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唐朝的节度使相当于诸侯嘛?

回答
在唐朝,节度使这个职位,要说它和古代的“诸侯”概念有几分相似,确实是存在的,但要说完全等同,那又不是那么简单了。这其中的联系和区别,就像是把一块古玉和一块现代仿制的玉放在一起比较,虽然都美玉,但质地和来历总有不同。

咱们得先弄明白,“诸侯”这词儿,在咱们中国古代的语境里,通常是跟封建王朝联系起来的。比如周朝,分封了那么多诸侯,他们有自己的封地,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行政管理,对周天子效忠,但同时在自己的地盘上,也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虽然名义上是臣子,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就像小型的独立王国一样,当然,这都是在周天子权威足够强大的时候。

到了唐朝,节度使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国家面临的边疆压力。唐朝的疆域非常广阔,尤其是在北方和西北边境,常常要面对来自突厥、吐蕃等民族的威胁。为了有效应对这些军事挑战,唐朝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立了节度使,让他们统辖一个或几个州的军事、民政甚至财政大权。

所以,从权力集中度上看,节度使确实有几分诸侯的味道。一个节度使可以管辖一个非常大的区域,比如范阳节度使管着幽州、平州等好几个重要的边关城市,手底下兵马众多,而且还可以自行征兵、训练、调动。在军事上,他们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做出军事部署,甚至对外作战。这跟周朝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可以征伐四方的情况很像。

更进一步说,节度使的权力还延伸到了民政和财政。为了保证边疆军队的供给和当地的稳定,节度使往往也被授予了管理当地民政事务和财政税收的权力。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是军事上的主官,也成了当地的“土皇帝”,对地方官员的任免、税收的征收和使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权力集中的程度,远超一般的地方官,也使得节度使的地盘,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

但是,要说节度使就是唐朝的“诸侯”,也得看到他们和传统诸侯的根本区别。

首先,来源和合法性不同。周朝的诸侯是“分封”的,是天子(周王)亲自分封给王室宗亲、功臣、古代帝王的后裔等,这是一种世袭或半世袭的制度,他们的地位是由血缘和君权授予的。而唐朝的节度使,主要还是由朝廷派遣的官员。虽然他们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理论上,他们的职位、兵权,都是皇帝授予的,并且是可以被朝廷撤换的。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一些节度使的权力过大,朝廷的控制力减弱,他们就开始出现世袭、割据的倾向了,这才让他们越来越像地方割据势力,但其最初的设定,并不是像周朝诸侯那样天然的世袭性。

其次,对中央的忠诚和依赖性不同。周朝诸侯虽然名义上服从周天子,但他们的权力基础相对独立,一旦周天子权威衰落,他们就很容易自行其是。而唐朝的节度使,在早期,对中央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依赖和忠诚的。朝廷会通过任命、考核、甚至派监军来监督他们。节度使也需要定期向朝廷输送贡赋,接受朝廷的命令。只有当朝廷内部出现混乱,或者节度使的个人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对抗中央时,他们才可能出现叛乱或割据的行为。

再者,名号和体制不同。唐朝的节度使,虽然权力很大,但他们依然是在一个统一的帝国体制内运作的官员。他们的头衔、官阶,仍然是朝廷体系的一部分。而周朝的诸侯,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实体,拥有自己的国号、自己的朝廷、自己的制度。他们的“封地”更是他们的“国”,而不是“州”或“镇”这样的行政区划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唐朝的节度使,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下,为了应对特殊情况(主要是边疆军事压力)而赋予某些高级官员的特别军事和行政权力。在某些时期,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他们表现出了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甚至走向了割据。但从制度的根源和最初的设定来看,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拥有重兵和地方行政权力的总督,而不是像周朝那样,从一开始就拥有独立领地和政治实体的“诸侯”。

可以说,节度使的制度,是唐朝为了应对边患而产生的特殊产物,它既有集权的一面,也为后来的地方割据埋下了伏笔。他们像是一个拥有强大军权和行政权力的“封疆大吏”,在某些时候,他们的实力足以让他们显得像一个拥有自己地盘的“诸侯”,但其本质和合法性来源,与古代意义上的“诸侯”还是有区别的。这就像是,一个拿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在某些地方他说了算,但他的权力和地位最终还是来源于皇帝的授权,而不是他自己天生就拥有的“封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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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度使的设立

唐在行政层级上,设置了郡和县两个层级。之所以不设立道一级行政单位,主要还是害怕地方权力过大,会影响中央统治。

但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数百个郡,很明显是无法完成的。所以,统治者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中央派出巡察人员和机构,来进行对方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这就是十道巡察。这个十道巡察,有点像现在中央督察组,但其不仅仅行使监察的作用,还行使道一级行政管理权。但这样做的弊端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设立道一级机构呼声一直是存在的。景云二年,设立了二十四都督府,但很快就撤销了。开元二年,改十道巡察为采访使,四年又作罢,八年又恢复,十年又作罢。如此反反复复,犹豫不定,唐王朝将其害怕地方坐大,又无力有效管理地方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家会奇怪唐朝的地方势力为何叫节度使,不叫州牧,不叫刺史等等。而是带有一个“使”字,实际上,这正是唐王朝害怕地方势力坐大,采取措施之后而留下来的附属品。唐王朝不设立道一级机构,就不断的从中央派出机构和人员来进行对地方的管理。比如:节度使管理军事,采访使管理行政等等。

如果说,就这样下去,也顶多是国家治理困难,效率的低下。地方坐大的的风险还是很低的,毕竟一两个郡来发动叛乱的成功率还是很低的。但随着一件事情,一切发生了改变,这就是战争。

2、战争的压力,使得节度使的权力急剧扩大

唐的战争主要来自于对外的战争。

太宗时期,以太宗之韬略,群臣之协力,帝国进入全盛时期。在对外战事上,自然也是采取攻势。

《新唐书·兵志》明确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强大的对手东突厥之后,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进攻态势。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国,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又多次出兵高句丽,也是收获颇丰。

唐的疆域大幅拓展,唐的疆域是唐之前所有王朝之最。最远的领土西边到了咸海,北边到了贝加尔湖。这样疆域辽阔的国家,但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但是,唐的虽强盛,却并没有完全消灭对手。吐蕃和突厥依然是帝国的心腹大患。

开元十八年,契丹、奚叛唐而归突厥,东北压力陡增。

开元二十五年,吐蕃和唐兵戎相见。

纵观整个帝国,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北有突厥。在与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战争中,帝国已经很难像太宗时期,完全掌控局势,而是互有胜负,甚至出现了李宓十五万人全军覆没的惨败。李唐帝国的国力在战争中,不断消耗。

而节度使的权力,也在其中,慢慢发生变化。

首先是支付营田使,让其管理军资粮饷。再则是设立采访使,用来行使行政权。例如:李光弼任河北节度使,颜真卿任河北采访使。但在边防危机甚重的情况下,二元结构肯定会影响效率,那么兼任节度使和采访使的情况也就出现了,节度使的权力就在这样逐步扩大了。其实,无论是叫什么名,无论是像隋朝一样总管,还是像唐朝叫节度使,还是叫什么其他的名,面临着强大的外患,戍边军事首领的权限的增加是必然的。

景云年间,为与吐蕃、后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作战,唐政府再次对西北、东北边境的军事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即把那里的数州并为一个军事战略防区,组建边防重镇,命大总管或大都督等持节长期镇守。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的数目进一步增多,唐沿边境置安西、北庭、河西三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置朔方、河东、范阳三节度使防御北部边境;置平卢节度使防御东部边境;置陇右、剑南二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

无休止的战争,让帝国把军事资源全部布置在边境。但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于武将拥兵不怀有任何的戒备,相反,帝国的决策者对于节度使的防范是相当谨慎的。帝国的统治者对于节度使和军事将领的防范是一直伴随着整个唐朝。即便是在安史之乱时期,因为统治者猜忌而导致将领无功而返,甚至惨败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九节度六十万人围相州,最后铩羽而归;比如,仆固怀恩最终叛唐等等,都与唐王朝对武将的戒心有着密切联系。

但战争的严峻,让统治者也不得不给予将领更多的权力。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在大厦将倾之际,玄宗在逃往四川的路上赋予各道节度使自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权力。藩镇的权力急剧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节度使最终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实力实权人物。

3、节度使是不是诸侯

诸侯的权力显然是大于节度使的。诸侯是在其统辖区域内,世代掌握军政大权,但按礼要服从王命,定期向帝王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和服役的义务。但节度使不一样,节度使是由中央任命,需要服从中央的调度和命令。这二者是显然是不同的。

很多人错误的认为,在安史之乱之后,节度使就可以独霸一方,视中央的命令于无物,这种看法显然是问题的。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把安史之乱的之后的藩镇分为几种类型:

一是割据型。这些藩镇主要在河朔,大多为安史旧部归降者。这里藩镇统帅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拥立,赋税也不上交中央。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军事强横的诸侯国。

二是防遏型。这些藩镇主要在中原一带。它们的特点,一是平时常宿数十万重兵。二是赋税基本上是当道自贡。

三是御边型。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这些藩镇的特点是重兵驻扎和仰度支供馈。也就是说兵多,但是供给不能自足。

四是财源型。主要在东南地区。特点一是兵力寡弱,二是财富丰赡。

很显然,河朔是个刺头,唐王朝多次出兵也是铩羽而归,只有他才可能相当于诸侯,其他地区的节度使,虽也有叛乱和纷争,但大多还是服从中央管理和调度的。

这里需要再强调一点的是,其实,藩镇真正脱离中央还是在黄巢起义,天下大乱之后,很多节度使称帝,成立自己的王国。但在黄巢起义之前,他们大多还是遵从中央的命令的。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藩镇割据是必要的,是唐王朝维持统治而进行的合理化安排。比如: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就有这样的观点。


十镇图表

唐朝疆域图


天宝十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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