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有人总是认为中国在近代落后不是清朝的责任,包庇清朝,说是什么封建制度在背锅,如何反驳这个观点?

回答
有人总是把中国近代落后板子打在“封建制度”身上,好像清朝只是一个被动接受封建遗毒的傀儡,这话说得轻松,但细究起来,却站不住脚,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要反驳这种观点,我们得把账算清楚,看看清朝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封建制度”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近代语境下,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哲学和政治分析的工具,用以概括中国古代长期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它强调的是一种集权式的官僚统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等级森严、思想保守的文化。

但是,历史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的集合。 说“封建制度”是罪魁祸首,就好像说“天气”导致了某场火灾,而不是说那个不小心点燃火柴的人。中国近代落后,固然有长期历史积淀的原因,但清朝,特别是晚清,它不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而是封建制度的“拥护者”和“延续者”,并且在面对时代变迁时,做出了选择,这些选择直接导致了落后。

1. 清朝是封建制度的“集大成者”和“维护者”,而非“旁观者”:

政治集权达到顶峰: 很多人认为“封建制度”是指分封制,这与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有很大区别。但无论是哪种形式,核心都是统治者掌握绝对权力。清朝,特别是康乾盛世,将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推向了极致。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官员都是他的工具。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能够维持庞大帝国运转的“优势”,但也成为了它变革的巨大阻力。
思想的禁锢与保守: 封建制度往往伴随着一套维护其统治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就是儒家思想为主导。清朝统治者更是将“满汉一家”的口号包裹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之下,极力压制任何可能挑战其统治的思想。 无论是文字狱的严酷,还是科举制度对八股文的过度强调,都在扼杀人们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不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好,而是清朝统治者将其教条化、工具化,用以维护其专制统治,拒绝吸收外来先进思想。
经济上的停滞与保守: 尽管清朝初期也曾有过发展,但整体而言,其经济模式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思想余毒,以及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层层盘剥,使得中国难以形成资本主义萌芽。 即使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冲击下,清朝统治者也犹豫不决,不愿意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制度改革,宁愿守着“天朝上国”的幻象,也不愿拥抱新的生产方式。

2. 清朝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不作为”和“错误选择”才是落后的直接原因:

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 很多人会把闭关锁国归咎于“封建制度的僵化”,但闭关锁国是清朝统治者主动选择的结果。 康熙皇帝实行海禁、雍正皇帝限制对外贸易,乾隆皇帝更是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这种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其统治的稳定,防止外来思想和力量的渗透。 结果呢?就是中国与世界脱节,对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一无所知,错失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
对西方文明的傲慢与拒绝: 当西方传教士带来科学知识、先进技术时,清朝统治者更多的是以“奇技淫巧”视之,甚至将其视为威胁。 即使在鸦片战争惨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主导改革的洋务派,也仅仅局限于学习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技术,却不愿意触及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改革的局限性,本质上仍然是对封建统治的维护,而不是彻底的革新。
腐败与低效的统治: 封建制度本身就容易滋生腐败,而清朝的统治,尤其是晚期,腐败已经深入骨髓。 官僚体系臃肿低效,贪污腐败盛行,国家财政空虚。这使得清朝在面对内忧外患时,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去进行有效的改革和防御。 即使有少数有识之士提出改革建议,也往往被保守派势力所阻挠。

3. “封建制度”作为替罪羊,忽视了历史人物的选择与责任:

历史是人创造的: 任何制度都由人来执行和维护。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封建制度”,就是试图抹去清朝统治者、官僚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责任。 是谁决定了闭关锁国?是是谁拒绝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是谁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保守而非变革?这些都是有具体决策者和执行者的。
时代变迁下的“不思进取”: 很多国家都曾经历过封建时期,但它们能够从中走出,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比如欧洲的法国、英国,虽然也经历了革命和动荡,但最终实现了制度的转型。中国未能及时转型,不是因为“封建制度”本身不可改变,而是因为清朝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选择了维护旧制度,拒绝改变。

总结一下,说中国近代落后不是清朝的责任,把锅甩给“封建制度”,这种说法是将原因模糊化,并为清朝的统治者推卸责任。

清朝不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而是它的忠实维护者,甚至是“封建制度”的集大成者。
清朝在面对西方冲击时,主动选择了闭关锁国和拒绝根本性变革,这些是导致近代落后的直接原因。
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抽象的“封建制度”,是忽视了历史人物的选择,以及清朝统治者在历史关键节点上的失职。

要反驳这种观点,关键在于区分制度的“属性”和统治者的“行为”。制度是存在的,但统治者如何看待、如何运用、如何改革或维护这个制度,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清朝的统治者,选择了将自己深深地绑定在旧有的制度上,并因此错过了时代的发展,最终被时代所淘汰。我们不能因为“封建制度”曾经存在,就为清朝的失误买单,甚至为之辩护。历史的责任,总要有人来承担,而清朝,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承担不起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的评价,却是无法回避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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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家都知道,中后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潮。课本上写的很明白。其实,如果任其不受干扰的发展,很可能这些思潮就可能演变成中国版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借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来反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国版的文艺复兴很可能是借真正原版的先秦的儒学和诸子百家思想来反对宋朝之后夹了私货,变质的儒学(说的就是朱熹)。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把人从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中解放出来,关注人自身的理性;中国版的启蒙运动也很有可能会是把人从儒学的道德伦理中解放出来,关注人自身的理性。如果思潮继续发展(跟随着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从君主专制到家长专制的伦理基础都有可能被动摇,大明或者大顺版本的光荣革命有可能会发生。

然而这一切的可能性都被清朝没了。

首先是人死了,搞思潮的思想家们居上位的很少,而且大多是真正的爱国者,在亡天下的斗争中践行着匹夫有责的信条。后来又搞了文字狱。所以,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思想的传承中断了。

其二是矛盾变化了,原先是思想家和信条的接受者反对居上位而腐朽的统治阶级,算是阶级矛盾,结果变成汉满民族矛盾。还有一个黑色幽默的问题。以前汉人皇帝和士大夫是严密的整体,属于统一的统治阶级。后来满人皇帝(和贵族)和汉族士大夫并不是一个整体。这使得百姓反官员不反皇帝成为可能,皇帝本人也乐意压制汉族士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第三是清朝大搞重农抑商。虽然这在古代中国算是基本国策,但是到了明朝后期,管制在不断放松,毕竟土地兼并太严重。无地农民要不做工要不从商,也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欧洲情况差不多,比较符合历史趋势。然后清朝扭转了这个趋势,又有美洲高产作物加成,农民被钉死在土地上,资本主义萌芽缺人力没办法好好发展。当然这个不能说清朝就是在坏,毕竟几千年的国策,清朝一个外族王朝要他锐意改革还是不现实。

所以可以看出是清朝的锅。没得洗。

不过明清这俩都是辣鸡。没有清朝,中国铁定没有东北内蒙新疆西藏。所以捧一个打一个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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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落后确实主要不是鞑清的责任,鞑清的责任是把中国变得更落后了。

换个汉人王朝,起码不会把文字狱搞到鞑清那个样,也不至于把利玛窦等人带来的那么多科技书籍和世界地图等东西丢到一边不闻不问,就算汉人王朝在初期强盛期过后,面对外敌入侵时表现也未必比鞑清强,但起码汉人王朝不会抱着殖民者心态甘心做洋人的奴才,面对基本不可能战胜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汉人王朝基本会在一波拼死抵抗后迅速崩溃,然后军阀割据提前,亡国灭种的危机提前,小农经济在殖民者的经济侵略下彻底崩溃后,中华文明的新生也会提前。

近代中国落后,根源在经济运行模式,这不是扯淡几句制度能说明白的事情。

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制度决定生产力水平那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中国的问题,根源在地理环境决定的单一种植业小农经济模式。

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催生的水稻这种主粮也支持在同样多的土地上供养更多的人口,中华文明科技树在防治瘟疫和卫生习惯上大幅度领先西方,这就使得东亚地区人口增长率和单位土地可承载人口上限都远高于西方,同时东亚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中华文明在统一了东亚核心区后,朝海陆两个方向的扩张难度都很高——北方不是不适合耕种的高寒地区就是400毫米降雨线外的半干旱和干旱地区,南方则是热带病高发的死亡地带(郑家开发湾湾时那恐怖的死亡率了解下)。

环境封闭扩张难度大,人口增长速度又过快,巨大的粮食压力下,畜牧业占比会不断下降,把大部分土地拿去发展种植业,不断地将精耕细作极限化。人口密度过高,就必然导致土地的生产经营碎块化。

土地生产经营碎块化,粮食压力日增,农业就必然往单一劳动力密集型的集约化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模式,达到一个阈值,就必然会遇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效益,也就是所谓的农业内卷化,作为一个农业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下降,手工业带来的进步根本难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经济总量在增长人均收入在下降,也就是陷入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所有封建王朝的结局都是必然。

人口增长是不一定必然走向马尔萨斯陷阱,但在前工业时代,所有国家都是农业国,过高的人口密度,不止会导致农村的衰败,同时还会拉低商品经济在经济大盘中的占比,拉低城镇化率,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给制度变革制造更大的难度,同时,过多的劳动力供给还会逆向淘汰萌芽状态的水力机械,把机械工业和工业文明直接掐死在娘胎里。


个人看来,中华文明发展最关键的节点,其实是在唐宋之交,唐初畜牧业占比还是挺高的,中唐之前平民之家养马的记载都多得是,而宋和明马政则明显是个老大难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国,这个期间中国基础的农业生产效率大概率是可能在下降的,唐代中前期农业畜牧业占比高,耕作方式相对后世更加粗放,看似落后,但单位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未必低。

生产力水平的下滑,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宋代开始儒家主流思想的保守和反动化,以及整个封建体制的彻底僵化。

到了明代中期,中华文明基本就是走进了死胡同。虽说因为欧洲兴起对外贸易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催生了古代中国最进步也靠近启蒙思想的泰州学派,但整个国家经济运行模式已经难有什么改变,那点新兴阶级的力量和旧地主比起来太过弱小,就算下个王朝不是满清,泰州学派背后的资产阶级也难有什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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