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缺钱，为什么不像李自成一样对文臣严刑拷打，弄来几千万两银子交给武将用作军饷?
崇祯皇帝确实是个缺钱的主儿，而且是大明王朝到了风雨飘摇之际，财政收入枯竭得厉害。这会儿李自成那边已经尝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甜头，尤其是搜刮了京城富商巨贾，弄到了不少银子。那为什么崇祯没像李自成那样，对文臣来一番严刑拷打，从他们身上榨出几千万两银子来充当军饷呢？这事儿得分几方面来说，不能简单地把崇祯和李自成对号入座。
首先，得明白崇祯和李自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身份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领袖，体制外的颠覆者。
目标明确，不顾一切： 李自成领导的是一场推翻现有政权的农民起义。他的目标就是要搞垮明朝，建立自己的新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快速、大量的资金来维持起义队伍的运转，招兵买马，购买军需，笼络人心。
没有传统道德和制度的束缚： 作为一名草莽出身的起义领袖，李自成没有背负着明朝的传统道德观、政治伦理观。他不需要考虑“君臣父子”那一套，也不需要顾忌什么“士大夫的脸面”。他视官僚为敌人，搜刮他们的财产自然是理所当然，甚至可以被视为正义的报复。
“军法”至上，工具理性： 在李自成的队伍里，军事力量是核心。为了达到军事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被接受。用严刑拷打逼供，弄钱给军队发军饷，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工具理性，为了生存和胜利，手段可以非常残酷和不择手段。他能从文官武将身上搜出几千万两，那是他在北京城里攻陷皇宫、搜刮国库和私库、再进一步搜刮官僚和富户得来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暴力洗劫。
心理优势和政治宣传： 李自成通过搜刮富人，尤其是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一部分底层民众和士兵的支持，起到一种“劫富济贫”的政治宣传效果。
崇祯皇帝：明朝的末代皇帝，体制内的维护者。
身份和职责： 崇祯是整个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肩负着维护王朝统治、国家秩序的职责。他需要通过“正规”的途径来获取财政收入，比如税收、赋役等。
政治伦理的约束： 尽管崇祯皇帝勤政，但他的行为仍然必须在大明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和道德规范内进行。他不可能随意地、大规模地、非法的去拷打和搜刮自己的臣子，尤其是文官集团。这样做，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问题，更是对整个官僚体系的颠覆，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文官集团的根深蒂固和复杂性： 大明王朝的文官集团，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拥有庞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他们掌握着行政、司法、财政等关键权力，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政治上的掣肘： 崇祯要钱，最“正常”的途径是通过内阁和六部来筹措。但文官集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阻挠、拖延、甚至否决皇帝的财政提案。他们会以“国家无钱”、“民力已竭”、“税收不公”等理由来推卸责任，或者要求皇帝削减开支、裁撤冗员，而不是主动拿出钱来。
经济上的盘根错节： 很多文官本身就是大地主、大商人，或者与这些群体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来源复杂，很多是靠着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家族谋取私利。直接去搜刮他们，就等于动了他们的“奶酪”，会引发强烈的反弹，甚至可能导致官员集体罢官、抵制。
法律和程序的障碍： 即便崇祯想严厉打击腐败，搜刮财产，也需要有“罪证”，需要走一定的法律程序（虽然在那个时代“程序正义”很模糊，但还是有基本的框架）。你不能说“我觉得你有钱，所以把你抓起来拷打”。这种行为一旦公开化，会严重破坏朝廷的威信，让所有官员都感到恐惧，反而可能导致更多人消极抵抗，甚至公开造反。
对统治合法性的顾虑： 皇帝的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仁政”、“德政”之上。如果皇帝开始大规模地、残酷地对待自己的臣子，尤其是在没有明确“罪证”的情况下，那么他的“仁君”形象就会崩塌。这会严重损害他的统治基础，让天下人对他的统治产生怀疑，这反而可能加速王朝的灭亡，而不是挽救它。
军权和文权的制衡： 大明王朝虽然崇尚文治，但也存在文官集团对武将的制约。如果皇帝为了给武将发军饷，而大肆搜刮文官，可能会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文官集团的反扑，或者武将因为皇帝手段过于激进而感到不安（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搜刮的效率和成本： 即使崇祯想模仿李自成，他能“弄到”多少钱也是个未知数。
官员的隐藏能力： 官员的财富不像农民的粮食那样显眼，他们更善于将财产隐藏起来，转移到海外，或者转化为不动产、珠宝等不易搜刮的物品。
搜刮的难度和风险： 严刑拷打不仅需要执行者，还需要情报、证据链，以及承担政治风险的官员去执行。崇祯有多少真正忠诚且敢于执行这种“激进”政策的官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士绅阶层的利益： 很多官员同时也是士绅阶层的一部分，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如果皇帝对官员下手过重，可能就会触动士绅阶层的利益，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这对于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崇祯的“无奈”和尝试：
崇祯并非不想解决财政危机，他也有过尝试，比如：
1. 加征税收： 比如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但这些税收往往由地方官员征收，层层盘剥，最后到皇帝手里的已经不多，反而激化了民怨，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2. 搜刮国库和皇室私产： 崇祯确实也这样做过，但国库早就被掏空，皇室私产也有限，杯水车薪。
3. 试图限制官员开支： 他试图裁撤冗官、削减官员俸禄，但往往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抵制，收效甚微。
4. 寄希望于募捐和节俭： 试图通过官员捐款、宫廷节俭来解决问题，效果也微乎其微。
总结来说：
崇祯缺钱，但他无法像李自成那样采取极端手段，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所处的体制以及他需要维护的统治合法性。他是一个试图在既有规则下挽救危局的皇帝，而李自成是一个要打破一切规则的革命者。崇祯如果真的对文臣严刑拷打，那他要面对的不是几千万两银子，而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崩塌、更广泛的政治动荡，甚至可能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不是没有这个“想法”，而是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本”去这样做，一旦这么做了，可能就会引发更严重的、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后果。他所面临的困境，是一个在衰败体制内，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却被体制自身的力量所束缚的悲剧。
首先，得明白崇祯和李自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身份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领袖，体制外的颠覆者。
目标明确，不顾一切： 李自成领导的是一场推翻现有政权的农民起义。他的目标就是要搞垮明朝，建立自己的新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快速、大量的资金来维持起义队伍的运转，招兵买马，购买军需，笼络人心。
没有传统道德和制度的束缚： 作为一名草莽出身的起义领袖，李自成没有背负着明朝的传统道德观、政治伦理观。他不需要考虑“君臣父子”那一套，也不需要顾忌什么“士大夫的脸面”。他视官僚为敌人，搜刮他们的财产自然是理所当然，甚至可以被视为正义的报复。
“军法”至上，工具理性： 在李自成的队伍里，军事力量是核心。为了达到军事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被接受。用严刑拷打逼供，弄钱给军队发军饷，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工具理性，为了生存和胜利，手段可以非常残酷和不择手段。他能从文官武将身上搜出几千万两，那是他在北京城里攻陷皇宫、搜刮国库和私库、再进一步搜刮官僚和富户得来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暴力洗劫。
心理优势和政治宣传： 李自成通过搜刮富人，尤其是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一部分底层民众和士兵的支持，起到一种“劫富济贫”的政治宣传效果。
崇祯皇帝：明朝的末代皇帝，体制内的维护者。
身份和职责： 崇祯是整个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肩负着维护王朝统治、国家秩序的职责。他需要通过“正规”的途径来获取财政收入，比如税收、赋役等。
政治伦理的约束： 尽管崇祯皇帝勤政，但他的行为仍然必须在大明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和道德规范内进行。他不可能随意地、大规模地、非法的去拷打和搜刮自己的臣子，尤其是文官集团。这样做，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问题，更是对整个官僚体系的颠覆，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文官集团的根深蒂固和复杂性： 大明王朝的文官集团，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拥有庞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他们掌握着行政、司法、财政等关键权力，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政治上的掣肘： 崇祯要钱，最“正常”的途径是通过内阁和六部来筹措。但文官集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阻挠、拖延、甚至否决皇帝的财政提案。他们会以“国家无钱”、“民力已竭”、“税收不公”等理由来推卸责任，或者要求皇帝削减开支、裁撤冗员，而不是主动拿出钱来。
经济上的盘根错节： 很多文官本身就是大地主、大商人，或者与这些群体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来源复杂，很多是靠着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家族谋取私利。直接去搜刮他们，就等于动了他们的“奶酪”，会引发强烈的反弹，甚至可能导致官员集体罢官、抵制。
法律和程序的障碍： 即便崇祯想严厉打击腐败，搜刮财产，也需要有“罪证”，需要走一定的法律程序（虽然在那个时代“程序正义”很模糊，但还是有基本的框架）。你不能说“我觉得你有钱，所以把你抓起来拷打”。这种行为一旦公开化，会严重破坏朝廷的威信，让所有官员都感到恐惧，反而可能导致更多人消极抵抗，甚至公开造反。
对统治合法性的顾虑： 皇帝的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仁政”、“德政”之上。如果皇帝开始大规模地、残酷地对待自己的臣子，尤其是在没有明确“罪证”的情况下，那么他的“仁君”形象就会崩塌。这会严重损害他的统治基础，让天下人对他的统治产生怀疑，这反而可能加速王朝的灭亡，而不是挽救它。
军权和文权的制衡： 大明王朝虽然崇尚文治，但也存在文官集团对武将的制约。如果皇帝为了给武将发军饷，而大肆搜刮文官，可能会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文官集团的反扑，或者武将因为皇帝手段过于激进而感到不安（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搜刮的效率和成本： 即使崇祯想模仿李自成，他能“弄到”多少钱也是个未知数。
官员的隐藏能力： 官员的财富不像农民的粮食那样显眼，他们更善于将财产隐藏起来，转移到海外，或者转化为不动产、珠宝等不易搜刮的物品。
搜刮的难度和风险： 严刑拷打不仅需要执行者，还需要情报、证据链，以及承担政治风险的官员去执行。崇祯有多少真正忠诚且敢于执行这种“激进”政策的官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士绅阶层的利益： 很多官员同时也是士绅阶层的一部分，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如果皇帝对官员下手过重，可能就会触动士绅阶层的利益，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这对于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崇祯的“无奈”和尝试：
崇祯并非不想解决财政危机，他也有过尝试，比如：
1. 加征税收： 比如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但这些税收往往由地方官员征收，层层盘剥，最后到皇帝手里的已经不多，反而激化了民怨，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2. 搜刮国库和皇室私产： 崇祯确实也这样做过，但国库早就被掏空，皇室私产也有限，杯水车薪。
3. 试图限制官员开支： 他试图裁撤冗官、削减官员俸禄，但往往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抵制，收效甚微。
4. 寄希望于募捐和节俭： 试图通过官员捐款、宫廷节俭来解决问题，效果也微乎其微。
总结来说：
崇祯缺钱，但他无法像李自成那样采取极端手段，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所处的体制以及他需要维护的统治合法性。他是一个试图在既有规则下挽救危局的皇帝，而李自成是一个要打破一切规则的革命者。崇祯如果真的对文臣严刑拷打，那他要面对的不是几千万两银子，而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崩塌、更广泛的政治动荡，甚至可能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不是没有这个“想法”，而是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本”去这样做，一旦这么做了，可能就会引发更严重的、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后果。他所面临的困境，是一个在衰败体制内，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却被体制自身的力量所束缚的悲剧。
网友意见
没意义
饷，同饟，粮也
所谓军队欠饷根本不是欠钱，而是欠粮，其实军队对于缺钱忍耐度是非常高的，明代末期几次大规模哗变都是缺粮导致的。就算崇祯能弄到几千万两银子也于事无补，因为银子是一种是交易的媒介，明朝灭亡，缺的是粮食，马匹和武器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产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国家的财富在于其国民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多寡而非金银，在不增加劳动产出的前提下增加金银的供给，并不会使国家的财富增多，仅仅能使国民以更少的劳动产品购买到更多的金银类奢侈品。
所有别天天想着抄家大臣就能救崇祯了，当时又没有美国大豆，就算有几百万两银子也没用，赶集想办法从江南搞点武器和粮食才是正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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