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唐朝的李建成,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团队缺少了哪种性格的成员?

回答
李建成的失败,如果非要归咎于团队中“缺少”某种性格的成员,那最直观的答案恐怕是——缺乏那种能够打破僵局、敢于冒险、不拘泥于传统、并最终能将这种锐气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决断者”或“破局者”。

当然,这并非说李建成团队里就没有智谋之士或忠诚之臣,恰恰相反,他身边汇聚了许多有才能的人。但他们的“才能”似乎更多地体现在了稳健、守成、谋略的精细化层面,而缺少了一种能够在大势已定或局势胶着时,一往无前、甚至不惜代价也要抓住机遇的魄力。

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细说:

1. 缺乏那种敢于挑战父皇权威的“逆鳞者”

李渊作为开国皇帝,对李世民的战功和声望日益高涨心存忌惮,同时又对嫡长子李建成的未来寄予厚望。这种微妙的平衡,使得李渊在立储问题上摇摆不定,也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双方斡旋的空间。

李建成团队中不乏为他谋划之人,但似乎缺少了那么一两个真正敢于触碰父皇“逆鳞”的智囊。他们或许能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如何巩固储君地位,如何平衡朝堂势力,但对于如何打破李渊的犹豫,如何制造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却显得过于谨慎。例如,他们可能倾向于通过合法的程序、说服性的言辞来争取支持,而不是想办法制造一些“既成事实”,让李渊不得不做出选择。

李世民那边就不同了,玄武门之变前,长孙无忌等人显然是具备这种敢于“先发制人”的决断力的。他们能理解李渊的顾虑,也能预见到李世民的危险处境,并且敢于在关键时刻采取极端的手段,甚至不惜冒着被定性为“叛乱”的风险。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恰恰是李建成团队所缺乏的。

2. 缺乏那种能够洞察先机并迅速执行的“行动派”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于,机会稍纵即逝。当李渊身体抱恙,或是朝堂上出现有利于李建成的局面时,李建成团队的反应往往显得有些迟缓。他们可能会进行周密的分析,讨论各种可能性,但等他们准备好采取行动时,时机可能已经错过了。

想象一下,如果李建成团队中有那么一两位“行动派”,他们在某个关键时刻,能不顾一切地冲上前,抓住机会。比如,在李世民出征在外、兵力空虚时,不是仅仅停留在“可以趁机发作”的思考阶段,而是能够迅速调集力量,采取果断行动,而不是等待一个“万无一失”的完美时机。

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身边有像尉迟恭这样的猛将,也有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既有谋略又能迅速将谋略转化为执行力的人。他们在玄武门之变前,能够迅速组织起力量,执行一套事先计划好的方案,并且敢于在混乱中做出判断和调整。

3. 缺乏那种能够凝聚人心、不惜一切代价效忠的“忠勇之士”

李建成虽然是嫡长子,储君之位名正言顺,但他在军中的声望和影响力,始终不及李世民。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李世民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建立起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战斗情谊。

李建成团队中,或许有忠诚于他的大臣,但这些人更多的是出于对储君的效忠,而非那种在生死关头能够为他“赴汤蹈火”的兄弟情谊。当李建成处于劣势时,能够真正站出来,为了他而不顾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追随者,似乎并不如李世民阵营那样坚定和富有。

如果李建成身边有那么几个能够真正打动军心、能够与他一同冒险、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以自己的生命来守护他的“忠勇之士”,那么在玄武门之变的突袭中,他或许就不会显得那么孤立无援,也未必会被瞬间击溃。

总而言之,李建成的失败并非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但若要归结于团队性格的缺失,那便是:

缺少敢于挑战极限、打破常规的“破局者”: 面对父皇的犹豫和李世民的崛起,他们未能采取更具颠覆性的策略。
缺少果断出击、雷厉风行的“行动派”: 面对稍纵即逝的政治机遇,他们的反应显得过于审慎和迟缓。
缺少能够赢得死忠、凝聚军心的“忠勇之士”: 在关键时刻,他们未能获得足够强大的、不计代价的直接支持。

这几种性格特质的结合,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行动力,一种敢于冒险和承担后果的勇气,一种能够将目标坚定不移地推向实现的强大驱动力。而这些,恰恰是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权力争夺中,最致命的短板。他更多地是在“如何维持”和“如何稳妥”上下功夫,而李世民则是在“如何争取”和“如何行动”上占据了主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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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头:

我对所有的“史学大师”都抱有足够的敬意,但这不等于我对他们的所有观点都会不假思索全盘接受。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料检索变得越来越容易,思维教育体系也在朝着全面、辩证、动态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作为后人,理当与时俱进,尊重前辈是应该的,但大可不必围着故纸堆抱残守缺。

先说结论:李建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开国阶段的贡献不足以让他在一支“创业型团队”中站稳脚跟。与其说李建成因为缺少人才导致失败,不如说因为他硬仗碰得太少导致吸引不到过硬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

问题答完了,以下是针对问题描述的分析:

恕我直言,拿『前太子僚属在贞观时期大放异彩』来证明『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这就好比某个球员在老东家A俱乐部踢了好几年一直默默无闻,后来去了B俱乐部一下子成了超级球星,然后一帮人冒出来说,这体现了A俱乐部善于挖掘人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体育论坛中出现这么个贴的奇景。

(关于这一点我曾写过一个回答,但这样的常识科普我不介意多写几次)

最让我哭笑不得的一点是,翻案党总喜欢说,凌烟阁功臣只是“李世民的功臣”,不是唐朝的功臣,如果让李渊来评的话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上不了榜——嗯,但是为什么到了李建成这里,就一定要拿“前东宫僚属”在李世民手下的成就来证明李建成善于用人呢?

要证明李建成能够吸引人才,看的是东宫僚属在投唐之前的名气和声望;要证明李建成善于培养和使用人才,则要看这些人在李建成手下为唐朝作出的贡献。

简而言之,就是看东宫僚属在前隋及武德年间的声望和表现。

现在我们按照这两条标准来看看唐初东宫vs秦王府的人才配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1)先来看李建成这边:

韦挺:尽管后世更出名的是魏征和王珪,但是无论门第、资历还是史书记载,在东宫时期更受李建成器重的实际上是韦挺。他是京兆韦氏,顶级贵族,隋朝民部尚书韦冲之子,“少与隐太子相善,太子遇之甚厚,宫臣罕与为比”。可以说他的人脉和官场经验是可以给李建成提供最多支持的——然而韦挺在贞观时期表现得一般,连军粮都运不好,翻案党似乎不大看得上……

王珪:王珪和韦挺一样,出身名门太原王氏,是南朝名将王僧辩之孙。但是,由于其叔父王頍在隋文帝死后支持汉王杨谅起兵造反,导致王珪受到牵连,终隋炀帝一朝躲藏在终南山(“珪当从坐,遂亡命于南山,积十余岁”),直到唐朝建国后才重新出仕,当年的官场资源还剩下多少很难讲。因此他能给李建成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

魏征:魏征的出身还是可以的,是北齐著名史学家魏收的族人,在活字印刷术普及之前全靠家传的年代,魏征的学问应该是很不错的。但魏征“少孤贫,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第一次出仕是隋末大乱时跟随郡丞元宝藏投奔了李密。所以说王珪、魏征二人的履历很像,都是除自身才能之外基本不具备政治号召力的人——后来魏征到了东宫,前瓦岗名将却全伙投奔了秦王府,就很能说明问题。

(此处不得不插一句:打从民国疑古派以来,以论代史的现象就非常严重。就拿魏征来说,很多人为了观点创新,给“太宗虚心纳谏”的千古佳话扯了无数理由,比如“魏征是河北大族的代言人李世民不得不听”之类。但是纵观史书记载,魏征既没有大力推举过河北士族的人才,也没有提出过有利于河北士族的政策,他的“河北代言人”体现在哪里呢?倒是铁杆秦王党房玄龄,贞观五年迁葬其父的时候门生故旧来了二千多人;打太原起就是李二公子卫队长的许洛仁,给李世民推荐了好几位定州“本邑”的人才;来自河北赵州、通识四海名流人物的“人肉族谱”李守素,进了天策府当了仓曹参军……这也是我之所以把韦挺排在“东宫党”最前面的原因:韦挺起码身在官宦世家,耳濡目染,比王珪和魏征那两个“脱离社会分子”强太多了。李世民登基之后,把王、魏二人放在了“建议”而不是“执政”的位置上,也是充分考虑到了他们的履历与能力特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非要说魏征、王珪比房玄龄他们能力强,或者说李世民不让魏征进尚书省就是表面捧着、背地防范。)

至于武将冯立薛万彻,这二人对唐朝真没有开国贡献,特别是薛万彻,他是明确记载在刘黑闼已被平定、秦王府先招了薛万均之后,才被李建成“捡漏”要过去的。与其拿他们两个说事,还不如多说说齐王府的谢叔方,人家好歹是“数战有功”才被李元吉表奏为将军的呢。

其实要说李建成手下的“当世人才”也有不少,比如太子舍人赵弘安在隋朝就“以孝闻”,担任过司隶从事,被李渊亲点编修《艺文类聚》《六代史》,真的是很不错的——但是因为他不爱怼李世民,翻案党从来没正眼瞧过他一眼。

再比如太子少保李纲和左庶子郑善果,这两位在隋朝就是名臣,官居卿相——然而李纲早在武德二年就因为李建成“饮酒无节、信谗言、疏骨肉”闹过罢官,郑善果更是直接逼反了河北,李大党们对这二位唯恐避之不及……

2)再来看秦王府这边:

秦王府僚属的介绍以十八学士为主,因为他们是李世民挑选出来的“以本官兼学士”,可以说代表了李世民本人对于府中重要人才的判断。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以*标出。

房玄龄:十八岁举本州进士,是其才也;天策府心腹成员杜如晦、薛收、杜淹、张亮皆是由房玄龄引荐入府,是其能也。真正的才能不需要过多的介绍,有这两条足够了。

不过说到房玄龄还是要多说几句:尽管《隋书·房彦谦传》有溢美之嫌,但是根据其叙事的侧重点来看,房家父子都是那种对人事很感兴趣、喜欢在风口浪尖上跳舞的人。《房彦谦传》说“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显,重彦谦为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总管,辞翰往来,交错道路;黄门侍郎张衡,亦与彦谦相善”“太原王邵,北海高构,蓚县李纲,河东柳彧、薛孺,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彦谦并与为友”,房玄龄则是“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房彦谦是北齐广宁王高孝衍的主簿,而秦王府十八学士中的薛收、颜相时、包括后来向李世民“数陈密策”的温大雅,他们的父辈或祖辈都来自北齐文林馆(北齐皇帝高纬的文学侍从机构)——所以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真不是白给的。现在有个词叫“隐形富豪”,房氏父子就是“隐形人精”,尽管在隋朝的官职一直不高,也不是顶级士族,却始终与政界和文化精英圈子保持着关系往来,连唐朝人自己都挪揄“房玄龄如果不是遇到了明主肯定是个大奸臣”……而能跟这种人一见如故无缝合作三十年的李世民,也是深得风口跳舞的精髓。

(包括上面提到贞观五年房玄龄将其父的坟茔从洛阳迁回临淄,沿途“海内名士,并故吏门生,千里赴会,爰及州里道俗二千馀人”,我很好奇为什么没人说房玄龄才是“架空皇权的山东大族利益代言人”?就因为房玄龄对李二毕恭毕敬不敢正面刚么?)

杜如晦:出身京兆杜氏(嗯,就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那个杜氏),祖父杜果是隋朝的工部尚书、义兴公。杜如晦没有考过进士,但是跟房玄龄一起参加了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持的遴选,补滏阳尉,不久弃官归隐——不高不低,跟韦挺打个平手足够了。

薛收:出身河东薛氏,父薛道衡,是北朝最著名的诗人,因为毁谤罪得罪了隋炀帝,被逼自尽(一说隋炀帝嫉妒其诗才将其杀害)。薛收在隋朝得到了“郡举秀才”的机会,但以其父死于非命,固辞不应。入唐后,薛收经由房玄龄的介绍来到秦王府,与李世民十分投缘,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后来薛收献了一个计策,就是著名的“分兵虎牢关,一战擒二王”之计。

*杜正伦:这位不是十八学士,但学问十分出色,隋文帝仁寿年间,杜正伦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历任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被当时的“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李世民征入文学馆。

之所以引用杜正伦的这段履历,是因为《旧唐书·杜正伦传》中有这样一句:“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据考证隋朝的进士、秀才都是各州郡贡举人才的称呼,并无实质区别,也就是说整个隋朝科举只举了十几个人,秦王府里就有三个。

于志宁:正牌“关陇贵族”,八柱国之一燕国公于谨的曾孙(到什么程度呢?唐高宗显庆年间,李治分赐重臣土地,于志宁以“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为由让李治把田地赐予了其他人)。李渊入关后,于志宁成为李世民的记事,参赞军谋,每侍从征伐。李唐讨伐河北期间,于志宁担任“河南道支度军粮使”。另外,武德初划分陕东道行台、李世民出镇长春宫期间,于志宁曾担任“行台度支郎中、复奉敕为华州团割使”(事具《于志宁碑》)——关中最大的粮仓永丰仓就在华州,可见是一位后勤小能手。

姚思廉:出身史学世家,父姚察,南陈吏部尚书。姚思廉继承其父遗志,在隋朝就开始修撰《梁书》《陈书》,又与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区宇图志》。隋炀帝下江都,姚思廉作为侍读辅佐代王杨侑留守长安。李渊父子攻破长安之际,代王府僚左右奔骇,唯独姚思廉挡在杨侑身前,厉声呵斥唐军不得无礼。成为秦府学士后,李世民多次称赞姚思廉的义节,《十八学士图》为其题词曰: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褚亮:其先随西晋衣冠南渡,历仕南朝,是当年杨广打造的“江南文士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大业年间,为太常博士,因为反对改制宗庙被隋炀帝贬至陇西,后从薛举手下归唐——可能现代人都不太理解“宗庙”的意义,认为那不过是封建王朝的虚头八脑,但是能够有资格讨论制定宗庙礼制,可见褚亮在当时儒家文化圈的地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褚亮是在武德年间就敢于上书劝谏李渊的人

时高祖以寇乱渐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谏曰:"臣闻尧鼓纳谏,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风,致升平之道。……陛下以至圣之资,垂将来之教,降情纳下,无隔直言。臣叨逢明时,游宦藩邸,身渐荣渥,日用不知,敢缘天造,冒陈丹恳。"高祖甚纳之。

——我想知道这个时候魏征、王珪在哪啊?逮着文皇帝这个软柿子捏很有意思?

苏世长:出身武功苏氏,在隋朝历任长安令、都水使者。江都兵变后,苏世长担任了王世充的襄州道行台右仆射,与魏王王弘烈、行台左仆射豆卢行褒一起镇守襄阳。随后王世充被唐所灭,苏世长与王弘烈进京投降,因为与李渊有旧,擢拜谏议大夫,多次劝谏李渊行猎和奢华宴享。后被李世民引为学士,天策府军谘祭酒。

及突厥入寇,武功郡县,多失户口,是后下诏将幸武功校猎。世长又谏曰:"突厥初入,大为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犹未发言,乃于其地又纵畋猎,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顿,将何以堪?"高祖不纳。又尝引之于披香殿,世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所作耶?是何雕丽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设诡疑而言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作此,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之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初有天下,而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深然之。

*李桐客:这位秦王府法曹参军表示你们敢谏老李头算个啥,老子敢谏隋炀帝: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杨,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恐亦将散乱耳。"御史劾桐客谤毁朝政。

所以说,到底是谁更喜欢谏臣,谁把更多的“当世谏臣”招进了府中并鼓励他们向皇帝进谏,是不是一目了然呢?

刘孝孙

虞世南

*萧璟

孔颖达

(未完待续,不过我不介意把名单列在这里,并加一句结论:)

对于太子李建成来讲,最可悲的不是武功输给了李世民,而是连文治都要输给天策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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