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李自成为什么不自称李唐后裔?

回答
李自成并非不自称李唐后裔,而是他在起义过程中,以及为了争取更大民意基础和合法性,对“李唐后裔”的身份进行了策略性的强调和利用,并且这种利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受众有所调整。

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 李自成出身与早期身份认知

平民出身,并非贵族: 李自成出生于陕西米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家族并非显赫的官宦或贵族,更与已经灭亡的唐朝皇室(李唐)没有直接或可考证的血脉联系。这种平民出身是他早期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
军旅生涯,追求生计: 他早年经历了社会动荡,曾当过驿卒,后因驿站被裁撤而失业,走上了反抗之路。他的早期身份更多的是一个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一个受到压迫的底层民众。

2. “李唐后裔”的政治价值与宣传策略

明末的政治语境: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尖锐,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种能够号召民众、具有合法性的旗帜都可能被利用。
对汉族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借用: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命和血脉传承是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虽然李自成并非实际的李唐后裔,但“李唐后裔”的身份能够唤起民众对唐朝盛世的记忆,以及对“复兴汉唐”的向往。
对抗满清的理论工具: 在与满清的较量中,能够与汉唐联系起来的身份,尤其被认为是“汉族王朝”的代表,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虽然李自成起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明朝,但他的胜利最终挑战了满清入主中原的企图。在与满清的对峙中,强调“汉族正统”和“恢复故土”的身份,有助于凝聚人心。
收买人心,争取支持: 在起义初期,为了吸引和团结那些对明朝统治不满,同时也希望恢复类似汉唐盛世的民众,以及那些对政治合法性有要求的知识分子和士绅,李自成及其团队必然会考虑使用一些能够“说服人”的宣传手段。

3. 李自成“自称”李唐后裔的证据与解释

历史记载中的“称”: 尽管李自成是平民出身,但在一些史料中确实有记载他或其部下曾“冒称”或“托称”为李唐后裔。例如:
《明史·李自成传》: 记载了李自成“乃复言曰:‘吾大明李姓也,吾祖父在陕西,亦皆姓李。’又云:‘唐皆吾家旧物,何为不可取之?’遂令从者曰:‘吾家唐也,今复取之。’”
其他一些笔记、野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称”并非血脉认证: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称”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传和身份建构,而非基于实际血脉的证明。在乱世之中,很多起义军领袖都会给自己寻找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身份背景。
策略性的宣称: 李自成最直接的革命目标是推翻腐败的明朝。他更多地以“反明”和“为民请命”作为号召。然而,在某些特定时刻或针对特定群体时,他会策略性地提及或利用“李唐后裔”的说法,以期达到以下目的:
增强号召力: 尤其是在一些渴望恢复汉族传统王朝的地区,这种说法能产生共鸣。
模糊出身,提升地位: 将自己定位为“前朝遗孤”或“正统继承人”,可以淡化其平民出身带来的“草根性”不足,提升其政治地位。
合法化统治: 如果起义能够成功,并且要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合法性”标签会非常有益。

4. 并非贯穿始终的唯一标签

“闯王”的身份更普遍: 相比于“李唐后裔”,李自成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闯王”。“闯王”这个称号本身就带有底层民众起义的色彩,强调的是他与广大底层人民的联系和反抗精神。
宣传口号的多样性: 在不同时期,李自成的宣传口号是多样的,包括“均田免赋”、“不当兵”、“天下共主”等等。这些口号直接回应了民众的疾苦和诉求,比抽象的“李唐后裔”更能打动人心。
对明朝的直接挑战: 李自成起义的直接对象是明朝。他的行动本身就带着推翻旧王朝的意味。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自己是“下一个合法继承者”的意味会更浓厚,而不是特别强调与遥远的唐朝的关系。

5. 结论:策略性利用,非血脉认同

李自成并非不自称李唐后裔,而是在其政治生涯中,策略性地利用了“李唐后裔”的说法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和政治合法性。

他不是基于真实的血脉关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
这种说法的使用是策略性的,并非他唯一或最主要的身份标签。
他的“李唐后裔”之说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策略和形象塑造,以期在乱世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合法性,尤其是在对抗满清的背景下,这种汉族正统的联想具有一定的价值。

因此,准确地说,李自成是在特定政治语境下,为了达到特定政治目的,而“提及”或“暗示”自己与李唐有关联,以期获得更大的政治声势,而不是像某些王朝开创者那样,有明确的血脉证明来“自称”某种前朝后裔。他的身份核心仍然是他作为农民起义领袖,以及他的“闯王”形象。

网友意见

user avatar

这种做法对于李自成的合法性构建不仅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有大害。

对比一下明朝和清朝的合法性构建,就能看出这里面的问题了。

朱元璋登基时,诏书是这样说的: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野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潭州王忠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乡易华、平江王世明、沅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偃兵息民于田里。今地幅员二万余里,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简在帝心,尚享。

清朝顺治皇帝的登基诏书是这样的:

大清国皇帝臣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帝鉴无私。眷隆有德。我皇祖宠膺天命。肇造东土。建立丕基。及皇考开国承家恢弘大业。臣以眇躬缵兹鸿绪。值明祚将终,奸雄蠭起。以致生灵涂炭,傒望来苏。臣钦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爰整六师救民水火为扫除暴虐。抚辑黎元内外同心。大勋克集。因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臣工众庶、佥云神助不可违。舆情不可负。宜登大位、表正万邦。臣祇荷天眷。以顺民情。于本年十月初一日、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率由初制。伏惟天地佑助。早靖祸乱。载戢干戈。九州悉平。登进仁寿。俾我大清皇图永固。为此祈祷。伏惟歆飨。

可见,朱元璋构建合法性的思路,首先是对元朝的承认,“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次,就是对元末农民战争的彻底否定。连“安丰刘福通”都成了被朱元璋“戡定”的反贼,就差把韩林儿和郭子兴也写进去了。最后,因为我把其他反贼都消灭了,所以群臣都推举我做皇帝,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做皇帝了。

而清朝入关后,在构建合法性时强调的是,关内被李自成这些“奸雄”弄得“生灵涂炭”,所以大清来“救民水火”,从大清的角度来说倒也对,因为在大清眼里只有士绅才算“民”,所以大顺治下的确是“民不聊生”。

那么,李自成给自己找的合法性来源又是什么呢?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发布的《剿兵安民檄》: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令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崇祯十六年的讨明檄文,可能是刘宗敏发布的:

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崇祯十七年的永昌元年诏书: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

一开始李自成就强调,自己是“十世务农良善”。他发布《剿兵安民檄》的时候,刚刚打下襄阳,打襄阳靠的是什么?主要是同行的衬托。因为明军左良玉部在襄阳到处杀人放火,“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于是襄阳老百姓在闯军打过来的时候“抵死为贼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滩”。

对于襄阳老百姓来说,他们是喜欢听都没听说过的大唐皇帝的后代,还是喜欢“十世务农良善”呢?李自成在称帝之后,也强调“朕起布衣”。正因为他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没有显赫的祖先,才显得他打败明朝的成就更了不起,不是拼爹拼祖宗拼出来的,是靠自己的真本事,靠天命所归。

那么,什么是天命?按朱元璋的说法,上天赐下很多“英贤”来辅佐我,说明我有天命。这也的确是朱元璋能成事的原因,他拿下南京之后,广招江南名士,招降元朝官员,由此得以迅速建立统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承认元朝、否认红巾军的基调。

大清就比较简单粗暴了,上来就是“我皇祖宠膺天命”,至于为什么“宠膺天命”,他也不肯说,咱也不敢问。

而李自成给出的理由是,“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于是,他首先论证了明朝为什么失去了民心。

在《剿兵安民檄》中,李自成将明朝失民心的原因总结为五点:①重用宦官;②科举不公;③税赋太重;④严刑峻法;⑤军队烧杀抢掠。由此五点,论证出崇祯是不仁的昏主,所以要取而代之。

从这五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李自成要拉拢的人绝不是当年朱元璋拉拢的刘伯温这样的名士,因为这五点中除了宦官问题之外,后面四条和名门世家出身的士大夫都没什么关系。他们都是科举的既得利益者;有各自办法逃税漏税;严刑峻法主要是针对交不出税、交不起租、还不起债的小民的,也没有哪个县太爷把进士老爷拉去县衙打板子;军队抢劫的时候,一般也会避开有势力的人家,防止惹麻烦。

李自成要拉拢的,是像牛金星这样的中小地主,还有普通农民。这些人谁在乎李自成的祖宗是谁呢?李自成接下来,在襄阳采取了三年免征、追赃助饷、屯田和开科举四大措施,这才是自耕农和小地主最关心的,直接和他们的生活以及前途密切相关。

永昌元年诏书中,更是直接宣布了敌人是谁,将朝中高官、地方豪门、公侯勋戚、宦官厂卫这四个群体斥为国家糜烂、民不聊生的根源。所以,大顺军攻克京城之后,追赃助饷针对的也是这四种人。不管李自成的祖宗是谁,这些人都必然对李自成恨入骨髓。而那些分到土地的流民,免税的自耕农,不管李自成的祖宗是谁,他们都会向着李自成。

只不过,这会儿还是地主阶级当家做主的年代,生产力水平远没到自耕农、佃农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时候,所以笼络自耕农的大顺是干不过笼络大地主的大清的。

在永昌元年诏书中,李自成有一处观点和之前不一样了。就是他把对崇祯的评价提高了,认为崇祯也不算特别昏庸,但是被臣子蒙蔽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准备劝降崇祯了,就不能再把崇祯批倒批臭。

按李自成的说法,他造反是因为“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翻译过来就是:因为我们村里人和一起当驿卒的同事都活不下去了,我欠了高利贷还不起,被艾老爷勾结县衙抓去差点打死。

由此可以看出,大顺朝的合法性构建与明清两朝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承认闾左小民在没饭吃的时候要求换皇帝是合理的,而且认为这就是天命。就像《尚书》中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造反逼死崇祯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正相反,朱常洵、周奎、王之心等为代表的一干明朝权贵,“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

既然连迅速和地主阶级打成一片的朱元璋都强调自己是“淮右布衣”,那么和地主阶级打成一片的李自成有什么理由给自己硬安一个祖宗呢?

你要尊唐朝,那么唐朝末年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时候,百姓造反是不是合理的呢?王仙芝派人谈招安,宋威却像洪承畴那样背信弃义杀害尚君长的事算怎么回事呢?唐朝用沙陀人镇压农民军,最后沙陀人做了中原皇帝的事情又该怎么算?

李自成的这套合法性构建的理论要成立,那就要承认造反有理。如果他凭借着“唐朝皇帝后人”的身份给自己确立合法性,那就意味着所有反唐的人以及唐朝之后所有的君主都是叛逆,否定老百姓没饭吃是可以造反的,那么,他岂不成了自己否定自己。

比如说徐寿辉称帝这件事,按照血统论,他肯定是篡逆,按照“贤达支持论”,徐寿辉“摧富益贫”,“满城都是火,官府到处躲”,不得士大夫拥戴,也都没有合法性。然而,李自成走的是和徐寿辉一样的路线,他把这条路线给否了,就等于把自己给否了。所以,他就得坚持百姓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可以造反,百姓支持谁谁就有天命这种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皇帝祖宗不仅不是优势,反而是累赘。

大顺军入京之后,把乾清宫“敬天法祖”的匾额换成了“敬天爱民”,体现的也是这样的思路。不是靠血统得皇位,而是靠通过民心体现天命,因而得到皇位。

到了清朝,这块匾换成了“正大光明”,这个梗大家就都熟悉了。

崇祯的祖宗是朱元璋,这关系够硬吧。他上吊的时候也没见吴三桂、刘泽清、高杰看在朱元璋的面子上来勤王。李自成要是在一片石打赢了,他自己就是祖宗,只要打输了,他祖宗是玉皇大帝也没用。追认李唐皇室为自己的祖宗,打赢了就是画蛇添足,要是打输了,只会被人当成沐猴而冠。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