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的良将甚多，为什么打不过几万清军和农民军起义?
下面我将从多个维度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 根深蒂固的体制性问题： 腐败、党争与效率低下
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是削弱其军事力量的源头活水。
1. 全方位的腐败：
军饷拖欠与克扣：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饷的及时发放和足额到位。然而，由于中饱私囊的官员和宦官层层盘剥，前线的士兵往往难以获得足额甚至足量的军饷。这导致士兵士气低落、逃兵率高、战斗力低下，甚至出现哗变。
军械落后与劣质：军需生产和供应体系同样充斥着腐败。优质的火器、铠甲、弓箭等装备往往被替换成劣质品，甚至克扣资金用于其他用途。这使得明军在装备上难以与精良的八旗兵匹敌。
官员任免失当：卖官鬻爵、裙带关系普遍存在，导致许多本应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领，却因为政治斗争和贿赂而无法获得合适的指挥权，或者被安排在不适合的岗位。
2. 严重的党争：
文官集团的掣肘：明朝文官集团势力庞大，内阁和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极其激烈。他们往往将政治斗争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为了打击异己，不惜牺牲军队的利益。例如，对某些良将的提拔会受到弹劾，对某些军事策略的推行会因为党派之争而被阻挠。
相互拆台与扯后腿：在关键时刻，为了个人或派系的政治利益，不同派系的官员甚至可能相互拆台，互相指责，使得国家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军事指挥和战略部署。
3. 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
层层审批与命令传达的滞后：庞大的官僚机构意味着任何一项决策的实施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审批流程，并且命令的传达也存在很大的时滞性。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种低效的运作方式是致命的。
监军制度的弊端：虽然监军制度是为了监督将领，但许多监军本身就是宦官或腐败官员，他们缺乏军事常识，只关心是否能从军费中获利，甚至干预正常的军事指挥，导致指挥混乱。
二、 军事战略与战术的失误
即使拥有良将，如果战略指导出现偏差，也会事倍功半。
1. “守内虚外”的战略困境：
重心南移的长期影响：明朝后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虽然南方财政更加充裕，但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重心也倾向于南方。这使得镇守北方边境的军队长期处于兵少饷缺的状态，为清军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顾此失彼的防御体系：清军和农民军同时在北方崛起，明朝军队被分散在辽东、山海关、山西、河南、湖广等多个战场，难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陷入了“疲于奔命，顾此失彼”的困境。
2. 战术上的僵化与保守：
对骑兵优势的低估：清军（尤其是早期）以其强大的骑兵闻名，机动性强，冲击力大。而明军的战术体系仍然以步兵为主，阵型僵化，缺乏有效的应对骑兵冲击的手段。
过度依赖守城：明军在与清军作战时，往往采取坚守城池的策略。虽然守城可以消耗敌军，但长期的围城战会耗尽明军的补给和士气，而且一旦城破，明军往往损失惨重。
缺乏有效的野战能力：虽然有孙传庭这样的名将能够取得野战的胜利（如陈禾子大捷），但总体而言，明军的野战能力受到装备、训练和士气的影响，难以与清军的精锐部队正面抗衡。
3. 对农民军的认识不足与策略失误：
轻视农民军的组织性和破坏力：早期，朝廷普遍轻视农民军，认为其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然而，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者的出现，农民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略眼光都有了显著提升，甚至能够与明军进行有组织的野战。
以征讨为名进行搜刮：一些地方官员在“征讨”农民军的过程中，反而利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农民军提供了更多的兵源和支持。
三、 经济的枯竭与民生的凋敝
军事力量的维持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基础，明朝末年的经济状况是其军事失败的直接诱因。
1. 连年灾荒与民生凋敝：
天灾频繁：明朝末年，气候变化导致了频繁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人祸加剧：连年的战乱、沉重的赋税（包括辽饷、剿饷、练饷等），以及官员的层层加码，使得民不聊生。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成为了农民军的兵源。
财政枯竭：经济的崩溃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而军费开支却与日俱增。朝廷连军饷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更新装备、训练军队了。
2. 赋税制度的失灵：
税负不均：土地兼并严重，而大量土地不纳税（如皇庄、勋贵田产等），导致税负主要压在普通农民身上。
苛捐杂税：为了应付军费，朝廷不断加征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的负担。
四、 将领个人的局限性与国家整体实力的衰退
虽然崇祯朝有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后期被俘，表现复杂）、袁崇焕（后期被冤杀，但前期有功）、毛文龙（早期重要，但争议较大）等优秀的将领，但他们的能力也受到国家整体实力的制约，并且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性。
1. 良将的孤军奋战：
缺乏有效支援：即使有优秀的将领，也常常因为朝廷的腐败和财政枯竭，得不到充足的粮饷、兵员和装备支援，导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被政治斗争牺牲：许多良将的命运也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例如，袁崇焕在与清军对峙的关键时期，被崇祯皇帝误信谗言而处死，这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孙传庭在取得大捷后，因缺乏粮饷而无法追击，最终在与李自成的决战中兵败身死。
2. 将领的局限性：
对时局的判断：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即使是优秀的将领也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妥协或失误。
非军事能力的不足：作为将领，还需要具备协调朝廷、争取资源、稳定军心的能力。在腐败严重的朝廷中，单纯的军事才能往往不足以弥补这些短板。
部分将领的怯战或投降：在巨大的压力和绝望面前，也有部分将领选择怯战或者最终投降，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
总结
崇祯朝拥有不少良将，他们在个人军事才能和勇武方面都表现出色，并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他们最终未能打败清军和农民军，并非仅仅是个人能力不足，而是由于：
国家体制的全面腐朽：腐败、党争、低效的官僚体系，从根本上抽空了国家的军事根基和执行力。
经济的崩溃与民生的凋敝：战争的消耗与生产的破坏，使得国家财政枯竭，无法支撑庞大的军队和有效的军事行动，也为起义提供了温床。
战略指导的失误与僵化：在面对强大的外部敌人和内部叛乱时，战略部署和战术运用未能及时调整和优化。
良将的“孤军奋战”：他们的才能被政治斗争和资源匮乏所严重制约，难以形成真正的合力。
因此，崇祯朝的悲剧，是一场系统性失败，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层面问题交织作用的最终结果。良将虽然是明朝最后的希望，但他们在腐朽的体制和枯竭的国力面前，终究难以回天。他们虽然可以赢得一场场战役，但却无法挽救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帝国。
网友意见
崇祯年间的大部分战斗的结果，都不取决于将领的个人能力，而是数学问题。否则的话，有很多问题将无法解释。比如说，为什么崇祯十一年时孙传庭吊打李自成，到了崇祯十六年反而被李自成吊打。比如说，为什么松锦大战刚开始的时候，明军奋勇进攻，打得勇猛顽强，杀伤了很多清兵，可最后的表现却是“就算是十三万头猪，清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啊！”
很多人提及明末历史的时候，往往迷信某某武将厉害，某某部队精锐，然而事实是，这些因素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并不顶用。
比如说关宁军，一直被认为是明军中的最强力量，事实上崇祯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在崇祯七年就把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调到关内。然而，祖大弼的表现虽然不差，却也并不比贺人龙、曹变蛟、左光先、马科这些陕西将领更出色。崇祯十年，祖大弼在铁锁关之战中被李自成打败，所部死伤大半。
同样一支军队，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出的战斗力是完全不同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良玉部，他手下能打的武将非常多，如张勇、徐勇、金声桓、李国英等等，但是这些人在崇祯十五年的朱仙镇战役、襄阳战役中，面对李自成无一例外地选择抱头鼠窜。可是到了南明时期，张勇在陕西镇压反清义军，消灭了很多闯军老部队。徐勇以三千人守长沙，扛住了忠贞营主力的围攻。李国英做到四川总督，在和夔东十三家的战斗中始终占着上风。金声桓当了清军之后吊打全江西的明军，反正之后又能死守南昌硬扛清军主力的围攻。那么，到底是左军的战斗力强，还是闯军的战斗力强呢？很显然，他们都强，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水平是不同的。左军的这些部队，跟着左良玉就只能抢老百姓，被李自成撵得满世界逃跑，当了清军之后，就可以和闯军正面对决，还屡屡获胜。
陕西农民军，最早的骨干有很多就是明朝边防军的逃兵。清朝的汉军，也都是原来的明军改换门庭。都是大明的兵将，在崇祯皇帝麾下不行，跑到崇德皇帝麾下就能打了。打得过崇祯十一年的李自成，却打不过崇祯十五年的李自成。不是这些兵将有问题，而是朝廷有问题。只要大明坚持不给当兵的吃饱饭这项基本原则，大明就铁定没救。
明末很多军队都军阀化了，可是在南明时期以前，谁也没发展成那种割据自雄的军阀。大明要真是有一堆张作霖、阎锡山这样的人打来打去，说不定还真有救。这样的军阀会爱惜自己的地盘，会搞建设，虽然也盘剥百姓，但是效率比大明官府不知高到哪里去。而崇祯朝的军阀们才是最大的流寇。以左良玉、贺人龙为代表的大小军阀通常没有固定的驻地，家属也往往要随军行动。流寇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流寇劫财，官兵害命，流寇如梳，官兵如篦。这些军阀所想的就只有笼络住自己的部队作为政治资本，既然无法割据，所以也根本不在乎他们经过的地区会被破坏成什么样，大肆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杀良冒功。而那些在朝堂上有势力的豪门，乃至于大明的藩王，这些官军又招惹不起，于是他们的抢劫更多地集中在了普通农民乃至中小地主身上，导致的结果就是：
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正如堵胤锡所说，老百姓本来谁也不想当贼，是官兵逼着他们做贼。李自成攻打襄阳的时候，也没有村党支部去做动员，老百姓就能组织起来帮着闯军搬运物资，冒着官军的炮火前进。其实李自成过去都没来过襄阳，老百姓压根不认识他是谁，全靠同行的衬托，因为左良玉直接搞了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于是老百姓看见有人来打左良玉，立刻就跟着反了，不管来的是谁，反正除了官军谁都行。
明军的大肆奸淫掳掠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军纪败坏，这个“军纪”不是指对老百姓好不好，而是能否令行禁止。清军也抢劫，论对百姓的残暴程度，比明军只高不低，但是清军的残暴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比如说壬午之变时，皇太极就对出征的清军强调：遇到老弱之人，不要抓捕杀害他们（老弱抓了有什么用）；不要分离别人的家庭（一家子一起抓，这样不容易逃跑）；不许破坏财物，不许糟蹋粮食（浪费可耻）；不许私自抢劫（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要扒俘虏的衣服（一件破衣服能值几个钱，把俘虏冻死了可就损失一个劳动力）。
反观明军呢？傅宗龙在项城之战败给李自成、罗汝才是因为他的部下分散到各村庄去抢粮食，在农民军来袭时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孙传庭在郏县之战败给李自成和罗汝才，是因为李自成在撤退的时候抛弃了大量财物，结果明军为争夺战利品乱作一团，这时罗汝才突然杀出，李自成也返身搏杀，官军大败。相同的计策，李自成对清军也用过，他在撤离北京的时候，在道路两旁的树木上缠了很多绫罗绸缎，想引诱清军因争夺战利品而产生混乱，但是清军的主力继续向前追击闯军，只留下一支小部队搜集战利品。到了南明时期，明军王永强部和吴三桂对决时，也因为抢马而失去秩序，被吴三桂击败。吴三桂的计策毫不稀奇，压根就是照抄《三国演义》里曹操对付文丑的手段，可是明军的组织纪律性跟不上，就算看穿了他的计策也无法破解。而闯军就不吃这方面的亏，因为闯军实行的是战利品统一分配的制度，“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连李自成本人都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所以士兵自然也不会在战场上抢夺金银财宝。
军纪败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军阀不听督抚的指挥、士兵不听军阀的指挥。比如说曾经在平定奢安之乱时立功，是农民军早期主要对手之一的邓玘所部，就因为士兵长期不能回家导致兵变，邓玘坠楼身亡。李自成攻克洛阳，靠的也是城内下级军官田虎、任继荣等人因不满欠饷断粮发动的兵变。李自成早期一度处境艰难，但是宁夏、青海的驻军因为欠饷相继兵变，连宁夏巡抚王楫都被杀了，洪承畴不得不放弃对李自成的围剿去镇压兵变。在前期，明军将领们大体上还能服从督抚的调遣，尤其是洪承畴、孙传庭这种比较有本事的大员，指挥武将还是很通畅的。但是到了崇祯后期，贺人龙、左良玉、李国奇、郑嘉栋、牛成虎、左勷等军阀都越来越无视文官的指挥，他们已经摸准了崇祯的脉，这些军阀对于军队有很强的掌控力，崇祯对于文人督抚说杀就杀，可是对于这些武将，却往往因为害怕兵变而不敢随便去动，虽然也有祖宽等一部分武将被崇祯杀掉了，但是大体上的局面依然是武将越来越跋扈。其结果就是袁崇焕能杀，祖大寿不能杀，郑崇俭能杀，贺一龙不能杀，范志完能杀，刘泽清不能杀。左良玉在襄城之战坑死三边总督汪乔年，啥事没有，朱仙镇之战中带头逃跑，葬送十八万大军，照样啥事没有，崇祯为了控制左良玉，启用侯恂督师，想靠侯恂与左良玉的私人关系去控制他，左良玉毫不在乎，明目张胆地与侯恂讨价还价。最终，这些朝廷用从百姓身上剥来的巨资供养的军队既不敢打东虏，也不敢打流寇，只敢打老百姓，把老百姓都逼成了流寇。后来孙传庭二次出山，杀掉了贺人龙、萧慎鼎等不遵号令、临阵脱逃的将领，试图整肃军纪，但是此时的明军早已病入膏肓，绝不是他一个总督能扭转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明军虽然直到崇祯上吊的前一刻都还有很强的战斗力，可是他们根本不想打仗。第一，就凭朝廷给的那仨瓜俩枣，我犯得上去拼命？第二，我就是假打、不打，朝廷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第三，军队是安身立命的本钱，我打败仗、逃跑都不要紧，只要保住了我的嫡系部队，我照样做我的将军，可如果把我的部队拼光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第四，随便找个村子屠了，钱也有了，粮食也有了，男人的脑袋拿去报功，小娘子给兄弟们分了，这日子多逍遥，为什么要打仗呢？
而当他们做了绿营之后，大清按时给你发军饷，就算有拖欠，也比明朝的情况轻得多。你要是敢临阵脱逃，后面督战的八旗兵直接砍你的脑袋。金钱、女人依然可以抢，但是要有组织、有秩序地抢，抢完之后统一分配。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当然比原来的明军强得多。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而一帅无能，有名将也没用。
咱们也别举崇祯的例子了，说个更好懂的。红军上井冈山后，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结果刚刚离开江西，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到了贵州，一场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开始重新进入中央的军事领导层。而就在做完这个决定之后，红军一转颓势，接下来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战役。
可是，在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军事领导层后，红军的主要将领没有任何变化，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等军团将领该是什么职务还是什么职务。在将领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仅仅是一个主帅的替换，就让红军绝境逢生。所以名将是否能发挥作用，重要的并不在于将领本身，而是谁来指挥和使用他们。
崇祯一朝的名将固然多，但摊上这么一个领导，就跟湘江之战前后的红军没什么区别。
本朝开国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良将？？
靠的是三湾改编--支部建到连上。靠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靠的是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
本质上讲是以文制武下的悲剧。
崇祯朝良将虽多，但是即使是明朝快灭亡，仍然没有把武将重视起来。
具体来说就是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只鸡引起的孔有德部叛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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