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的皇位继承制度是什么样的情况？
最开始，立嫡长子那是大方向
就像咱们现在说“儿子传儿子，女儿传女婿”一样，唐朝初期，尤其是在唐高祖李渊那会儿，以及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主的原则。这道理很简单，嫡出的长子，名分上最正，地位最稳固，继承起来也更容易服众。
李渊自己就是太原留守，后来起兵夺取天下，他的儿子们在其中也功劳卓著。按理说，这时候应该好好琢磨一下继承人问题。但他自己身体硬朗，加上儿子们都还年轻，而且之间竞争也挺激烈。最终，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太子之位几经变更，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这三兄弟的太子之争，可以说是唐朝早期继承制度上的一场大戏。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然后逼迫李渊退位，自己登基。这事儿，虽然是强权上位，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皇位继承并非完全被“嫡长子”的铁律所束缚，能力、功劳、甚至强硬手段，都能成为影响继承的重要因素。李世民登基后，他的儿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被立为太子，这基本上算是遵循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
嫡长子继承制，为什么有时会“跑偏”？
虽然嫡长子是首选，但唐朝历史上，也有不少时候，这个“嫡长子”要么早逝，要么品行不端，要么根本就没有被立为太子。这就给其他儿子，甚至是旁系的宗室，留下了机会。
比如，唐高宗李治之后，他的儿子们争夺太子之位也相当混乱。先是废了几个，最后是武则天强势干政，把自己的儿子们一个个推上皇位，最后自己也登基称帝，开创了武周。这中间，继承制度的“乾纲独断”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情况又变得复杂。他本来是继承了父亲李旦（唐睿宗）的皇位，而李旦的太子之位，实际上是通过母亲武则天的意志和权力斗争得来的。李隆基登基后，也经历了将太子之位交给儿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的过程。
“立嫡以长”的原则，也不是绝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的统治者们也意识到，仅仅依靠“嫡长子”并不能保证皇位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不肖的嫡长子，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变通。
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很多时候，那些更有政治才能、更能笼络朝臣、甚至在关键时刻能表现出超凡能力（比如像李世民那样的）的皇子，更容易在继承人竞争中胜出。
母亲的地位和家族势力： 皇子的生母的地位（是否是皇后）以及母族是否有强大的政治背景，也会对皇子的继承权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在武则天专权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政治斗争和权力博弈： 皇子之间的斗争，朝中大臣的支持，甚至地方势力的介入，都会影响到谁最终能坐上龙椅。有时，为了避免内乱，皇帝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能稳住局面的儿子。
宦官和外戚的干政： 在唐朝后期，宦官和外戚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也常常通过扶持某个皇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使得皇位继承更加复杂和不稳定。
案例分析：
唐太宗李世民： 虽然是“玄武门之变”上位，但他立李治为太子，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嫡长子继承的意愿。
唐高宗李治： 他的太子之位，虽然是嫡长子，但后来的皇位继承却因为武则天的干政而变得动荡，一连换了好几个太子。
唐玄宗李隆基： 他本身是孙子（李旦的儿子）继位，而他后来立李亨为太子，也是因为李亨能力更强，且在安史之乱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唐德宗李适： 他是唐代宗的长子，虽然继承了皇位，但他的继承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受到了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总结一下，李唐的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在“嫡长子继承”这个大原则下，不断受到实际情况、政治斗争、皇子能力以及外来势力干预等多种因素影响而演变和变化的。 它不像一些朝代那样有非常严密的制度规范，反而显得更加灵活，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少的动荡和权力斗争。这使得唐朝的皇位继承，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的厚重感。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正好看过与此有关的书，现学现卖了。整体来说，玄宗之前李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以肃宗为分界点，在肃宗之前的皇太子顺利继承皇位的寥寥无几，只有睿宗不曾废过太子，但玄宗还是通过政变的方式上台。而其他的（嫡）长子都因为政治斗争或者频发的政变而失败下台。而唐前期之所以会发生较多的宫廷政变造成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和南北朝以来宗王政治、贵族政治的流波余绪有关。玄宗有鉴于此，在开元年间针对藩王、太子等有关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大大地限制了诸王太子的权力，使得世家大族无法在藩王之间进行政治投机。玄宗的措施大概有以下几条。
一、针对皇室子弟出外担任刺史和亲王担任地方职官的制度进行改革，结束亲王出镇外刺的局面。自从西晋以来，宗室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出镇一方，为国屏藩。本意是为了加强皇室力量，巩固统治。然而往往适得其反，也给诸王培植私人势力觊觎皇位的机会。玄宗让兄长李成器等人外放担任刺史，并不负责具体实际的政务处理，以上佐只州，诸王只挂虚名。为了防止诸王和地方势力有所勾结，在此期间，还频繁更换属州。而皇子只遥领节度使、大都护，实际并不出阁。到开元九年，“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至此形成制度上的统一，诸王不再外任，亲王不再出镇地方。
二、对亲王府属僚佐进行改革，疏远亲王和僚属的关系，虽然唐朝亲王的权利和南北朝诸王自由征辟僚佐的权利不可同日而语，征辟制也逐渐消亡。但是在开元以前，亲王还是可以对具体人选施加影响，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请求，因此亲王和僚佐相互联系容易形成小集团。但是在开元十年，玄宗取消了王公以下視品官参佐职员，取消品官，诸王不再有征辟属官的权利（哪怕是名义上的），进一步限制了诸王和朝廷重臣的联系。
三、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原本是太子高高在上尊贵无比，按照常理来说，根本不会缺钱……然而由于太子没有封邑、规定用度有限，实际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不说外有朝廷百官的监督，哪怕为了树立储君的良好形象，太子们也一般会自觉控制开销；而诸侯王可以利用封地的经济收入纵横捭阖、结交重臣。玄宗针对于此，不断压缩减少诸王用度开支，诸王的主要经济来源于封邑，对实封制度的改革便成为了关键。在实封制度下，封地收入来源于国家预算内的课户和租调。亲王有自己的国官系统，是直接向租户收取赋税的。直接向租户收取对朝廷而言是有不少弊端的，一来一旦有个水旱天灾，因为租户收成关系到宗王的收入，他们是绝对不会减免赋税的，这会增加封地租户的负担。二来是难免会发生包庇罪犯之类的事情。中宗时期的宰相韦嗣立发现食封之家的庸调已经达到了120万匹，而朝廷每年可支配的不过百万匹……较强的经济实力为诸王参与政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开元三年，玄宗规定食封之家之租调必须全部送到京师，不允许再让诸王直接向租户直接收取，由朝廷统一发放，同时庸调也以三丁为限，减少了收入。支付形式已经变成了俸禄制。
四、十六王宅的出现，使得亲王集中居住，减少了与外臣交通的机会，虽然在后期宦官经常通过以控制十六王宅的机会操纵皇位继承，但不得不说相比唐前期的混乱，十六王宅还是有其积极作用。在此之前亲王有其办公场所——王府，办公机构和住所是分开的，这样就会助长诸王培植私人势力、加强与僚佐的联系。
五、通过对东宫机构和中枢配置的改革，将东宫体制虚化、非实体化。东宫制度在北朝隋唐以来的历史中是对皇帝制度的一种补充，东宫体制为维护和巩固皇权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后期对皇权的威胁越来越大。唐前期宰相兼领东宫官的现象非常普遍，外朝的宰相机构和东宫有所牵连，使得宰相经常卷入太子诸王的斗争中去，让政局更加波云诡谲，这无疑让皇帝很不满。宋代尤袤所说的“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不可能出现在中唐以前的历史中。
经过玄宗的有意打压，宰相不再兼领东宫官，也就无由形成与皇太子的隶属关系。至李林甫修《唐六典》成，东宫诸曹司主官已经失去其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开元十三年后，太子不再居住东宫，太子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空间遭到了双重压缩。
而唐后期自文宗起皇帝多出自于十六王宅，宦官通过管理十六王宅操纵皇位继承。事实上肃代之后的皇位继承反倒是更稳定一点，虽然有宦官的参与。简而言之就是由嫡长继承制转变为十六王宅宦官策立嗣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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