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杀了那么多大官，为什么朝廷还缺钱呢?
崇祯皇帝三年抱两、五年一科的皇帝选拔机制，以及严苛的官员问责制，确实让明朝后期的大臣们普遍人心惶惶，也确实有一些贪腐的大臣被处死。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朝廷缺钱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财政的困境。原因非常复杂，我们得从多个层面来剖析。
首先，要理解崇祯朝的缺钱，不能仅仅盯着官员贪腐这一块。明朝末年的财政危机，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牵扯到经济、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一、 根深蒂固的财政体制弊端：
税赋制度的僵化和不公： 明朝的税收体系到了崇祯时期已经非常陈旧。虽然有“一条鞭法”等改革试图简化税制，但其核心是农业税，并且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最大的问题在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皇族、勋贵、官僚以及寺庙手中，这些势力往往拥有免税或少税的特权。 结果就是，国家的税收负担主要压在了自耕农身上。随着人口增加，可耕种土地的边际效益下降，小农经济越来越难以支撑沉重的赋税。而那些真正拥有大量财富的特权阶层，却能有效地规避国家税收。
商业税收的不足： 尽管明朝中后期商业有所发展，但国家对商业的税收征管仍然相对薄弱。很多商业活动游离于官方税收体系之外，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和贿赂来逃避税负。同时，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直接干预和垄断，有时也会抑制商业的健康发展，间接影响了税基的扩大。
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 军队的维持是财政支出的最大头。到了明末，内忧外患，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后金（后来的清朝）的进攻，军费开支急剧膨胀。养兵成本高昂，而且由于军政腐败，很多军饷并没有真正发到士兵手中，反而被层层克扣，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却消耗了巨量的国家财政。
宦官的盘剥和侵吞： 尽管崇祯对宦官有所警惕，并试图加以限制，但宦官势力在明朝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可以通过掌控监察机构、经办国库、管理盐政、矿税等肥缺来聚敛财富，并从中侵吞国家财政收入。即使被处死的宦官，其背后往往也有庞大的利益集团。
二、 崇祯皇帝改革的局限性与反作用：
崇祯皇帝“勤政”，尤其是在处理官员问题上表现得格外严厉。他认为朝廷缺钱是因为官员贪腐，所以他大刀阔斧地清洗了一批朝臣，比如孙传庭、温体仁、杨嗣昌、卢象升、袁崇焕（虽然袁崇焕不是因为贪腐被杀，但他的被杀与财政支持的不足也有关）等。
治标不治本的清洗： 崇祯杀掉的许多大官，很多确实存在贪腐问题，或者在军事上失利被问罪。但是，他的杀戮更多是一种“以儆效尤”的手段，而非真正触及到体制的根本弊端。 就像水管堵了，你把上面的几个杂物捞出来，但如果水管本身老化、遍布暗渠，水还是会漏光。崇祯杀了几个大贪官，但并没有改变土地不均、税制不公、特权阶层逃税的事实。而且，朝中大臣们看到同僚一个个被砍头，自然更加小心翼翼，权力斗争和自保成为第一要务，而不是积极为国家财政出谋划策。
打击了专业人才和有能力的大臣： 在政治高压和严酷问责的环境下，很多有能力、有抱负的大臣因为担心犯错而不敢大展拳脚，甚至选择明哲保身。一些真正有战略眼光、能够拿出切实解决方案的人，可能也因为各种原因被卷入政治斗争而失势或被处死。比如孙传庭，他被杀后，朝廷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和财政大臣之一。
加剧了官场的恐惧和麻木： 官员们忙于揣摩圣意，害怕被安上“罪名”而丢掉性命，自然无暇顾及如何开源节流，或者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触碰那些牵涉到特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种恐惧反而让整个官僚体系更加低效和麻木。
搜刮的无效和适得其反： 崇祯后期为了筹集军费，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方法，比如试图向大地主、大商人征收“亩捐”、“商捐”，但这些措施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阻力重重，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并且常常以官僚的变相搜刮告终，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让百姓更加怨恨。例如，他重用宦官征收矿税，结果是矿税收入寥寥无几，却惹得民怨沸腾，激化了局部地区的起义。
三、 外部因素的巨大消耗：
持续的辽东战事： 明朝与后金（后来的清朝）的战争持续了几十年，这是一场消耗巨大的消耗战。即使在崇祯时期，军队的驻防、补给、奖赏，以及战败的赔偿（虽然明朝没有赔款，但军事上的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财政损失，因为需要不断投入兵力去弥补），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国家的财政。
国内农民起义的牵制： 明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遍布全国各地。镇压这些起义需要大量的军队和军饷，军队需要粮草、兵器、工资，这些都是巨大的财政开销。而且，起义的爆发也破坏了地方的生产，导致赋税收入进一步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崇祯杀了很多大官，这从某种程度上肃清了一些贪腐分子，也回应了“官逼民反”的部分声音。但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可能因为破坏了官员体系的稳定性，打击了部分有能力的大臣，使得国家在面对内外困境时更加捉襟见肘。
想象一下，就像一个人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崇祯皇帝认为是因为身上的“坏细胞”（贪官）太多了，所以他选择用手术刀（杀戮）去清除这些细胞。但如果这个人本身营养不良（财政收入不足）、器官衰竭（体制僵化），即使移除了几个坏细胞，身体也未必能恢复健康。更何况，他为了搜集“手术费”，反而可能会动用一些不当的手段，比如“刮骨疗伤”或者用一些不健康的“偏方”，这反而可能让病情加重。
因此，崇祯杀大官，确实是对官员层面的“整顿”，但对于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而言，这只是“换汤不换药”，甚至可能是“饮鸩止渴”。真正缺的钱，是被土地兼并转移走了，是被低效的税收制度漏掉了，是被长期的战争消耗掉了，是被僵化的经济体制限制住了，而不是简单地被几个贪官装进了腰包里。杀了几个贪官，只是割掉了一些“毒瘤”，但整个身体的病灶还在。
首先，要理解崇祯朝的缺钱，不能仅仅盯着官员贪腐这一块。明朝末年的财政危机，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牵扯到经济、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一、 根深蒂固的财政体制弊端：
税赋制度的僵化和不公： 明朝的税收体系到了崇祯时期已经非常陈旧。虽然有“一条鞭法”等改革试图简化税制，但其核心是农业税，并且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最大的问题在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皇族、勋贵、官僚以及寺庙手中，这些势力往往拥有免税或少税的特权。 结果就是，国家的税收负担主要压在了自耕农身上。随着人口增加，可耕种土地的边际效益下降，小农经济越来越难以支撑沉重的赋税。而那些真正拥有大量财富的特权阶层，却能有效地规避国家税收。
商业税收的不足： 尽管明朝中后期商业有所发展，但国家对商业的税收征管仍然相对薄弱。很多商业活动游离于官方税收体系之外，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和贿赂来逃避税负。同时，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直接干预和垄断，有时也会抑制商业的健康发展，间接影响了税基的扩大。
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 军队的维持是财政支出的最大头。到了明末，内忧外患，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后金（后来的清朝）的进攻，军费开支急剧膨胀。养兵成本高昂，而且由于军政腐败，很多军饷并没有真正发到士兵手中，反而被层层克扣，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却消耗了巨量的国家财政。
宦官的盘剥和侵吞： 尽管崇祯对宦官有所警惕，并试图加以限制，但宦官势力在明朝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可以通过掌控监察机构、经办国库、管理盐政、矿税等肥缺来聚敛财富，并从中侵吞国家财政收入。即使被处死的宦官，其背后往往也有庞大的利益集团。
二、 崇祯皇帝改革的局限性与反作用：
崇祯皇帝“勤政”，尤其是在处理官员问题上表现得格外严厉。他认为朝廷缺钱是因为官员贪腐，所以他大刀阔斧地清洗了一批朝臣，比如孙传庭、温体仁、杨嗣昌、卢象升、袁崇焕（虽然袁崇焕不是因为贪腐被杀，但他的被杀与财政支持的不足也有关）等。
治标不治本的清洗： 崇祯杀掉的许多大官，很多确实存在贪腐问题，或者在军事上失利被问罪。但是，他的杀戮更多是一种“以儆效尤”的手段，而非真正触及到体制的根本弊端。 就像水管堵了，你把上面的几个杂物捞出来，但如果水管本身老化、遍布暗渠，水还是会漏光。崇祯杀了几个大贪官，但并没有改变土地不均、税制不公、特权阶层逃税的事实。而且，朝中大臣们看到同僚一个个被砍头，自然更加小心翼翼，权力斗争和自保成为第一要务，而不是积极为国家财政出谋划策。
打击了专业人才和有能力的大臣： 在政治高压和严酷问责的环境下，很多有能力、有抱负的大臣因为担心犯错而不敢大展拳脚，甚至选择明哲保身。一些真正有战略眼光、能够拿出切实解决方案的人，可能也因为各种原因被卷入政治斗争而失势或被处死。比如孙传庭，他被杀后，朝廷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和财政大臣之一。
加剧了官场的恐惧和麻木： 官员们忙于揣摩圣意，害怕被安上“罪名”而丢掉性命，自然无暇顾及如何开源节流，或者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触碰那些牵涉到特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种恐惧反而让整个官僚体系更加低效和麻木。
搜刮的无效和适得其反： 崇祯后期为了筹集军费，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方法，比如试图向大地主、大商人征收“亩捐”、“商捐”，但这些措施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阻力重重，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并且常常以官僚的变相搜刮告终，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让百姓更加怨恨。例如，他重用宦官征收矿税，结果是矿税收入寥寥无几，却惹得民怨沸腾，激化了局部地区的起义。
三、 外部因素的巨大消耗：
持续的辽东战事： 明朝与后金（后来的清朝）的战争持续了几十年，这是一场消耗巨大的消耗战。即使在崇祯时期，军队的驻防、补给、奖赏，以及战败的赔偿（虽然明朝没有赔款，但军事上的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财政损失，因为需要不断投入兵力去弥补），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国家的财政。
国内农民起义的牵制： 明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遍布全国各地。镇压这些起义需要大量的军队和军饷，军队需要粮草、兵器、工资，这些都是巨大的财政开销。而且，起义的爆发也破坏了地方的生产，导致赋税收入进一步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崇祯杀了很多大官，这从某种程度上肃清了一些贪腐分子，也回应了“官逼民反”的部分声音。但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可能因为破坏了官员体系的稳定性，打击了部分有能力的大臣，使得国家在面对内外困境时更加捉襟见肘。
想象一下，就像一个人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崇祯皇帝认为是因为身上的“坏细胞”（贪官）太多了，所以他选择用手术刀（杀戮）去清除这些细胞。但如果这个人本身营养不良（财政收入不足）、器官衰竭（体制僵化），即使移除了几个坏细胞，身体也未必能恢复健康。更何况，他为了搜集“手术费”，反而可能会动用一些不当的手段，比如“刮骨疗伤”或者用一些不健康的“偏方”，这反而可能让病情加重。
因此，崇祯杀大官，确实是对官员层面的“整顿”，但对于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而言，这只是“换汤不换药”，甚至可能是“饮鸩止渴”。真正缺的钱，是被土地兼并转移走了，是被低效的税收制度漏掉了，是被长期的战争消耗掉了，是被僵化的经济体制限制住了，而不是简单地被几个贪官装进了腰包里。杀了几个贪官，只是割掉了一些“毒瘤”，但整个身体的病灶还在。
网友意见
崇祯压根不知道谁有钱。
不止崇祯，明清两朝的皇帝，都是同一个毛病，不知道谁有钱。这不是智商问题，而是认知问题。人类通常不知道自己没做过也没公开资料的领域能挣多少钱。所以，不希望有人看完这篇回答得出一个皇帝蠢的结论。
我给你举个例子，乾隆的关税税率是3.6%，一年收入400万两，也就是说，一年的贸易额是1亿两白银以上，差不多是朝廷每年收入的2倍以上。（这只是平常的对外贸易啊。号称自给自足的天朝上国。）
乾隆每年税收是5000万两，土地税是3000万两，盐税600万两。
只要他把关税提高到20%，就能收入2000万两白银，可以减免掉一半的土地税，或者不要盐税了。
20%是什么概念？同时间美国独立以后的关税就是高。
朝廷对这笔钱理论上可以达到2000万两的巨款几乎是无视状态，而满足于每年400万两。
乾隆干过一件搞笑的事，他出于统一管理的原因不想让外商在宁波交易，所以，他把税率翻了一倍，7.2%，结果外商理都不理他，还是接着交易。最后他行政取缔了那个交易地点，而长三角地区出于技术保密的原因，配合了皇帝的命令。从此之后，对外贸易就全部转到了广州十三行。
唉，明清皇帝对自己国家的富有（商人们到底能挣多少钱），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同样，对自己国民的贫困（农民到底有多苦），也是一无所知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明清时代应该重工商税而轻农税（这也是当代的税收逻辑），但是由于经验主义的原因，明清的皇帝和官僚们一直在跟农税作斗争。
从一条鞭法到三饷再到摊丁入亩，皇帝们就跟农民们过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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