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用几千年王朝兴衰历史验证出来的政治举措。
春秋时期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没有坚定执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是正常的。(PS:各诸侯国是遵守嫡长子继承制的,只是不象后世那么坚定,容易被干扰)
而且常识告诉我们,在王位继承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择优录取”不是很正常么?要是长子是个废柴,把国家交给他,不让人担心吗?
因此,这个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春秋诸侯国为什么不采取嫡长子继承制——择优录取是常识,而在于清朝为什么会打破这个政治经验,采用立贤不立长制度。
立长不立贤的事情简单说几句,以免跑题。
封建社会虽说由皇权独裁,但皇权要想将统治下到每一个郡县还必须依赖官僚体系。
既然有了皇帝和官僚体系的存在,皇权和相权之间就存在竞争和合作。
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皇权是强势方。只要顾得上,皇权出于本能就会集权。
所以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封建历史中,随着生产力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政治经验的积累,皇权处于一个不断集中的过程。
从宰相与皇帝对坐到宋朝变成站立,再到朱元璋借胡惟庸案灭掉宰相建立内阁,再到清朝设立南书房和军机处,相权一步步后撤,君权一步步集中,到清朝把文官变成了奴才,集权达到了顶峰。
从合作的角度来说,相权是皇帝落实统治的工具。
在嫡长子继承制下,皇帝的素质不一,但相权主导的文官体系可以保护皇室实现统治。
在皇位竞争和皇权交接时,嫡长子继承制降低了继承问题的不确定性,宰相为首的文官体系会帮助皇帝平稳完成权力交接。
清朝以前的皇帝为什么会容忍把江山社稷交到一个庸人皇帝手里的风险,而不怕庸碌子孙把祖宗江山给作没了呢?
如上述,这是因为皇权交接风险过于巨大,所以只能牺牲对继承者的素质要求,来寻求交接过程的稳定。
而为了弥补皇帝素质上的缺陷,就有了相权的必要性。
但这是一个不稳定均衡。
因为君权总是在寻求权力的更加集中。相权虽然帮皇帝治理了国家,但毕竟是靠分权实现的。而君权在独裁动机的驱动下,总是倾向于集权。
到了清朝,当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身上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首先,客观事实显示,清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的效果很差。
清朝皇帝本来也是选择嫡长子继承制的,但处理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以康熙为例。康熙文治武功统治驾驭能力都堪称清朝皇帝中的一流水平,而且膝下多子,又值王朝青年时期,其解决皇位继承问题的主客观条件都是最好的。
但由于缺乏相权的保驾护航,储君问题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以至于康熙在最后一刻才钦定四子继位(雍正)。即便如此,雍正继位的过程在民间还风言风语。
可以这么说,康熙这么好的条件都差点没搞定,那么别的皇帝就更没戏了。
换言之,对高度集权的清朝皇帝来说,嫡长子继承制的优点已经发挥不出来了,因此吸引力也就不大了。
但为什么嫡长子继承制不好使了呢?这恰恰是相权被消灭了的后果之一。
清朝皇帝既然要大权独揽,那么出现的风险也只好靠自己来承担。
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跟贵族抗衡,主观上对立贤不立长有强烈需求。
满洲贵族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你别管立谁,都会遇到贵族的牵制。
清朝皇帝出于夺权的需求,必须选择立贤不立长,否则“富不过三代”,怕是皇帝就改姓了。
鉴于主客观条件都对立贤不立长有需求,那么清朝皇帝改变立储制度就很正常了。
但立贤不立长就会遭遇过往王朝出现的皇位继承时的巨大风险,那么该如何避免呢?
答案就是秘密立储。
问题中把立贤不立长和秘密立储写到了一起,但其实这是两个前后相关的制度。
立贤不立长是立储制度的核心,秘密立储是前者的保障手段,用来降低权力交接时的巨大风险,保证皇位顺利过渡。
在秘密立储下,由于储君不定,相互攻击和内斗程度被降到最低,皇子之间以努力表现为主。
而太子本人既然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也就不会威胁皇帝,群臣也不会过早地攀附在太子身边钻营。
皇帝如果想更换储君,也比较方便,不会激起什么政治动荡,而且还能防止伪造遗诏。
皇位竞争和黄权继承是中国古代王朝最大的隐患之一。但是在这个秘密立储制度的保障下,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借助秘密立储制,清朝皇帝得以把嫡长子继承制改成了“立贤不立长”。
而立贤不立长一方面维护了清朝皇室的权力欲望,另一方面也是消灭相权之后的不得已选择。
雍正建立秘密立储制以后,清朝一直使用这套制度。
只是后来的清朝皇帝们要么只有独子,要么连皇子都没有,这套制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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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君权从二千多年前发展到清朝,已经非常完善了。
中国历史课本喜欢把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到清朝结束叫做封建王朝。这样有时会给人误导,觉得这二千多年的政治体制没怎么变,实质上,这就像1885年时速20公里的老爷车,与今天可以轻松加速到100公里的精密汽车的区别。
今天数字化控制的汽车,有定速巡航,车距提醒,紧急智能回避,倒车影像辅助,电子屏幕随时报告汽车的行驶情况和内部状态,汽车确实都是汽车,但是跟早期动辄停在路上开修的老爷车,已经相差甚远了,功能和状态,使用方法,维修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
早期航行距离几百公里,高度上千米的飞机与航距几万公里,2万米高空飞行的大型飞机也不是一回事,和会有音爆的超音速战斗机也不是一回事。
定性是一个很粗浅的理解,实质上不断变化的细节才更需要注意。
历史课本对中国二千年来的制度演变谈的比较少,从军制上来说,春秋时期以贵族调兵为主,除了秦始皇改造的郡县制外,军功爵制度,耕战制度都是制度化的调整,汉朝将户籍和完全绑定,还有边疆戍边政策。
魏晋唐的世兵制和府兵制都在进一步调整早期王朝的军事弊端,宋朝的募兵制进一步限制了军事将领篡权的可能性,元朝的行省制度给后来的王朝控制巨大的版图提供了方法(今天也在沿用),明朝的卫所制更进一步的调整兵员,士兵忠诚度等各方面的问题。
等到了清朝的时候,再通过八旗制度加上世兵制,卫所制等总结历史经验出来的军制,已经基本保证军事将领无法篡权,而清朝的政治制度又保证了皇子与兵权的分离,所以从制度上,二千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在清朝已经很难出现了。
说清朝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巅峰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从宫内森严又细致的规矩,到君权的扩张,臣子的奴才化,再到文字狱思想上的控制,清朝如果没有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统治术已经登峰造极了。
所以春秋动荡和清朝皇子夺嫡却翻不起风浪的原因是这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化非常大,春秋时期的政治架构,君权相权,地方贵族,征兵制度和清朝相差甚远,甚至两者放在一起讨论都不太合适。
从宋朝开始,就已经没几个皇子的争权能让国家动荡了,到了清朝更是如此,制度上早已经杜绝这种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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