靼风格，有的是东欧风格，还有的是中亚伊斯兰风格。其战斗力稍弱于俄军正规部队，但是他们有两大好处：一是便宜，他们的军饷比正规军少得多；二是基本全是骑兵，大半辈子在马上过，机动性强。

综上，在整个17世纪，俄军也是一支冷热兵器混合的军队。在17世纪中期这个节点，沙俄可以用来野战的军队大致在15万左右，骑兵、步兵各半。除了正规军，沙皇还可以从南部草原臣服的鞑靼汗国和乌克兰的哥萨克那里随时抽调5万人左右的骑兵部队。

火炮方面，沙俄的大小城镇几乎都装备了各式各样的城防火炮，根据1678年时的统计，沙俄的城防火炮达到了3575门。但这些火炮大都陈旧过时，射程短，口径不统计，很难搬出来打仗。在17世纪中期这个节点，沙俄真正可以用于野战的大口径火炮大概在300门左右。

再来说说准噶尔。

早在巴图尔珲台吉（噶尔丹他爹）时期，根据沙俄出使准噶尔的记载，此时的准部军队已经配备了火绳枪。此时准部的手工业已经初成规模，火药基本可以自给，枪械可以修理，而手工业者大部分是来自中亚的突厥穆斯林。

噶尔丹将这些打工者视作奴隶对待，例如让突厥人制作连环锁甲，

“轻便如衣，如果被弓箭射穿，即杀工匠。”

也正是在这些打工人的努力下，准部军队装备水平迅速提升，即：

“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

从16世纪开始，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国家的火器水平已经超越了同时期的明朝。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法维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被欧洲人称为三大火药帝国。火器在欧洲战场普及后，随即开始在近东普及，这些帝国通过对欧式火器的复制或购买，提升了自己军队火器使用程度。

准噶尔部地处中亚，自然也受到了附近伊斯兰国家的影响。

后来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噶尔丹布置驼阵，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骆驼炮”制造技术。

这种炮的原创者是马穆鲁克王朝，后来被奥斯曼军队借鉴。其构成就是在骆驼身上架一门轻型火炮，部分炮架还能360度旋转，堪称现代坦克的雏形。

准部的鸟枪也达到了世界同期水平。根据张建先生的描述：

“笔者在故宫博物院考察库藏火器时，曾目睹“厄鲁特鸟枪”实物。其中一支长 180 cm，口径 15 mm。枪管系铁制，长 134.5 cm，用 4 道铜箍和 2 条皮绳固定在枪床上，末端与枪床嵌合，没有螺栓。火机在枪身右侧，铁质，火门上设有可旋转 180° 的盖子，以避风雨，十分精巧。枪托笔直狭长，下倾 35°。扳机为较早期的钮扣式。枪身镀有伊斯兰风格的植物纹饰，与萨菲、莫卧儿帝国的火绳枪形制完全相同。”

根据后来清史对昭莫多之战的记载，噶尔丹兵败穷困之际，“兵五千余，鸟枪已不足两千”。在兵员不整的情况下，准噶尔军尚有40%火枪装备比例；如果军容齐整，则准部军队半数装备火器应该是可能的。

但是，还是存在我之前说过的问题，游牧民族极度缺乏类似红衣大炮的重炮，这让他们不管是野战结阵跟清军打，还是攻击沙俄的棱堡，都吃了很大的亏。

至于准部的军力，只能取估算值。巴图尔珲台吉时期，与准部实力相当的和硕特部固始汗远征西藏，军队为一万骑兵，这其中还有准噶尔的军队，所以此时准部的军力大致也就一万骑兵左右。

噶尔丹接班后，先后征服了和硕特部、叶尔羌汗国，一统天山南北。随后他向西猛揍哈萨克，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都曾被准噶尔汗国统治过。后来噶尔丹东征喀尔喀蒙古，军力为三万骑兵。他出征肯定不可能带走所有部队，所以此时准部的总兵力大致在五万人左右，这是准部的巅峰军力，被噶尔丹败光了之后再也未能恢复。后期策妄阿拉布坦和大策凌敦多布所能动用的野战军队，大致也就在两万人左右。

其实准噶尔军的装备与同时期的土耳其还是很相似的，当然，准噶尔军队严重缺乏重炮。而在康熙征伐噶尔丹的这个节点，土耳其宰相卡拉·穆斯塔法正率兵15万人围攻维也纳，而这支土耳其军队最终是被奥地利、巴伐利亚、波兰、威尼斯、沙俄的联军击败的。

这么一对比，你应该大致能明白准噶尔的军力。

好啦，可以进行总结啦。在17世纪中期，即康熙三征噶尔丹之前，各方是这么个情况：

清帝国可动用的野战军团大致在15-20万人左右，火器装备率在50%左右，骑兵数量在7-8万人，可以做到全员骑马机动，重炮500门左右；

沙俄可动用的军队总数为20万人左右（包括5万鞑靼骑兵和哥萨克），火器装备率70%，骑兵占60%，野战重炮400-500门左右，但是，沙俄可用于西伯利亚方向的军队数量不超过1万人，原因很简单，当地没人种地养更多的军队；

准噶尔军可动用军队总数在5万人左右，全部为骑兵，火器装备率在50%左右，有轻型火炮，无重炮。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此时的清军是不弱的。不仅不弱，在世界上也是能够挂得上号的，不然康雍乾三代如何开拓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么为什么后期不行了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康熙打垮了准噶尔的精锐后，周边的对手太弱鸡了，清军怎么打都赢，更有甚者打输了人家都不敢说自己赢。

像第一次驱准保藏，清军败，策妄阿拉布坦听闻这个消息吓得屁滚尿流，要求大策凌敦多布释放全部清军俘虏，给他们衣服、食物。临走前怕他们路上饿死、被野兽吃掉，还专门派军队把他们护送回清朝境内。

按说这已经算是很客气、很给面子了，可是康熙不想要这个人情，随后他就派老十四挂帅把准噶尔人撵出了西藏。

像乾隆朝打缅甸，清军大败，对方却主动派使者祝寿、进贡，要求恢复通商和册封，成为清朝属国。

仗打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改良动力呢？

沙俄则不然。

打瑞典、打波兰、打土耳其、打奥地利、打拿破仑，从17世纪初一直打到19世纪初，几乎年年打、月月打，而且对手都很强。这样就得想法改良军队、武器，提升战斗力。

别扯什么工业化、工业革命，沙俄一直是农业国，直到斯大林那会儿才实现工业化，但并不妨碍之前俄军纵横欧洲二百年。

也别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列宾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会儿，已经是1873年了，俄国仍是遍地穷人，农奴的生活跟奴隶差不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倒是清帝国这个封建国家相对更重视民生，我没有一年一年统计过，但康熙、雍正、乾隆累计减免的赋税、发放的赈济银超过3亿两库平银没问题。

所以，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概如此。

还有一点就是，晚清也分阶段，并不是任何阶段都打不过人家。

1860年之前，清军确实打不过，但那会儿的清军战斗意志相当顽强。一鸦、二鸦、太平天国运动、西北某宗教信徒起义中，阵亡、投河、自焚、抹脖子的道台、副将以上官员数不胜数，我没有挨个数过，但五百人是有的。连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伊犁将军这种级别的官员都能阵亡、自焚。

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西北某XX起义的过程中，清军装备水平迅速提高。想想也知道，后期太平军基本都是人手一杆枪，清军不配枪，怎么打得过人家？后来左宗棠在新疆干掉了俄式装备的阿古柏军，也是例证。

但是，可悲的是，之后慈禧将外交、军事大权交给了李鸿章。马尾海战下令不抵抗的张佩纶、越南之役坐看刘永福与法军血拼的张树声、朝鲜战场一溃千里的叶志超等等，这一时期每个败军之将的简历中，大概率有“出身淮军”字样。

所以，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完全是武器，而是人。人坏了，体制腐化了，给你多先进的武器都没用。

对了，甲午战争那会儿，清军有30挺马克沁，想不到吧？

就这些。

1.大清在1895年之前也是列强，只不过这一点很多人不相信

2.沙俄在近代衰落的幅度也是很大，论割地赔款，如果说清朝是第二，那俄国绝对是第一。

3.清朝打不赢英法联军，沙俄也打不过；清朝打不过日本人，沙俄也打不过。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苏芬战争这近一百年里，俄国就赢了大清一回，赢了土耳其一回，还都是趁火打劫。

4.俄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号称欧洲宪兵，绝对的头等列强；20世纪初期，俄国被称为泥足巨人，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这应该不是什么美称吧。

5.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沙俄维持强大的原因，恰恰相反，高涨的民族情绪是沙俄衰落的重要原因。帝俄的强盛期其实在19世纪民族意识崛起之前，从19世纪晚期开始，帝俄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早已不堪重负，要不然也不会让日本人暴揍。

沙俄不存在以小族驭大族的问题，毕竟统治阶级是俄国人，统治者民族也是俄国人，不需要去打压人口占多数的主体民族

满清最大的黑点就是“防汉”

全国各地主要的枢纽城市修满城，专门驻扎驻防八旗部队，务求集中，而绿营兵则分为塘汛，竭力分散于各地；这和日本人安丘县城里面日本兵足有一个中队，乡下全靠伪军镇压有区别吗？

每到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起义反抗的时候，少数真满洲兵督领大量绿营出兵镇压；这和日本人少量真日军加上大量伪军出城扫荡根据地有区别吗？

满洲大兵火器营专门装备武成永固大将军这种先进的长管红夷炮，有八旗自己的专属炮厂，而绿营将领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申请自造并装备子母炮——也就是明朝时烂大街的佛郎机炮，被康熙大帝严厉申斥：“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这和日本人自己装备重炮坦克机械化设备，只给伪军步枪机枪加轻型火炮有区别吗？

清朝早中期是这样，清朝晚期也没变。 1858年，即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被英法联军攻占之后，广东巡抚柏贵被俘后很快就和英法远征军当局合作组建了临时的傀儡政府，帮助英法联军维持地方治安，镇压反抗。同年柏贵上疏咸丰解释自己所为动机：“粤东省城骤遭夷乱，……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总体上的意思就是为了广州城中的数万满洲旗民安全，无奈才虚与委蛇，投降英法。如果不是数万“国族”安危期间，广州失守完全可以不闻不问，城中数以几十万计的汉民是根本不必去考虑的，死活并不重要。从满洲入关定鼎中原到此时已经逾200年，这就是带清国家重臣，满洲勋贵的思维方式。

时间转到1862年，即同治元年，这个时候我带清已经被英法列强按在地上爆锤了两次，知道自己以前杀汉人的刀子已经钝了需要磨一磨，于是于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官兵460名出洋学习军事。当时清朝全国军队组成为满洲八旗约25万人，绿营兵64万人。

然而这460人的人员构成却是满洲兵450人，绿营汉兵10人。同治三年，恭亲王奕䜣谈及学习西洋军事时，明确表示“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汉人军队，自然是概不与闻的，只有满洲人军事进步，汉人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才能保带清江山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